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樟柯为何退出墨尔本电影节

（四川）剑中


    由于第58届墨尔本国际电影节的负责人拒绝了中共驻墨尔本领事馆的要求，允许反映世维会主席热比娅生平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参展，贾樟柯等大陆导演决定退出电影节，声称“和热比娅同时出现在充满政治意味的墨尔本影展上，于我们的个人感情和行为底线是不能接受的，是不合适的”。


膝盖向权力弯曲


    中共栽赃世维会是乌鲁木齐流血事件幕后煽动者，不过是嫁祸于人的习惯作法。这些导演拿热比娅说事，是膝盖向权力的弯曲。墨尔本国际电影节如果向中共的压力屈服，无疑将是一桩国际丑闻。贾樟柯的退出，是奉旨行事还是主动向当局献媚，已无关大局。可以肯定的是，继张艺谋之后，贾樟柯成为又一个被当局招安的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陆导演。

    在生存的压力面前，生命和艺术的尊严是多么奢侈！

    1998年，贾樟柯的《小武》令世人眼前一亮，被誉为“亚洲电影闪电般耀眼的希望之光”；随着《任逍遥》、《站台》的推出，贾樟柯几乎成为大陆独立电影的代名词。所谓独立或地下电影，通常指的是那些被当局封杀的电影，哪怕在国际上获奖无数、好评如潮亦无缘大陆院线，只能通过影碟、网络流传，如田壮壮的《蓝风筝》、姜文的《鬼子来了》、李杨的《盲井》。

    每个大陆导演都面临一种困境：不出卖艺术良知，可能就意味着影片被禁。一部大陆电影是否值得一看，能否通过当局的审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参考标准。由于合法性（民选）资源稀缺，貌似强大的中共，实际上与任何独裁政党一样虚弱不堪，极端恐惧来自意识形态领域的挑战。

    就艺术格局而言，《小武》、《任逍遥》、《站台》走的是意大利新现实主义之路，谈不上有何创新；但其真诚、坦率是大陆电影非常罕见的一种气质，镜头聚焦于那些被蔑视、被侮辱、被损害的人们，充满人文关怀，非大陆汗牛充栋的假、大、空电影可比。这些直面社会现实的电影当然不可能通过当局的审查。


独裁统治摧残创造力


    与张艺谋类似的是，在获得一定的国际声誉之后，贾樟柯决定向当局妥协。2004年，《世界》成为贾樟柯第一部在大陆获得公映的剧情长片，无关痛痒、避免触及社会的阴暗面是这个片子的最大特点，成为贾樟柯艺术创作的分水岭。

    六四大屠杀之后，中共对知识精英采取“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为我所用者，给予足够的话语权，金钱和荣誉垂手可得；否则，就会受到打压或被边缘化。贾樟柯的人生履历堪称这一政策的最佳注脚。

    2006年，贾樟柯的《三峡好人》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在大陆公映。这部影片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西方的好奇心，同时它小心翼翼地不去冒犯当局。你休想从这个电影里看到三峡工程给生态带来的巨大破坏，以及原住民背井离乡的苦难。威尼斯电影节似乎是在向贾樟柯的过去致敬。

    大陆沦陷60年，既未培养出一个大师，也没有一项新兴科技的重大发明和发现（杂交水稻是传统农业领域，且独此一项），绝非偶然现象。贾樟柯这样具有潜力的艺术家，被收拾得老气横秋，为当局背书，从另一个侧面表明：独裁统治对人的自由心灵的摧残和腐蚀，极大地抑制、束缚了人的创造力。

    1993年，田壮壮的《蓝风筝》荣获第6届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最佳女演员奖，大陆电影代表团退出电影节以示抗议；1999年4月，戛纳电影节主席雅哥布公开批评张艺谋的《一个都不能少》和《我的父亲母亲》“明显在替政府宣传”，张艺谋恼羞成怒，愤然退出当年的戛纳电影节。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如果不是“明显在替政府宣传”，张艺谋怎会拍摄无耻地歌颂暴君和独裁的《英雄》？贾樟柯近年来的作品又怎能不愁投资，在大陆院线畅通无阻？这正应验了北岛的诗句：“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