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殇》与1989风潮

谢选骏


    电视政论系列片《河殇》，是席卷1980年代的“文化反思热”的集成、普及、顶点和终结，《河殇》最后导向了全民运动和80年代的光荣落幕。

    维基百科上面的《河殇》条目说：“《河殇》是中国中央电视台制作的6集电视纪录片，在1988年6月16日首播，总撰稿人为苏晓康和王鲁湘，导演夏骏，但全片的主要内容最初策划者为学者谢选骏。该片播出后在中国社会引起了很大轰动，后被认为是六四事件的思想前导。《河殇》分为6集，分别为：《寻梦》、《命运》、《灵光》、《新纪元》、《忧患》和《蔚蓝色》。该片由对中华传统的黄土文明进行反思和批判入手，逐步引入对西方蔚蓝色文明的介绍，对包括‘长城’和‘龙’在内的许多长期被中国人引以为荣的事物进行了无情剖析和嘲讽，同时表达了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所谓“对西方民主文明的向往”，是因为《河殇》倡导了“从黄河到蓝海”、“从黄河文明走向航海文明”，但是日本学者对此却评论说，《河殇》体现了深刻的“中华思想”，是中华民族企图再度崛起、走向世界中心的努力——这种矛盾的两极评判，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作为《河殇》的主要参与者，由我自己来谈论“《河殇》与1989风潮”似乎是不太合适的。但是由于今天的会议给予我“《河殇》与1989风潮”这个命题，我也就可以用更为客观的立场来谈论有关问题。此外，由于我个人在六四镇压以后的20年来，受到了各个方面的长期禁锢——因此反而有幸获得了意外的机会，得以在禁锢不用中，通过冷静的旁观，进行了历史上最为漫长的思考和最为深入的研究。

    现在，经过了20年的思考和研究，请允许我运用一个比较旁观的方式，那就是串联一些左中右各派人士的相关评论，多种维度地呈现一个“《河殇》与1989风潮”的主题。我也希望通过这一方式，传播更多的知识，而不仅仅是我个人的见解。


一、《河殇》激起了全国震撼


    说《河殇》激起了全国性的震撼，并不过分，当时甚至连远离震中北京的广东，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据林傲松《<河殇>广州辩论记拾遗》说，六四惨剧的发生的前一年，政论片《河殇》在央视和各地方电视台热播，一时间，《河殇》就像一场思想风暴，几乎荡涤了全国每个角落，街头巷尾，工矿企业、机关、学校，甚至他在广州茶楼里都见到喝茶的老人，都参与了议论。他从未见到过这样为普罗大众所热心关注的现象，大脑在那段时间也异常的兴奋，只要有时间就守着电视机旁搜寻《河殇》看《河殇》，思想随着《河殇》的画面和那极思辩的旁白解说，不停的思索，思想和心灵的震撼，促使他到处找人议论，现在回想起来也颇有意思。“和我一起讨论得最多的是共青团广东省委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杂志的记者（未征得其本人的同意，不便使用真名），讨论间，我们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想到策划组织一次《河殇》广州大辩论。几番商议，我负责联络主办单位和赞助企业，他负责联系辩论队伍、辩论场地、新闻媒体等。分工既定，就各自走马灯一样在城市里奔跑。很快，得到了共青团广州市委的支持，答应出面做主办单位，同时又落实了赞助企业万宝冰箱公司，万宝冰箱还要求作为辩论的一方参加辩论。”

    林傲松承认：《河殇》在当时的确促使全民对传统文化和政治现状进行反思，并且成为一年以后学潮和民运的思想号角。假如没有《河殇》，可能就没有六四后期的大规模的民众普遍参与。当局在镇压八九民运之后，展开对《河殇》的批判，原因不在于《河殇》否定传统文化，使人们去反思传统文化（因为中共一直就是否定传统文化的急先锋），主要的是《河殇》造成的思想冲击，使人们进一步怀疑共产主义的理论和信仰、对社会主义的基础产生了动摇。在六四屠杀之后，当局对《河殇》进行批判和清算，林傲松本人也因参与组织《河殇》辩论，也成了被整肃的对象，不久就被迫离开了政府机关。

    网人“瓦斯弹”的回忆则从另外一个角度折射了《河殇》的冲击力量：“当年《河殇》很红，校团委和学生会组织播放了三次，场场爆满，看完后没人鼓掌，大家都低着头，默默地离开，也没有任何形式的讨论，甚至是睡前的恳谈会也没人提起。《河殇》的立论太震撼了，说《河殇》是‘六四’的战前思想动员并不夸张。……‘长城，我为什么还要讴歌你呢？’这句，很有冲击力。”


