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中间道路”叫好
——参加日内瓦汉藏会议随笔

（德国）田牧


    西藏问题我知之甚少，了解的也就是学生时代的那些教材知识而已。今年六月，达赖喇嘛尊者来欧洲几国访问。有西藏朋友，也有民运朋友都建议我去现场听一听达赖喇嘛尊者的演讲。见过达赖喇嘛的朋友还特别强调：“老人家特别慈祥、可亲，你会被他感染和融化的。”确实如朋友所言，我被感动了，事后还撰写了《人间莫贵于真爱——聆听达赖喇嘛演讲的感想》一文，在《欧华导报》上发表。本次日内瓦汉藏会议，我抱着学习的态度去参加，颇有一些收获。


超越历史，不是放弃历史


    达赖喇嘛尊者在会议的致辞中一再强调，大意是：“不纠葛历史，不谈独立，我们走‘中间道路’，不是领土之争，而是保护藏民族的宗教、文化、自然环境和自己的生活方式。”曹长青激动地说：达赖喇嘛和西藏同胞一退再退，他们已经没处可退了。我们汉人要有点良心，有点人性，人家连国土都不争了，却连起码的自治权利还得不到？在座的汉族朋友难道还不站出来做些道义之事吗？

    说“西藏自古是中国的领土”，把唐朝的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的“和亲”历史也拿来作为原始依据，非要一竿子捅到1300年前，我都觉得牵强。历史上欧洲各王国之间“和亲”，或者“联姻”的风俗盛行，无非只是表述了国与国之间的外交手段，或者政治联盟，抑或是搭建友谊桥梁之类。难道因为法兰西第一帝国的拿破仑。波拿巴与奥地利公主玛丽亚。刘易斯的联姻，就能说法国是奥地利的属国？难道说俄罗斯帝国亚历山大三世。亚历山德罗维奇与丹麦公主玛丽亚。费奥多萝芙娜和亲，就能说俄罗斯是丹麦的属国？

    汉民族本身的历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动乱史、分裂割据史。有文字记载的历史近3000年，其中有2600多年处在战争、分裂、割据、动乱的历史时期，那段历史岁月，大汉民族自顾都不暇，哪有余力控制吐蕃？仅凭这点我自己都难以信服“西藏自古是中国领土的历史真实”。至于明清时期汉藏关系如何，完全可以从史册记载上考察、查证。

    陈破空在小组发言中将汉藏历史发展作了一次梳理，听来也令人信服。达赖喇嘛尊者提出超越历史的建议，是出于汉藏的现实政治状况，出于维护汉藏人民和平友谊的未来发展。但是作为汉藏民族的历史记录，作为人类史学的研究，还必须客观地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


中间道路，赢得时间和空间


    日内瓦汉藏会议的争执和辩论自始至终围绕着“独立”还是“中间道路”、“自决权”还是“自治权”展开。

    提出西藏人民有“自决权”，可以“独立”，无疑是正确的，毋容置疑。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第一部分第一款就是：“所有人民都有自决权。他们凭这种权利自由决定他们的政治地位，并自由谋求他们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第三款是：“本公约缔约各国，包括那些负责管理非自治领土和托管领土的国家，应在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的条件下，促进自决权的实现，并尊重这种权利。”

    但是本次汉藏会议的主题是寻找“共同点”，所以我们首先要尊重和相信达赖喇嘛尊者的智慧，要支持和信任西藏流亡政府的政治抉择，这是他们经过了50年的努力得出的结论。

    仔细、冷静地思考一下，我觉得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确实有其积极意义。从理想和原则退到汉藏的现实状况。一是寻求汉藏人民的公约数和共同点。要使汉藏人民都认知和理解这些基本原则和历史史实，需要一个长期解释和宣传的过程。漫长的50年过去了，与其无效地空喊，不如寻求汉藏人民的基本共识，走“中间道路”。二是在国际政治大环境中赢得空间，赢得时间。现实状况正像胡平指出的：一提“独立”和“自决权”，“美国总统、德国总理还会和他会见吗？达赖喇嘛还能如此频繁地到西方国家有效地在国际讲坛上发声吗？” “中间道路”至少赢得了国际大环境，并逐步赢得汉族人民的理解，赢得瞬息流逝的时间。

    这个世界总是在种种矛盾交织中让我们为难，它没有平坦之途，前方的旅程总是曲折和颠簸，但人们还得朝前走啊！对付共产党的独裁制度，以及应对这个充溢着金钱臭味的世界，需要达赖喇嘛尊者的智慧。我不知道旁人如何思量和判断，我觉得我自己应该尊重和相信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流亡政府思维和决策。


