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

（四川）剑中


    共产革命结出的恶果，成为一些学者清算激进思潮的动力；今年恰逢五四新文化运动90周年，对五四的批判和质疑达到了一个高潮。中共靠五四起家，全盘否定五四，看你怎么“把根留住”。

    吊诡的是，当局近年来对五四的纪念日益低调，每每向纪念鲁迅诞辰120周年（2001年）的方式看齐，以被鲁迅冷嘲热讽的爱国主义为主题。“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祇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插曲，狭义的爱国主义很难涵盖一场张扬人权和个人价值的思想解放运动。

    中共从策略上考虑，为取得合法性和道义性，一度宣称自己是靠五四运动而非苏俄起家：1940年2月15日，《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论），认为五四运动“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等到1949年，北平、南京、上海相继沦陷，“大局已定”，毛泽东在7月1日的《人民日报》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开始承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经过六四大屠杀，对中共最现实的威胁莫过于可能引发民运的文化反思浪潮，学运、反右、文革等话题成为主流媒体的禁区。因而，学界“告别革命”（以李泽厚、刘再复《告别革命》为代表）也好，否定五四、鲁迅也罢，心态阴暗而矛盾的当局都能在很大的程度上予以容忍。

    1920年4月21日，陈独秀在中国公学发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的演讲，认为“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为五四所特有。不难看出，五四与70年后的六四在精神上一脉相传，这种通过街头政治撼动政府权威的策略一旦在21世纪的高校复活，辅以新一轮的启蒙运动，学潮势必风起云涌，成为中共的噩梦。

    新文化运动为五四提供了精神养料，而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浪潮直接催生了86、89学运。六四之后，中共中断文化反思，借重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神七、奥运和大阅兵来填补共产主义乌托邦破灭后留下的精神真空，传统文化更是重中之重。

    在传统里寻求精神支柱的中共，两害相权取其轻：学界批判五四，打倒鲁迅固然在某种程度上有损党和毛泽东的光辉，但有利于和谐稳定的政治大局。

    对于一个严重欠缺人权概念的老大帝国来说，专制政权喜欢披上传统文化的外衣。袁世凯、北洋军阀、中共，在文化领域无不热衷于尊孔读经、国粹、祭孔大典、“枪杆子里出政权”、国际孔子文化节、CCTV讲《论语》、孔子学院，借“克己复礼”，强调秩序、等级和权威来维持统治。

    除了文学革命、提倡人权，五四新文化对传统的冲击相当有限。中共的产生、发展和壮大，得力于1917年俄共发动的军事政变（即所谓的“十月革命”），以及其后共产国际在技术和经济上的大力扶植，与五四并无必然联系。从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的中共，在后毛泽东时代，祇希望和谐稳定地腐败下去、滥竽充数地糊弄下去。

    五四需要总结的经验教训很多。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夭折是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19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的突然中断是因为六四大屠杀，那么，今天纪念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就在于：继续启蒙，让自由、人权、宪政的理念深入人心；五四特有的“直接行动”和“牺牲精神”，不仅为六四所继承，未来建设自由的中国亦不可缺。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