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晓波的交往（上）

胡　平

    我和晓波有二十一年的交情。1989年三月，刘晓波以访问学者的身份来到纽约，记得是诗人贝岭把他领到我家的，后来他动身回国也是从我家离开的……

　

（一）

    9月21日，我在网上读到哈维尔等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请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立即转发给刘霞，并附言：“尽快告诉晓波。”接下来，我又参与了苏晓康和张祖桦发起的致诺贝尔委员会的签名信。以后每一天，我都密切关注此事的发展，把读到的每一件好消息都转告给刘霞。我想，无论得奖不得奖，这些好消息总会给晓波和刘霞带来喜悦和欣慰。到了9月27日，媒体上发表了挪威诺贝尔研究所所长龙德斯塔的讲话，我顿时预感到：这次诺贝尔奖是晓波的了。？

    我的推理很简单：龙德斯塔透露，中国副外长傅莹在今年6月访问奥斯陆期间对他说，如果把诺贝尔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将会损害挪威和中国的关系。中国政府这么做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意外。它一向是这么做的。意味深长的是，由于这次中国政府施压是私下进行的，挪威方面本来不需要公开讲出来。但是龙德斯塔却主动讲出来了，这样，假如到头来挪威诺奖委员会没有把和平奖颁给刘晓波，岂不会使外界责怪挪威诺奖委员会屈服于中国政府的压力？而诺奖委员会显然不愿意外界产生这种印象，所以我推测，诺奖委员会已经做出了颁奖给刘晓波的决定。

    我把我的判断告诉刘霞，请她做准备应对即将蜂拥而至的记者，发表感言。刘霞虽然觉得我的判断有道理，但依然无法相信。此后，估计还有不少人也告诉刘霞晓波这次会得奖，刘霞也慢慢相信了，只不过她总是“进入不了状况”。这也难怪，多少年了，我们生活在失望之中，用刘霞的话——“只是想坏事发生，从来没想过美事。”我们已经习惯于失望，在失望中继续坚持。我不禁想，古今中外，那种“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境界，大概很多就是这样，在长期的逆境中磨出来的吧。

    除了告知刘霞，我也通知了纽约的朋友和媒体，10月8日下午举行庆祝会。随着时间的临近，情况越来越明朗。到了10月7日晚间，我以为已经毫无悬念，于是按时就寝，不打算熬夜等待那宣布的一刻。殊不知一觉醒来，看一眼闹钟，正是4点54分，赶快披衣而起，打开电脑上推特，美东时间5点整，挪威诺贝尔委员会宣布刘晓波获奖。推特上一片欢腾。我浏览了一番，然后上床，舒舒服服地睡了一个回笼觉。

　

（二）

    我和晓波是老朋友。我们的交情已经有二十一年。

    早先在国内时（我是87年月离开中国到美国的），晓波作为文学界的黑马，已经暂露头角，不过那时我们没见过面。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是在纽约。那是在89年3月，晓波结束了在夏威夷大学的讲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做访问学者。记得是诗人贝岭把他领到我家来的。在纽约期间，晓波有好些天是住在我家里，后来动身回国也是从我家离开的。

    那时，我担任中国民联主席兼《中国之春》主编，由此之故，晓波也就走入了海外民运。其实，还在晓波到纽约之前，《中国之春》杂志就刊登了他的一篇长文“启蒙的悲剧——五四运动批判”，署名黑马，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刘晓波。在那段时间，常有国内的学者、作家之类到美国，到纽约，其中不少人和我通电话，或登门拜访，或约见聊天。很多人不避讳和我打交道，但很注意和民运组织和公开的民运活动保持距离。晓波不然，晓波不但和我成了朋友，而且直接参与我们的活动。晓波对组织运作兴趣不大，但对杂志很有兴趣，一度决意加盟《中国之春》。我当然很高兴。于是晓波就走马上任，天天到编辑部来，四处打电话组稿约稿。只是还没等他主编的那一期杂志发排，他就飞回北京参加天安门运动了。

    说来也有趣，晓波虽然在《中国之春》上了两个礼拜的班，然而他在《中国之春》的职位却始终没有确定。因为在当时，《中国之春》是中国民联的机关刊物，晓波想做主编，但主编的职务不是我当主席的一个人就可以决定的，还需要民联的联委会同意。晓波曾提议把《中国之春》杂志和中国民联组织分开，或者是让民联给他正式发一个聘书并公证，免得民联一换届改选就必须重新任命主编。这都不是一时半会就能解决的，而还没等这些问题解决，晓波就飞回北京了。

    4月15日，胡耀邦去世。起初，晓波的反应并不强烈。这应和他的民间立场有关。随后，报纸上发表了大量为胡耀邦歌功颂德的文章，晓波有些不以为然。他一连写下三篇长文“胡耀邦逝世现象评论”，在肯定胡耀邦这类党内开明派的同时，指出其局限性。晓波认为，胡能做很多好事，那是因为他拥有巨大的特权。要论进步性，民主墙人士要远远超过胡耀邦这类党内开明派。晓波还指出，作为政治家，胡在胆识和策略上均有不足；他把胡耀邦称作悲剧英雄。他强调“要抛弃寻找开明君主的改革模式，而尝试着走一条从制度上改造中国的道路”。他说：“如果大陆的大学生们和那些追求民主的知识分子们，能在公开支持党内开明派的同时，也公开支持魏京生等人和海外的《中国之春》，肯定会加快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在这组系列文章中，晓波还明确提出了中国民主化的目标与程序问题，提出要多关注民主的方法和程序。