二、六四是最大的“河殇”


    和薪《“六四”是最大的<河殇>》一文指出：人们怀念“激情如火的1980年代”，那好像一个黄金时期，因为那时的“文化热”有如中国的文艺复兴一般席卷大地，冲毁了中国共产党苦心经营的思想壁垒，从而把启蒙的种子深深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深处。在那个激情如火的岁月里，学者们中间流行以文化传统来解读中国现实，并力图从中找出一条中国的自我拯救之路。1980年代的“文化热”在1988年的一部风靡全球华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中得到了全面的体现。直到今天，《河殇》在许多人心中，仍然占据重要位置。

    和薪认为：六四印证《河殇》，《河殇》预言六四——1988年6月，《河殇》播出；1989年6月六四发生。六四与《河殇》之间正好相隔一年，这其中是否有着因果关系，或是有着怎样的因果关系，见仁见智，众口不一，但是有关的话题却一直没有停止。因为六四与《河殇》，像是一道永恒的伤口，搁在中国人的良心上。因为六四就是最大的“河殇”。六四印证了《河殇》所言不虚，而《河殇》则预见了中国社会的陷阱，六四的爆发不过是这个“黄河文明即将死亡”的总危机一个部分罢了。结果之一，就是《河殇》作者群体全被列入全国通缉的名单，或逃亡，或被捕，无一幸免。


三、《河殇》走出了延安精神


    赵建国《历史真相：<河殇>与<走出延安精神>》指出，面对九一一事件开启的“恐怖战争时代”，健忘的世人好像淡忘了冷战和苏联帝国的垮台那一段历史。其实这相当短视。由于中共政权的存在，冷战实际上没有彻底结束，搜集了国际共产主义残余势力如越南共、高丽共、古巴共之散兵游勇的中共政权，正企图结合苏共残余势力，先掌握住俄国，再徐图恢复，如破坏国际反恐战争，施展国际阴谋等。因为说到底，国际共产主义就是国际恐怖主义的一种，支援国际恐怖主义，就是支援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因此，纪念“延安精神”的祖国苏联死亡，是很有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的。回顾是为了展望。知道了苏联所哺育的“延安精神”对中华民族的危害，也就明白了延安精神所主导的中共改革，到底能走多远，到底能不能走出它自己挖掘的致命陷阱。

    1989年在北京爆发的八九民运，虽然也有胡耀邦那样的中共体制内部的力量参与，但是六四屠城的血腥却警醒了东欧的人民，7月8月9月直到12月，1989年下半年，每个月至少有一个共产党政权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应声倒地！六四的鲜血没有白流——它汇入了消除社会专制主义的世界洪流，它必将在消除中国社会专制主义的民主运动中，警醒世人。

    赵建国认为，东欧和苏联极权统治的崩溃，是从六四屠城的坦克轰鸣中开始的。而导致六四屠城的八九民运与一年之前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的呐喊有关。《河殇》激发了整个中国争取自由的全民激情；而镇压和平抗议的“六四大屠杀事件”，激起全世界人民的愤慨，冲倒了柏林墻，触发了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无怪中共喉舌《人民日报》要宣布，“《河殇》是1989年六四反革命暴乱的蓝图”。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对中国根本不像共产党所说的是什么“悲剧”。相反，东欧和苏联阵营的土崩瓦解，解除了中国民族的心腹大患。因为苏联帝国，实际上是满清、蒙古、突厥、鲜卑、匈奴、猃狁等草原内陆霸权的继承者，苏联对中国的威胁、渗透和征服，事实证明从头到尾给中国带来的是绵延一个世纪灾难，尽管这个灾难是红色的。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其版图和“蒙古汗国联营”，正好是吻合的：从易北河到朝鲜、越南，但都无法进入西欧、日本、爪哇。