汉藏关系，需要人民共同维护


    对于汉藏关系的处理，以我个人的认识，高度“自治权”，有联合国宪章为依据；履行“自决权”，有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为依据，怎么都可以。依据人类文明的发展趋势来说，人种、族群、区域、疆界的概念将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世界大同和人类共存。我生活在欧洲大陆20年了，颇有体会……

    小小的瑞士国，有国而无自己的语言，不到700万人口，却以德语、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罗曼语等为官方语言。镶嵌在瑞士和奥地利北端的袖珍国列支敦士登，东西宽仅8公里，南北长20公里，也就相当于我所居住的德国小镇所辖区域，而人口仅是我们小镇的一半，2.7万人，也使用德语。在欧洲生活，孩子的语言学习压力通常较重，我女儿11岁，已经是德语、英语、法语三种语言平头推进，再过一年，还得增加一门语言拉丁语，或者是西班牙语、意大利语。也该如是，不则好容易学习了几年的语言，一踩油门，却进入了邻国境内，又变成了哑巴。

    欧洲的边界门户洞开，这次会前陪盛雪、严明沿途旅游，穿越了卢森堡、德国和瑞士几国。记得2004年胡平来欧洲，我开车送他去德国的亚琛坐火车去巴黎，一路聊天，一不留意，却已经跨越了荷兰、比利时两国边境，进入了比利时。欧洲一些国家同样有许多民族，譬如：瑞士生活着约70%的日耳曼人，列支敦士登也有约63%的日耳曼人，从没见他们闹着要回家。

    所以，这些对于海外民运朋友来说，身临其境，耳濡目染，已经渗入我们的骨髓、思想。尽管会议还有争执和辩论，但与会的大多数朋友从大局着眼，认识到：假如“会议共识”只是写给我们自己，或者写给西藏流亡政府的，仅作为我们这些人在对待汉藏关系的内部约定，怎么写都有其道理，体现了与会者自己的观点和认知。但是“会议共识”公告天下，是写给天下华人看的，去影响和带动社会对汉藏关系的基本认识，就应该考虑到天下华裔的认知和情感，要争取赢得汉藏人民的民心、民意和民情。北宋的苏轼也说过：“天下之乱，出于下情之通塞。”所以明白人不光自己要明白，还得带动和影响周边的人明白，这才是真正的明白人。

    “大会共识”在这样的基础上诞生。大会最终采纳费良勇提出“将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写入共识”，并按照杨建利的意见，将“民族自决权”改为“民族自治权”。大会是在绝对多数的情况下通过了“大会共识”。

    我是举手赞成“大会共识”的，今后也会在汉藏关系上遵循此“大会共识”的内容行事。


海外民运，是否从达赖喇嘛智慧中得到启迪


    今年的六四网络纪念大会上有位国内朋友提出一个期望，他的大意是：从事民主运动，要贴近和认知国内百姓的生活，不在于口号，不在于激情，要让百姓了解政治制度改革的益处，其方针、策略要符合百姓的利益，与百姓的切身利益挂钩，民运组织要努力成为老百姓的代言人。我觉得这些话是有道理的，民运朋友不能过于个性化、理想化，沉湎于“自娱自乐”之中。

    打个比方：日内瓦会议结束，一拨人驾车去德国的慕尼黑，朋友们来自世界各国，路途不熟。而我来自德国，自然我驾车在前领路，朋友们驾车随后。可一上高速公路，大道宽阔，我的感觉来了，一踩油门，嗖……窜出去，没多久跑得无影无踪了。后面的车队该如何想，如何说？“这家伙，不知跑到哪去了？”失去了导航，朋友们只能慢慢磨蹭了。所以这已经不是“说”的问题，而是“挨骂”的问题了。这些年为什么海外民运老挨骂呢？是否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达赖喇嘛尊者高瞻远瞩，从理想和原则退到汉藏的现实状况，提出了“中间道路”的新思维，寻求汉藏人民的公约数和共同点。这些思维是否也能给我们海外民运带来新的启迪？海外民运陶醉于理想境界，总拿原则和理想作标尺，让民众难免有云里雾里的感觉。是否应该回到现实中，脚踏实地，从实际出发，提出新的思维和策略？

    有德国某大学的华裔教授问我：“你相信达赖喇嘛的话吗？”我直言相告：“我相信，因为他是宗教领袖，他不会亵渎圣灵，不会违背佛教的教义。”很简单的道理，梵蒂冈罗马教宗本笃在世界各地演讲布道，我们也会这样去怀疑和猜忌他吗？

    我敬仰达赖喇嘛尊者，我相信他的智慧，相信他的“中间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