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和台湾

于大海

    1991年《中国之春》出满100期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作纪念。（见《中国之春》1991年9月号。）现在，值《北京之春》出满200期，我再写此文作纪念。《北京之春》从1993年创刊到2001年，主要的经费支持来自台湾。2001年后，主要的经费支持来自美国。本来，在一个正常社会里，像《北京之春》这样的严肃的政论刊物，是很容易在本土上站住脚的，无须谁来特别支持。像本刊主编胡平这样的思想家，光靠版税就能维持起一份甚至多份刊物。可惜的是，《北京之春》从诞生之日起，就成了中共专制政权的眼中钉、肉中刺。不但我们的杂志被定性为“反动刊物”，无法在国内发行，我们在国内的作者、读者也时常遭到骚扰甚至关押。中共的用心很清楚。你们在海外呼吁民主、人权，我一时没法禁止。但我可以切割你们与国内的联系，把你们孤立起来，让你们摸不到中国社会的脉搏，使你们边缘化。中共的做法很无理，却并非无效。近年来，《北京之春》乃至整个海外民运，确实遭遇到重重困难。

    但我们依然决心坚守阵地。为什么呢？首先，我们坚信民主事业的正义性。中国人这30余年里对民主的追求，始于对“文革”浩劫的反思。我们许多人早就看到，为了防止当权者肆意妄为，中国需要在政治上实行全面的民主改革。中共权贵近年里对国家财产肆无忌惮的掠夺，进一步说明了民主改革的必要性。民主决不是几个人的臆想，而是潜在的主流思想。我还记得1980年北大竞选活动中胡平、王军涛、张炜等人慷慨激昂的演说，记得北大同学的热烈反响，也记得韩天石、马石江等北大党委负责人为保护学生作出的不懈努力。那时，民主在北大无疑是主流思想。参加过八九民运的朋友，一定也有类似的、更深刻的感受。其次，民运的存在，多少能对中共有所牵制，使之在行事时有所收敛。记得80年代中期我和一批朋友发起中国留美经济学会时，尽管我们一直强调学会的独立性，使领馆对我们仍是有求必应。我们当时就意识到，使领馆的友善态度，是与“受台湾豢养”的《中国之春》分不开的。由于有《中国之春》的存在，留美经济学会才能在海外的生态平衡中享有主动地位。就像鲁迅在《无声的中国》中所说的：“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会来调和，愿意开窗了”。今天的《北京之春》也和当年的《中国之春》一样，在给许多人提供着掩护。不过，无论《中国之春》还是《北京之春》，都仅仅主张开个大窗，并没要去拆屋顶。

    由此我又想到了台湾。国民党在台湾也搞过专制。但与毛泽东时代的大陆相比，蒋介石时代的台湾要进步多了。在经济上，台湾一直允许、鼓励民营企业的发展。台湾的土改，是用和平手段循序完成的，没搞残杀，也没搞导致大饥荒的集体化。在文化上，台湾一直坚持兼容并蓄、中西并重，没搞批孔、破四旧，也没搞“清除精神污染”。在政治上，台湾也早在50年代就开放了基层公职的竞选。近年来台湾政治上的全面开放，是国民党长期传承之理论和实践的逻辑归属。虽然造成一些震荡，却也确定了民意至上、选票至上的原则，帮助台湾化解了族群矛盾。总的来说，台湾自身的发展是相当成功的。正是因为看到了台湾的进步，我们才一直很乐于接受台湾的支持。

    台湾对大陆的影响又如何呢？蒋介石几十年里念念不忘“反攻大陆”。虽然精神可嘉，冷酷的现实却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对大陆的直接影响力逐渐削弱了。记得90年代初访问台湾时，我曾聆听一些国民党人士讲述光复大陆的规划设计。这些人士对大陆没什么了解，他们的设计当然也没什么价值。但台湾对大陆的间接影响是巨大的。台湾60、70年代经济的高速发展，给大陆造成了压力，是促成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因素。台湾以出口为重心的发展模式，给大陆提供了借鉴。台湾企业和资金的流入，也为大陆经济送去了及时雨。作为经济发展的受益者，大陆人应当庆幸台湾当年没有被“解放”。大陆人也该认识到，回过头来学台湾的实践，证明毛泽东的共产革命实际是一通瞎折腾，其后果是使大陆的经济发展耽误了数十年。台湾的两党政治对八九民运起到了一定推动作用。但由于统独之争的牵制，台湾在政治上对大陆的影响是很有限的。结果就是，台湾帮大陆养得膀大腰圆，却未能在心智上开化大陆的统治者。膀大腰圆算是一种进步，在促成这一进步方面，台湾是成功的。但心智的开化也很重要，而台湾在这方面的成绩就不理想了。今天我们在海外，也该象国民党早年在台湾一样，“勿忘在莒”，以推动大陆的进步，尤其是推动大陆的民主化为己任。但我们要比国民党更能自我量力，要甘愿充当国内民运和维权运动的配角，扬长避短，着力于促进国人思想的解放。在今后的岁月里，如果《北京之春》以及整个民运能和台湾以及西方各国一道，直接或间接地帮助大陆扫除智障，促使大陆接受民主理念，那么，我们大家就都可以心满意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