四、1989年：从天安门到柏林墙


    1989年时担任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驻欧洲记者的李。达菲尔德（Lee Richard Duffield），目前任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新闻学讲师。刚刚出版了专着：《新闻中的柏林墙——大众传媒与1989年东欧集团的崩溃》（Berlin Wall in the News： Mass Media and the Fall of the Eastern Bloc in Europe， 1989），他在其中写道：1989年6月4日，他不在天安门广场。然而几个小时以后的同一天，他在欧洲却记录了另一个共产主义国家波兰发生的革命事件：出乎人们的意料，波兰共产党在大选中被击败！而一天之前在北京发生的1989年6月4日大屠杀，则摧毁了共产主义最后的神话。在维多利亚广场的国际媒体中心，电视正在转播地球那端天安门广场上发生的事情——士兵屠杀年轻学生、坦克在人群中横冲直撞。最后证明，北京戒严以及随后发生的六四屠杀，对波兰选举结果，的确开创了欧洲共产主义阵营的末日，虽然过了一段日子人们才意识到这个事实。

    1989年6月27日，奥、匈外长洪恩和莫克剪破矗立于两国边界上的铁丝网，象征分裂的东、西欧展开统一之路。2009年6月27日匈牙利总统苏里翁表示：“6月27日是欧洲结束分裂的纪念日，我们绝对有理由齐聚一堂庆祝此日。剪断铁丝网是个直接的象征，让全世界了解，在欧洲的核心发生了这件大事。”事实上，那时铁幕已名存实亡、残破不堪，连小动物都不怕。当年的边界警察表示，为了找一段可让两国代表举行“破坏铁幕”仪式的完整铁丝网，官员可是煞费苦心，最后总算顺利拍下历史性的照片。

    天安门屠杀5个月以后，达菲尔德目睹了柏林围墻的倒塌，而天安门的阴影此前一直警告欧洲人民不要重蹈覆辙。1989年10月初，达菲尔德和几百位外国记者获准前往东德出席德意志民主共和国40周年庆典。而六四惨案元凶之一、中国副总理姚依林的到访，则预示着几分“不祥的征兆”。西方媒体开始猜测东德和其它“后斯大林政权”会试图以“天安门模式”解决问题。有充分证据显示，昂纳克下令要以“杀鸡儆猴”的方式把示威镇压下去。士兵和警察配发了实弹，情况千钧一发。东德情报机构负责人沃尔夫后来回忆说，他接到了昂纳克的书面命令：“以中国的屠杀模式解决问题。”沃尔夫说：“后果可能比北京更严重。”然而，六四的鲜血却唤醒了德国人的良心，东德政治局内很多成员决定让昂纳克下台，一些基层干部也公开要求避免发生冲突。因此，警方并没有干预莱比锡的示威。苏联也劝说东德让部队留在了营区。莱比锡事件后没多久，昂纳克便被撤职。这象征着东德一党专政的末日。人们的恐惧烟消云散：欧洲不会发生天安门事件。11月9日，柏林围墙倒下，1990年两德正式统一。柏林墻倒塌10年后，达菲尔德还访问了几十名参与报道1989年事件的旧同事。几乎所有人都表示，天安门的野蛮罪行依然清晰地印在他们的脑海中。因此，他们每次报道示威或中国和东德政府的关系时，都会提到天安门事件。


五、《河殇》显现了思想史意义


    《河殇》不仅总结了中国经验，而且推动了历史的演进，这一点甚至连左棍们也不得不承认。他们说：“《河殇》思想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实际上，《河殇》是近年所谓‘文化反思’浪潮的一个恶性产品，也是近年流行的某些文化观念具有集大成意义的一部代表作；另一方面，《河殇》还是近年流行的一系列西方意识形态经过浓缩的一个拼凑。《河殇》产生影响的社会心理背景，是中国在改革开放追求现代化过程中，面临着重大的思想困惑与理论问题。另一方面也映现了改革开放环境下，许多人们存在急于求成的思想，自卑于落后、希望一步到位即实现现代化的急躁心理。《河殇》是对中国文化价值的一个挑战。这个挑战之所以值得重视，倒并非由于它多么有力；我认为恰恰相反，是由于这部作品那种公然和大胆地主张浅薄观点的勇气。”（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在《20年时间显现了<河殇>的思想史意义》一文中，左棍何新进一步分析说：“《河殇》的推出，加剧了普通知识群体趋向于怀疑主义思路，使原本鉴别能力和批判力较弱的普通知识群体对于《河殇》基本上是照单全收。也就是说，《河殇》确实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并因此在思想领域占有了一定的‘市场’，从而使思想世界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裂缝，使原本一统的意识形态面临瓦解的危险。加之它的推出采用了当时最为先进的电视传媒形式，传播速度之快、范围之广以及由此引起的震荡，或许是当时的创作者和有关的审查部门所没有料到的。这一点，可从1989年的政治风波得到印证。而最初针对它的批判，只是来自于高层的权力和少数洞察力敏锐的知识分子。这场轩然大波表明，增强执政党对于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洞察力和免疫力尤为重要。为此，执政党把意识形态的研究与建设提到了相当的高度。在规划国家发展的‘八五’计划中，突出了哲学与社会科学的研究，‘当代哲学前沿问题研究’被定为重点课题，而意识形态研究的课题成为重中之重。由此可以看出，执政党加强意识形态研究以及取得的成果与《河殇》的推出具有一定的相关性。”

