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宗法思想对中国之祸害

杨本华


    中国传统恶俗文化的核心就是宗法思想。历史上中国一直处于农业为经济主导地位的社会。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农耕社会中，形成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自然村落成为庶民们主要的生活环境，这样就使得自然村落排列有序的家族宗法关系必然渗透和规制到所有的社会关系之中，经过代代调整和强化，逐渐造就成一种政治文化。


宗法政治文化的五种形态


    这一宗法思想大致有五种存在形态：一曰老人主义、在家族的所有关系中，前辈至上、老大至尊天经地义，否则便是犯上做乱。老一辈在家族中执政，形成家长终身制，带到官场中就是官职终身制或以“垂帘听政”形式的实际终身制。二曰特权主义。这一政治文化的实质即是把家族的论资排辈和接职分配等不公正和不平等的行为准则推广到社会上，使得家族之长或老大在小圈子中的特权转化为官员们在国家及社会中的特权。三曰大家长制。宗法思想规定一个家族或一个家庭，大家长一言九鼎，随着“国”与“家”的融合，国家政权机构的大官小吏，一跃而成为“父母官”，他们大多打着“当官要为民作主”的幌子，实施“一言堂”，颐指气使，“一把手”说了算，尽享当官做老爷的好处。四曰血统论。宗法思想派生出来的宗法关系最讲求血统传承，在地位和财产的继承权上，硬性定制嫡庶有别和长幼有序。所谓“打天下，坐天下，一代一代传下去”，这样反映到社会的政治生活，逐步形成了各种形式的官爵职位以及特权世袭制度。这一顽固的特点，不仅是宗法思想的主轴，也是恶俗文化的源头，更是封建专制极权制度的鲜明特征。五曰关系论。宗法思想还有一个鲜明特征，就是裙带论衍生而出的关系论，也就是人情论，其中心思想是人情关系大于法律关系，亦即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并不是角色和角色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而是亲戚同乡或朋友熟人之间的感情利益关系。人与人之间如果发生矛盾或冲突，后者自然而然地压倒前者。封建宗法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恶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几千年以来不断巩固和强化，根深蒂固地深植于人们心田之中。


中国当代权贵资本主义社会


    历史的巨轮进入了21世纪，由于产生这种恶俗文化的经济基础乃至意识形态不但没有被连根拔掉，反而被改头换面，精心包装，精致文宣，以至在世界民主化洪流汹涌澎湃的当代，在中国这片礼仪之邦上愈演愈烈，到头来形成了现今中共口口声声宣讲的“中国国情特殊论”。这个所谓的“特殊国情”一经缜密分析，无外乎一是有形的地广人众，尤其是人口直逼15亿。二是封建宗法思想在积年累月的传承中，潜移默化地深入到人们的思想意识中，从而好似“非典”或“猪流感”病毒一样，经过变异，导致宗法思想由“家天下”演化为“党天下”乃至“官天下”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同时这一思维定势经过长期实践，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准政治体制改革”——由毛泽东时代的“一大二公”的“穷过渡”，也就是“马克思加秦始皇”，一跃而变成权贵资本主义社会，说到底就是在新的宗法思想指导和统治下形成了“官天下”。时至今日，中国的社会性质已是铁板钉钉——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广大民众与官僚资产阶级的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是民众的自我意识与权利意识和专制极权制度的矛盾。

    在中国的今天，由于启蒙运动和民主革命分别胎死腹中，宗法思想继续并扩散着其顽强的影响力和管制力，小布什对此有一番精到的见解。2006年4月他在欢迎胡锦涛访美的仪式上发表演说论及：“中国今天已取得的成就在于中国人享有（在经济上）购买（buy）、销售（sell）和生产（produce）的自由。下一步如果允许中国人（在政治上）也拥有集会（assemble）、言论（speak freely）和信仰（worship）的自由，那么，中国一定将取得更为辉煌的成功。”小布什洞若观火般地体认到中国问题的症结所在。


