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务员是高危职业
（北京）侯杰
前不久，中科院课题组报告说：公务员是中国最辛苦、压力最大的职业。
服务过党媒又做过公务员而且至今仍在同政府各部门打交道的我，从个人体验中感觉，“辛苦”肯定言过其实，“高压”替换为“高危”似更合适。
前不久到北京市政府办事，走上那个宽大的红漆木楼梯时，忽生感慨。睹物思人，我想起了8、90年代这个楼里的那些人、那些事。黄超、王宪、百发、其炎，乃至希同，而今，诸君安在？
如果说他们出入这座楼的时候是在“天堂”，那么今天他们所处的位置应该叫“地狱”了。原因就在于他们不懂得为官是“高危”职业的道理。
当年出入这座楼的时候，他们气焰嚣张、为人张狂。而今，一整套班子被连锅端，难道还不高危吗？
看看今天出入这座楼，有着与他们同样官位的那些人的行事作风又是如何的呢？比方说新晋副市长吉林、陈刚。我觉得他们的行事作风的确可以用“谨小慎微”来形容了，我不知道年轻一代是否懂得了为官“高危”的道理，但他们“自我保护”的功夫，似乎比老一代修炼得够精。
某次参加一个会，见46岁的副市长吉林走在58岁的局长之后，局长忽有所悟，止步让吉副市长先行，吉副市长坚持要局长先行。见微知着，吉副市长谦卑得可以。
2001年，我为某开发商策划一个奥运用高尔夫球场项目。这里有两个关键的人物，一个是体育总局书记，一个是市建委主任。总局书记曾在党媒就职，是我的老上级，年愈50，工作绝对务实。建委主任与我同龄，充满活力，俩人还有一个共同特点：为人谨慎。多次邀约不赴，但承诺该办的事都办，自然，“法外施恩”的事也就无从说起。这做派，且不说希同、宝森，即便与当年黄超、王宪之霸气相比，都有天壤之别。
如果还有谁不懂得为官“高危”的道理，那么就来看看前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吧。
我曾经写过《我所认识的刘志华》，从我接触此人的一点观感，慨叹一下平民出身官员为官之仕途险恶。我体会，中科院课题组的几个小调研员们所谓的“高危”与我的慨叹大概有某种契合之处。
以刘志华矿工出身之低，仕途之顺，官位之高，居然能在一夜之间，由天上而入地狱，难道为官还不高危吗？
就其起点来说，矿工出身的的刘志华同大多数80年代大学毕业生是一样的，1982年走出大学校门，从科员干起，没有任何背景，一步步地从处长到局长，一直干到副市长，没有勤勉的肯干，没有谨小慎微的处事，甚至如果没有适时的逢迎上司都是不可能升到如此高位的，我不知道刘志华是否明白“为官高危”的道理，但他曾经低调、勤勉是毋庸置疑的。
看看刘志华的工作作风，驾桑塔纳2000（在2003年的北京属于低档次小车，而且副市长有专职司机。目前局级官员都配奥迪A系列）独自奔走于各企业，能在企业会客室静待企业负责人的到来，能为了一个事情的执行同相关人员耐心磋商而非强行命令，为官处事甚至可以说是“低调”了。
2008年，法院对刘志华腐败案做出宣判的时候，北京一个叫天通苑的社区的居民自发在网上发起对刘志华的纪念，原因是当年修建地铁五号线时，没脑子的城市规划官员把终点站定在距人口稠密社区一公里远的地方。居民发起网上呼吁运动，要求将终点站北移一公里，以方便社区居民出行。这本是一个希望渺茫的草民呼吁行动，也的确遭到市规委老爷们的不屑和冷遇，但此议案放到刘志华的案头时，刘签字了：北移。仅此一举动，已经足以让社区居民对老刘怀念一阵子了。
但是，勤勉的老刘还是出事了。究其出事的根源，我觉得就是“官场险恶”四字。低调勤勉的老刘谨慎了大半辈子，主管劳动部门时，他没出错，主管科技时他也没出错，但他不该涉足奥运工程那个是非之地，事实证明那是虎狼之穴。从接受主管奥运工程那天起，他就被一群恶狼围上了。在诸位太子爷眼里，一个平民出身的副市长也基本等于一个“屁”。从法院最终的判决看，刘志华的问题都是出在主管奥运工程之后，虽然刘志华最终是折在了女人身上，但谁都能看出背后开发商的黑手。表面看算计老刘的是摩根，其实，即便没有摩根还会有其他的什么根。没有背景的老刘，一旦各种利益摆弄不平，出事就是迟早的事。
这也印证了当今人们的一个共识：当今中国政界贪腐，不是官员个人修为、操守的问题，而是环境的问题，情势所逼，情势所迫，逼良为贪、为腐之大势，是个别人的“谨小慎微”难以抵挡的。所谓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人在江湖飘，哪能不挨刀？中国政界就是个江湖，“谨小慎微”是有没用的。
险恶的官场，谁能独善其身？且不论个人的贪欲，即便你有操守，当利益集团向你挥起“逼腐”的屠刀，你能还能“自守”吗？
高危的真正原因其实就是这个体制，看似这个制度给了官员们以贪污、腐化、玩女人的极大权力和机会，但是，一旦利益关系没处理好，等待你的就是下“地狱”，陪黄超、王宪去做伴。
制度如此，的确高危，能不出事，就是诸位官员之万幸了。
（2009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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