    由左棍的上述批判，可以看出《河殇》20年以来对中国官方的文化政策甚至是对民间思想界所发生的深刻影响——《河殇》引起了相当广泛的反动，但《河殇》的精神不死，融入了中国的社会演化进程。


六、《河殇》骂皇帝仍有现实意义


    《河殇》的影响是如此广泛——其超前性质的感召，不仅推动了1989风潮，而且对于后来兴起的“反动帝王戏”都有“反面作用”，这种“负负得正”、“否定之否定”的效果，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

    史式的《<河殇>骂皇帝，在今天仍有现实意义》一文指出：1988年6月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电视政论片《河殇》，更早触及了“皇帝”问题：《河殇》第一集，坐在演播室的谢选骏（时任文化哲学丛书副主编）一脸凝重，反复思考与斟酌才说出一段话：“龙神崇拜，就是让人去崇拜那种不是人的东西——龙。中国的统治者，自命为人世间最高贵的，甚至是大自然中最高贵的存在物，认为自己是龙的化身。这样，我们就在两者间找到了一个联接点：龙是自然界的横暴者，皇帝是人世间的横暴者。皇帝要把自己打扮成一种不是人的东西。”这种形式的文化反思，具有深厚的历史依据和扎实的学术基础，当谢选骏削瘦的脸庞、紧皱的眉头出现在电视上时，对电视面前的观众产生了巨大的震撼。因为1988年当时的中国，正是邓小平罢免了胡耀邦、即将罢免赵紫阳、推行“垂帘听政”的黑暗时刻。

    1994年2月，史式又在《人民政协报》上读到一篇反对皇帝戏的短评，印象深刻，他当时就想写文章响应一下。但转念一想，皇帝戏越拍越多，可能只是一时现象，反对的呼声多了，一定能够得到纠正的。但是事情的发展完全出乎史式的意料。10多年来，皇帝戏不是逐渐降温，反而急剧升温。黄金时段，屏幕上几乎是皇帝戏一统天下。几乎一打开电视机，就听到“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的山呼，看到皇帝脚下跪着的黑压压一片。由于编导的卖力，戏也逐渐升格，从故事、戏说升为历史、正剧，一部片子的投资从几百万升到几千万。一些有名的暴君，竟然被捧成盖世英雄。

    史式认为：皇帝戏的泛滥与国家民族利益背道而驰，与先进文化格格不入。担负着为现代人提供精神营养重任的屏幕应当得到净化，屏幕上的“皇帝热”应当降温，屏幕上的皇帝戏可以休矣！看来，“《河殇》骂皇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具有真正的先见之明；而更早触及了这个“政权问题”的《河殇》遭到邓小平等老人集团及其继承人等的秋后算账，更是说明皇帝的阴魂直到今天依然阴魂不散。《河殇》骂皇帝，不是海瑞骂皇帝那样批判某个皇帝，而是摧毁了整个皇帝神话、龙神崇拜、延安精神，难怪会激怒邓小平集团。

    其实，延安精神的代表作《东方红》，就是一种皇帝神话和龙神崇拜，所谓“太阳”，正是古代暴君夏桀的自称。毛泽东是不学无术还是有心作恶？竟然自命为夏桀？


七、《河殇》的三象征与三本书


    上面六个小标题，都是左中右各派集思广益的产物，并非我的一家之言。下面说几句我自己的话。

    《河殇》批判了代表中国文化的三个象征：龙、黄河心理、长城保守精神。《河殇》的这些批判，其含义众说纷纭。但是这三个象征的批判，在当时仍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这三个批判之间显然有个一脉相承的线索。这个线索在当时被认为是“民族虚无主义的”，甚至直到现在还有人认为这是“骂祖宗”、“逃避对于中共现实政治的批判”。

