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制社会中“积极的沉默”

（福建）林原


    几年前钱理群先生曾论及说话的三条底线，大意是：一、做人应说真话；二、想说真话而不能时应保持沉默；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我们难以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假话时，至少应不加害于人。在这三条底线中，沉默是一条居中的底线。钱先生所谓的“沉默”不过是在说真话与说假话之间的过渡状态，它还不是最后（或真正）的底线，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人们是可以有条件地不保持沉默而说假话的。

    看来，钱先生所称的沉默是不能说真话情况下的沉默，并且是可以向说假话“后退”的沉默。可以认为这种沉默是一种消极的沉默。但我们是否还能有更积极的沉默呢？这种沉默不是与说真话、说假话并列而言的沉默，而是与抗争、不合作相联系的沉默。


“积极的沉默”的内涵


    积极的沉默是一种“抗争的沉默”，它表示一种沉默中的抗争，一种抗争中的沉默。这种沉默的含义是：凡是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都不说（与之相对应的还有——凡是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事都不做）。这种沉默其实表达一种不迎合专制统治者的立场，一种不与专制统治者合作的立场。

    这种沉默不是一种绝对的沉默，不是遇到一切都“三缄其口”的沉默，而是一种有取向、有选择的沉默。所谓“凡是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都不说”，至少包括以下几点：不为专制统治者歌功颂德，不为专制统治者的罪恶及丑行辩护，不为专制统治者的利益而欺骗民众，不服从专制统治者的意志而批判或攻击他人，不为专制统治者献计献策，不指出专制统治者以往犯过以及正在犯的种种错误，不指出专制统治者的弱点与需要改进之处。至于其他方面的话，祇要并非直接有利于专制统治者，还是可以说的。

    这里尤其要强调上面的最后两点：不指出专制统治者以往犯过以及正在犯的种种错误，还有不指出专制统治者的弱点与需要改进之处。这两点或许会引起一些人士的争议，对此有必要进一步加以说明。有些批评专制统治者的文章指出了其过去或现在的一些失误之处，如果这类文章引起了专制统治者（包括为其出谋划策人士）的注意从而促使其改正了过去或现在的错误，进而使其专制统治更加稳固，那么该类文章祇能说起到了负面作用。祇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揭露专制统治者的错误——那就是所揭露的错误是其不愿、无法或来不及改正的。同样，如果批评专制统治者的不足与弱点的言论使其注意到并弥补了这些不足与弱点，进而使其专制统治更加有效，那么这种言论实际上也具有消极作用。祇有在下面这种情况下才可以批评专制统治者的不足与弱点——那就是所批评的不足与弱点是其不愿、无法或来不及弥补的。因此，我们所说的积极沉默包括不指出或批评专制统治者可纠正的错误及可弥补的不足。不做帮闲。

    对专制统治者以往丑行或罪恶的揭露则与之不同，因为这些丑行或罪恶是专制统治者力图掩盖、力图让民众忘记的。对这些丑行或罪恶的了解、回忆能使人们产生或保持对专制统治者的蔑视、敌视或仇视心理，因此，我们所说的积极沉默并不排除对专制统治者以往丑行或罪恶的曝光。


“积极的沉默”的性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积极的沉默是妥协性与不妥协性的结合。与高唱赞歌或出谋划策相比较，它表现出不妥协性及不合作性；与勇于揭露或敢于批判相比较，它又体现出某种妥协性或“自我保护性”。可以说，这种积极的沉默既不同于大声抗议或批评，又不同于公然献媚或效忠。

    可能有人会说：在专制社会中，沉默既可被看作沉默的抗争，又可被视为沉默的支持，这种积极的沉默如何能不被误解为一种“支持的沉默”呢？在此应该指出的是，当大多数人正在发出“奴性”的拥护声或赞美声的时候，能保持沉默就具有抗争的意义；当大多数人已经发出勇敢的谴责声或诅咒声的时候，仍保持沉默就具有支持的意味。而在专制主义者（尤其是极权主义者）的统治下，大多数时候沉默都具有抗争的意义。