从“党天下”到“官天下”：恶性宗法政治的强化


    宗法思想对于今日中国的危害有一千条，一万条，说到根本就是两大条，一是老百姓对于国家事务的发言权在事实层面上完全是零。二是“党管干部”这一中共“干部人事制度”的核心，不折不扣地是“君君臣臣”这一宗法思想的现代变种，是一个极端典型的“霸王条款”，完完全全承袭了从秦始皇到清朝末年的“朝廷命官”制度。这种集家天下、党天下、官天下于一炉的体制，已远远超过了“朝廷命官”这个延续了2100年的封建皇权机制。其弊病首先是各级“公务员”亦即党政干部之多创下中国历史的空前记录，大致上已达20比1的比率，大约20个老百姓要养活一个“官儿”。其次是“二十四史”上的朝廷命官，需要通过“举廉孝”或科举考试产生，就是国民党的统治，还设置了考试院，大大小小的“父母官”，大体上要经过考试合格，才能“走马上任”。封建社会这一条经过考试和选拔“择优录取”的制度，是皇权专权下比较好的一种遴选官员的办法，而中共恰恰废止了这一条，将那些封建皇权中不好的或专制极权中的坏东西统统继承下来。“党管干部”第三大弊病即是几千万干部彻头彻尾地附庸于党，大大超乎于从秦至清的官员依附于朝廷的地步。历史告知人们，从公元前221年到1911年，皇权就达至县一级，县之下的乡镇村庄以族权和绅权为自治的机能。而近60年以来，中国社会“党管干部”这一硬性规制，使得恶俗文化中的“宗法主义”大为膨胀，成为储安平在1957年就斥责的“党天下”。在这一恶性宗法思想的统包下，党权占据了所有的组织形态，取代一切自发或固有的权威。在“党管干部”这一新宗法思想全面而蛮横的规制之下，党毫无悬念地凌居于法之上。中共的各级官员，上到国家主席和总理，下到乡长镇长，在“党管干部”这个现代版的宗法思想的钳制下，迄今六十年以来，林林总总的官员们无一不是“当选”，先当再“选”，也就是由党的组织部或“我说了就算”的口含天宪的党魁予以内定，然后再交由中共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或地方中共党委、人大举手通过。在这种早已形成“公序良俗”的干部“当选”制度下，宪法、选举法、组织法等等法律法规不过是虚与委蛇，做做样子，欺世盗名罢了。

    中国从夏商周到元明清，“家天下”持续了近四千年，国民党执政后即进入“党天下”的社会，中共的党天下延续了几十年，而当“领导人民闹革命”而夺取政权的三、两个“政治霸王”长逝后，中共再也没有一言九鼎的超级权威了。所谓“九常委”不过是九个小矮人，早被大众嗤之以鼻，人们从心底是看不起“隔代指定”或“青红帮”的人物。这样，“党天下”在封建宗法规律的支配下，迅速向着“官天下”过渡。“党管干部”说到底就是大干部管中干部，中干部管小干部，极少数垄断大特权的干部管大多数小有特权的干部，其实质是“三纲五常”中“君君臣臣”这个宗法思想的现代异化和变种。在这种“久而不闻其臭”的思想侵蚀下，于不知不觉中让人们习以为常地被新宗法思想的支配和洗脑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以来，“官天下”一天天完善和强化，条条块块的官员层层级级掌控了中国的政治命脉，大大小小的“公务员”时时处处支配着中国各类稀缺的资源，以至当代中国人无一不认为“世上只有当官好”，于是年轻人个个争当“公务员”，竞相追逐“官儿”这个金饭碗。在这个潮流中，卖官买官已在强劲的需求下约定俗成，形成制度，日臻成熟，其间的规则和价格目前已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这样尚且供不应求，不知有多少人削尖脑袋，正在筹款求官。

    在两千余年的皇权时代，“朕即天下”，整个国家都是皇帝的，王侯将相在“天子”的率领下，拼命维护“家天下”。中共建政之后，“家天下”变为“党天下”，国家一切事务和所有财富统统归属于“党国”。 “工农商学兵，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在这种一元化的宗法思想的 统管下，“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谁要敢于触犯它，就是“反动派”，就是“反革命”。大大小小的官员不是由选举产生，而“当选”制，委任制，中官对大官负责，小官对中官负责。官官相护，共同维护这个“官天下”。官与官之间虽然明争暗斗，尔虞我诈，相互倾轧，稳定权贵资本主义社会是他们“压倒一切”的要务，只有保证“官天下”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官员们才能维持并发展既得利益，尽享荣华富贵。

    中国的封建宗法思想经过历史长河的浸润，迄今已发展成完备的“官天下”，在完全失去公正的权贵资本主义社会的要素支配下，贪官遍地，污吏盈朝，官场一地鸡毛，殿堂一塌糊涂。为了保官和“升处”、“升局”、“升省部”，公务员们不择手段地往“圈子”里钻。当了高官财源滚滚，比什么都强！“这就是今天绝大多数官员的心里话。在此恶俗观念的下，中共的官场早已腐败不堪。中共若不正视”丧权辱民“的新宗法思想的泛滥，不改变官员遴选、提拔等政策，一意孤行，任凭”官天下“无限坐大，必定进一步祸国殃民。解决中国当今的问题需要标本兼治、多管齐下，首要的一步就是治一治新宗法思想——官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