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金庸申请加入作协

（四川）剑中


    六四之后的大陆文坛死水一潭。曾经启蒙引领一代青年的朦胧诗和伤痕文学成为昨夜星辰。含泪劝说受害百姓的余秋雨，几为无耻的同义词。此时金庸不甘寂寞跳将出来，申请加入作协，成为舆论焦点。

    俗话说：鸟为食亡；又说，良禽择木而栖——讲的是动物除了趋炎附势、自私自利之外还有爱惜羽毛的本能。很多人不解的是：有复杂人生经历的金庸，究竟为何要加入作协这样声名狼藉的组织？

    充斥着王羡鬼、郭抄袭这等下流货色的中国作协，根本就是一个文丐、文棍、文痞之大型垃圾回收站。作协章程总则第一条开宗明义：“中国作家协会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自由精神为底蕴的作家协会居然接受一个独裁政党的领导，可见其堕落到了何种地步。德国汉学家沃尔夫冈。顾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是垃圾”的言论，确乎一针见血。

    对于自己的作品，金庸有着清醒的认识：“就是通俗小说，没有什么追求。谁要拿我的东西和《红楼梦》一类的比，对方是个女的，我又没喝酒，也就算了；如果是个男的，我又喝了酒，我一大耳把子给他扇过去。”

    稍微有点自尊心和荣誉感的大陆作家无不以作协为耻，王力雄、余开伟、黄鹤逸、李锐、胡发云、李钟琴等纷纷发表声明退出作协。

    金庸的助手、香港《明报》现任总编辑潘耀明透露金庸入作协是源于年初中国作协主动找上门发出邀请，金庸加入作协是按流程进行，并未特事特办。应该说，一个有情，一个有意，自然臭味相投，一拍即合。为江河日下的作协打气，为中共独裁背书，金庸从不甘居人后。

    金庸媚共非自今日始。

    没有接受过人权、自由、民主的系统教育的金庸，骨子里依旧是“学成文武艺，贷于帝王家”，以“上书房行走”为最高人生理想。1978年7月18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金庸的消息，经央视播出，轰动两岸三地。金庸至今引以为荣。

    1988年11月30日，因金庸身为草委会政制小组的港方负责人，本应一切从维护香港人利益出发，他不但没有做到这一点，“反而受中方的旨意，一味迎合中共的要求，不惜出卖香港人的利益以谋自己的私利”，香港岭南学院、理工学院、树仁学院的20多名学生代表，来到北角英皇道明报大门前，当众将11月25日至 27 日的《明报》的社评烧毁。

    1989年6月20日，六四大屠杀发生之后，金庸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他了解邓小平，“但完全想不到，他可以杀这许多人，”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悲观，流泪不已。

    不料，1999年3月金庸出任浙大人文学院院长；10月26日在杭州“新闻业机制改革与经营管理”研讨会上发言，以《两种社会中的新闻工作》为题刊登在当年12月上海的《新闻记者》杂志上。金庸认为：“解放军负责保卫国家人民，我们新闻工作者的首要任务，同解放军一样，也是听党和政府的指挥，团结全国人民，负责保卫国家人民。”

    媒体不是社会之公器，而是“听党和政府的指挥”——完全是法西斯的喉舌论调了。

    金庸的精明和昏聩，都有其明确目的：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如果反共能给他的报纸带来销量，就坚决反共；如果亲共反美能捞到政治和经济利益，就坚决亲共反美。如此看来，其加入作协实在不值得人们大惊小怪。

    金庸很难明白，独裁专制再强大，没有新闻自由、选举自由、组党自由及公开的政治竞争和权力制约，不过是增加了祸国殃民的能量，如纳粹德国和苏联帝国，最终难逃覆灭的命运。不改变党天下的体制，即便把在世的诺贝尔获奖作家全都拉来充门面，也无法解决作协江河日下的命运，何况区区一个金庸？


    （6月25日，中国作协网站上公布了2009年新会员名单，共408人，金庸名列其中。作协新闻发言人陈崎嵘表示非常欢迎金庸等7位港澳作家成为作协新会员，这有利于中华文学事业的发展。对于此前所传金庸入会后有可能任作协名誉副主席的消息，发言人表示金庸是否任职以后考虑。——编者附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