    这种积极的沉默，是在沉默中表达我们不信任专制主义者，不承认专制主义制度的充分合法性。这种积极的沉默有时还带有蔑视的一面——蔑视专制主义者的权势与财富，蔑视专制主义者的伪善与自大，蔑视专制主义者的种种表演与伎俩。

    这种积极的沉默是一种坚持原则的沉默，一种保持尊严的沉默，一种不愿放弃良知的沉默。它可以看作是对不道德的统治者、不道德的统治秩序采取的道德上的自我保护。当周围充斥着种种伪善话语（诸如“紧紧团结”、“伟大旗帜”、“英明领袖”、“光荣传统”等）的时候，沉默本身就体现出一种道德——我们甚至可以把它视为一种“低限度”的道德，已经近乎道德底线的道德。

    这种积极的沉默，是在沉默中表达我们不愿意同流合污，不谋求从拥护、支持专制主义者中获取好处。这可以说是一种沉默的“隐居”状态。孟子说过：“穷则独善其身”，“穷不失义”，而这种积极的沉默在某种意义上是与孟子上述的话相通的。

    春秋时期的伍子胥在吴国临死前曾说过：“必树吾墓上以梓，令可以为器；而抉吾眼县吴东门之上，以观越寇之入灭吴也。”（《史记。伍子胥传》）我们不必像伍子胥那样因劝谏暴君而致祸，而可以选择在沉默中等待专制主义者走向它的历史结局。

    这种积极的沉默是在沉默中等待，在沉默中观察，在沉默中思索，在沉默中准备。在沉默中，我们等待专制主义统治盛衰转变的历史契机；在沉默中，我们观察专制主义统治的现况及弊端；在沉默中，我们思索专制主义统治的错误与罪行；在沉默中，我们准备着以后不再对专制主义统治保持沉默。因此，这种积极的沉默可以作为公开抗争（或抗议）的“准备阶段”或“酝酿阶段”，由此出发在特定条件下我们可以走向公开抗争的尝试。

    这种积极的沉默是有信心的沉默——相信时间是对专制主义者不利的因素；这种积极的沉默是有耐心的沉默——耐心等待专制主义者走向其历史的必然结局；这种积极的沉默是有决心的沉默——决心在条件允许时不再继续沉默。


从“积极的沉默”到“积极的不沉默”


    这种积极的沉默并完全不排除说话，相反，在一些方面沉默，在另一些方面则要说话；对一些人沉默，对另一些人则要说话：比如说服那些人也不说有利于专制主义者的话，也就是说服他们也能接受并实践这种积极的沉默。

    如果更勇敢一些，从“凡是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都不说”出发，可以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那就是凡是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都要尝试去说，凡是不利于专制主义制度延续或巩固的话都要尝试去说。这样，我们就从积极的沉默走向了积极的不沉默。

    这种尝试除需要勇气外，也需要智慧与策略。比如我们可以将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伪装成有利于专制统治者（至少专制统治者未感到对自己明显不利）的话来说——而这祇是手段，临时性、权益性的手段。《老子》中提到“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夺之，必固与之”，这种手段可以说体现了同样的精神，它并未从根本上违背积极沉默的立场。

    与凡是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都要尝试去说相对应的，还有凡是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事都要尝试去做。这里有必要指出的是：助恶就是为恶，护恶也是为恶；反恶就是行善，除恶也是行善。刘备去世前对刘禅说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因此，在我们尝试做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事情时也应勿以其小而不为，反恶、除恶也是积小而为大的。


结语


    这种积极的沉默，以及积极的不沉默，是在言论不自由的专制社会人们应该为自身确立的言行准则。它们二者可以成为我们构建专制社会道德体系的重要出发点。让我们从积极的沉默与积极的不沉默出发，从是否有利于专制统治者这一标准出发，不断反省、纠正自己的言行。

    最后要指出的是，我们可以对钱理群所谓“说话的三条底线”加以如下修改，使之对生活于专制社会中的人们更有指导意义：一、应说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二、想说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而不能时应保持沉默，并且不说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三、如果外在环境之暴虐使我们难以保持沉默而不得不说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时，至少不说对专制统治者有实质性帮助的话。在此还要补充的带有策略意义的两点是：可以设法将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伪装成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来说，为说不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可以先说（表面上）有利于专制统治者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