    由于这三个象征主要是我在《神话与民族精神——几个文化圈的比较》以及《走出黄河心理》等论着提出的，因此我自己的解释应该是最权威的。

    我想说明的是：上述“骂祖宗”、“民族虚无主义的”、“逃避对于中共现实政治的批判”等等解释，都是误解。下面我逐一作出说明。

    1、正如本文第六节所揭示的，《河殇》批判龙神崇拜，其实是在批判皇帝制度的影响、批判统治中国人意识的皇权思想。这一批判的现实意义，很快就在一年以后显示了出来：1988年《河殇》批判皇帝的非人性质，其实预言了邓小平在1989年进行的六四镇压是必然的。《河殇》骂皇帝，这是一个披翻逆鳞的动作，触怒中共是必然的。但是真理无法掩盖，史式先生后来继续了这个思路，发扬光大，写出了《皇帝是个什么东西》一书。需要说明的是，皇帝既不是具有神秘性质的天子，也不是依据习惯法进行统治的王，而是依赖外来的暴力进行征服的强暴者。特别能代表皇帝这一特质的是秦、元、清等外来征服者的霸权，因此，正如批判龙神崇拜就是批判皇帝，批判皇帝就是批判霸道而非批判王道。

    2、《河殇》批判“黄河心理”，其实是在揭露延安精神的危害：“山沟里出马列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给中国造成了普遍野蛮化的后果。“黄河走向大海”是在隐喻：延安精神需要让位给蓝海精神，这指引了中国21世纪的出路所在。现在中国的当权集团，一边批判《河殇》思想，一边执行《河殇》战略，这是可耻的剽窃行为。这也再度证明：“黄河心理”，其实是一种灾民心理；延安精神，其实是一种暴君主义。对灾民心理和暴君主义的继续揭示，后来有任不寐的《灾变论》一书。

    3、《河殇》批判“长城保守精神”，是在提请大家注意《义勇军进行曲》具有“把我们的血肉，铸成做成我们新的长城”的贱民哲学。我从很小的时候就想：我们汉人为什么这么贱？为什么倡导用自己的血肉之躯去任人宰割？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日本人那样来对付日本人？我们为什么不能像西方人那样用战略去回击殖民侵略者？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商汤那样起来推翻夏桀的暴君统治？《河殇》意识到，中国只有突破长城的限制，才能进击世界。

    中国积弱不振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接受了贱民哲学。贱民哲学就是轻视人命的哲学，贱民哲学让人屈服于龙、屈服于暴君、屈服于皇帝、屈服于长城。长城不仅会保护人，也会奴役人——1989年的六四大屠杀就是一个“《河殇》批判长城的事后证明”：是“钢铁长城”向人民举起了屠刀！

    贱民哲学不仅招致南京大屠杀，也招致天安门大屠杀。而前几年出版的《血酬定律》，探索的实际上也是“血肉长城”的“命价”问题，是六四的余波和对六四的反思。一个隐瞒天安门大屠杀的社会，没有资格纪念南京大屠杀：因为两个大屠杀的基础，都是轻视人命的贱民哲学。1989年中国政府所说的“牺牲20万人，维持20年的稳定”，不正是依据了1937年日本军阀“南京大屠杀”的同一逻辑吗？可惜到了2009年，20年的气数已经满了。现在，“维稳办”作为“维持会”能否继续维持下去，已经成为一个极大的疑问。

    最后，值得思考的一点是：在《河殇》批判的三个象征：龙、黄河心理、长城保守精神之间，有无共同之处？有无一脉相承的线索？

    答案是“有”：那就是“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对龙、对黄河心理、对长城保守精神的批判，都可以从“批判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这个角度去观察。但这一线索在1988年撰写《河殇》时，是不能明说的，否则《河殇》就会被老人政治“扼杀在萌芽状态”、胎死腹中，所以《河殇》只能发出一声叹息：“文明衰落了！”

    从公元前200年的秦始皇时代，到21世纪的军阀、僭主时代，导致文明衰落的要素，都是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而要结束个人专权的老人政治，必先结束贱民哲学的统治，这就是《河殇》的意义所在。

    我的发言完了。谢谢大家。

    （2009年6月26日，7月4日修改，纽约）

    （本文为作者在“中国的宪政民主化：民主墙—天安门—零八宪章”国际学术研讨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Constitutional Democratization in China： The Democracy Wall—— Tiananmen——Charter 08”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