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召开


    5月10日，“2009.北京。六四民主运动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徐友渔、莫之许、崔卫平、郝建、徐晓、周舵、梁晓燕、秦辉、郭于华、李海、刘自立、钱理群、滕彪、田晓青、王俊秀、许医农、殷玉生、张博树、张耀杰参加了会议。这天正好也是母亲节，会上全体与会者起立，向六四事件中失去孩子的天安门母亲致敬；静默3分钟，向六四遇难者致哀。研讨会的议题包括1989年六四事件真相、它的后果和意义、六四之后的社会形势、中国民主进程及前景等。

    钱理群教授说他来参加这个会议有两个动因。一是出于教师的良知，20年前许多学生为中国民主事业献出了生命，作为教师未能保护他们，一直心怀内疚，保护受难学生是教师的天职，也是北大的传统。其次是出于学者的良知。政治家可以不为六四平反，学者却必须将六四写入历史。周舵讲了他在1989年的经历，其中一些重要事件的细节引起与会者的兴趣，引发了“拒绝遗忘还是保持集体沉默”的热烈发言。徐晓向大家发问：“面对一个看起来日益强大、甚至可以影响世界格局的政权，我们能够在什么意义上坚持与坚守对抗的姿态？”崔卫平认为长时间对于六四集体保持沉默，“实际上参与了隐瞒这桩罪行，这使得我们每个人对于这件事情已经有了一定的责任。”莫之许说20年来抵抗遗忘的斗争获得了显著成果，六四日渐成为当下反对垄断权力，反对专制政体的精神资源，通过这一纽带越来越多的人走上了追求自由民主之路。李海谈到了六四如何成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他在六四之后生活、工作受到了直接影响，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刘自立以“启蒙、秩序和反革命”为题，从思想文化角度解读从五四到六四的重大变化和事件。张耀杰的论文对比了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胡适的渐进改良主张与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激进革命态度，认为六四时“假如绝食学生及时撤退的话，既给当局提供了考虑其它选项的余地，也可以消解开枪镇压的理由和藉口”。秦晖在发言中将六四与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在运动模式、结果等方面做了比较。针对六四镇压产生了中国经济大发展的说法，他认为不能从一次事件就总结出历史规律，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祇有时间的先后关系，而很难证明它们之间存在因果关系。

    研讨会多篇论文指出，六四天安门事件是当代中国史的分水岭，质疑中共统治的合法性。田晓青提出六四之前有一种借助于革命权威的合法性；六四暴力取消了有关合法性的想像。改革之道义目标被取消，党从意识形态集团转变为利益集团。徐友渔指出六四开枪性质严重，意义深远，旧有的意识形态源远流长，如果没有六四的鲜血，人们并不容易挣脱；六四事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治体制，但为中国政治体制的改变昭示了紧迫性并准备了思想条件。

    六四之后社会形势的变化发展以及对于现状的认识分析，是与会者比较集中的话题。殷玉生认为六四之后政府的意识形态基本失效，统治靠武力支持下的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几乎所有的矛盾。王俊秀说六四以后中国20年来形成了一个畸形改革的“中国模式”，形成了资本与权贵结合的新垄断阶层；2003年以后兴起了公民维权运动，《零八宪章》是公民维权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梁晓燕谈到了八九一代年轻人和今天的年轻人思想精神状态的差别。今天年轻人的精神状态呈现荒芜景象。维权律师滕彪指出，现在的维权运动是建立在八九民主运动的基础上的，现在的维权运动主要通过个案参与、网络媒体、民间联合等方式推动政治体制转型。郭于华指出，想要结束历史悲剧，惟有真实彻底地记住历史。不能指望统治集团自动放权或释放空间。郝建借用心理学中的“受迫害妄想症”（Persecution paranoia）分析这种心理状态对中国政治生活的影响，分析走出这种负面心理状态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张博树指出六四的血腥结局与当时中共最高决策者的‘敌对思维’逻辑直接有关。在这个逻辑中，真正的爱国者变成了‘颠覆者’。

    在自由讨论中，针对“以流血换取稳定”的说法以及六四镇压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大家展开了严肃的讨论。对于为开枪镇压辩护的说法，与会者均不认同，认为这样的逻辑是拿别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经济发展。（柬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