    一方面，晓波以知识分子的批判眼光，对悼胡中表现出来的对党内开明派的一味颂扬以及由此流露出的盼青天盼开明君主的思想进行了尖锐的分析与批评；另一方面，他又以他的政治敏感，意识到从悼胡发展到民运的可能性。在4月18日，晓波和我、于大海、陈军、江河、贝岭、房志远、李少民、吴牟人与曹长青等共同发表“改革建言”，向中共当局提出五项要求。22日，晓波和我们又一道发表了“致中国大学生的公开信”，建议大学生们巩固这次运动中已经建立起来的组织联系，出版自己的刊物，加强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保持与政府和学校方面的对话，努力落实校园自由。这封公开信和那份改革建言都通过北京的朋友转交给大学生，并在北大三角地等处张贴。那时候，国内有电话的人极少。我们费了很大劲才和方励之通了一次话。

    北京学运如火如荼，晓波越来越坐不住了。他提出要回国参加运动。有人担心，因为晓波在海外和“反动组织”打得火热，会不会一回去就给抓起来。我认为不会，晓波也认为不会。于是，我们替晓波买了机票，4月26日乘飞机返回中国。临动身前，时任《时报周刊》总编辑的杜念中先生（现在是台湾《苹果日报》总编辑）开车赶到我家，送给晓波两套非暴力政治学专家基恩。夏普的著作。晓波登机后，我们赶忙打电话给北京的朋友，请他们找车去机场接晓波，万一晓波被抓尽快告诉我们。

　

（三）

    晓波在纽约的时间不算长，但是他参加了很多活动，结交了很多朋友。有几件事值得一谈。

    晓波曾经提议开一个“刘宾雁现象”讨论会。此前他已经发表过文章批评当代中国知识分子，其中之一就是刘宾雁。晓波认为刘宾雁倡导的“第二种忠诚”实际上是古代屈原式的愚忠；因为刘宾雁的这种思想影响很大，所以要当作一种现象专门分析批评。宾雁闻讯，似乎有些不快，打电话问我。不过紧接着就是胡耀邦去世，学运爆发，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其实，晓波对宾雁的人品还是很尊重的，他只是认为宾雁的思想有局限性。等后来离开纽约回中国时，他还特地叮嘱我向宾雁致意。

    和晓波初次接触，我就感到他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么骄狂自负。且不说一提起西方的大师，他总是望洋兴叹；难得的是，他对民主墙一代也抱着高度的敬意。晓波感觉很敏锐，他根据自己在西方几个月来的体会与观察，发现，不少来自大陆的学人或作家，由于感到自己在西方不受重视，心生怨恨，转而从原先的亲西方变成了反西方。晓波自己也发现自己还是太中国，无法真正西化。与此同时，他也对西方文明有不少批评，但是他依然坚持认为在基本价值和制度上西方的优越性。这就使得他和那些后来被称之为新左派的人大相径庭。

    晓波这次出国，第一站是挪威。不知怎么搞的，他很快就和东道主，奥斯陆大学的杜博妮女士产生了摩擦，不欢而散。其后不久，他还写了文章，对许多西方汉学家提出严厉的批评，其中特别讲到“土千里马”（中国文化名人）和“洋伯乐”（西方的中国问题专家）之间的不正常关系：一方面，“洋伯乐”对“土千里马”有一种占有欲；另一方面，很多“土千里马”则依附于“洋伯乐”，靠着迎合“洋伯乐”而获得出国机会以及博取国际声誉。这种批评有多准确姑置不论。我现在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明另外的问题。现在，当局为了抹黑刘晓波，竭力把他说成是对西方人讨好迎合，以便挟洋自重。然而从上面提到的事情和文章来看，晓波显然不是这样的。？

　

（四）

    4月27日，晓波安全抵达北京。他立刻投入学运，并且很快就进入学运的核心。按照事先的约定，他通过陈军家的电话和我们联系。每到约定的时间，我们就聚集在陈军家里，听晓波讲述最新动态，彼此就形势和民运的走向与策略交换看法出主意。有时候，我们还把那些我们认为重要的信息发给媒体。

    到了5月下旬，国内的形势日渐紧张，晓波和我们的联系中断了。6月2日，我们从媒体上得知，晓波与周舵、高新以及来自台湾的侯德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接力绝食；当天，陈军打电话找到晓波，对他做了一次采访；然后我们把采访翻成英文交给英文媒体发表。两天后，六四血案发生；又过两天，6月6日，晓波被抓。6月24日，《北京日报》发表署名王昭的长篇文章，题目是“抓住刘晓波的黑手”。文章给晓波扣上大量罪名，其中多次提到他和我们的交往，提到我们共同发表的改革建言和致大学生公开信；文章把晓波回国说成是“接受中国民联的派遣”；文章还特地提到6月2日那次采访，说刘晓波讲过“必须在人民之中组织武装部队”。文章写道：“如果善良的好心人对他们要组织反革命暴乱还有怀疑的话，那就请听一听这段‘对谈’吧。”

    读到这篇文章，我们都很紧张。不少人都担心晓波会被当局判处死刑。我们赶快发表声明，说刘晓波并非中国民联成员，他回国并非接受中国民联派遣。我们强调，晓波始终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在6月2日那场对谈中，他本来讲的是在人民之中“组织力量”，翻成英文时我们把“力量”译成forces，应是别人在翻回中文时把它误译成“武装力量”。我们在那一期《中国之春》杂志的封面放上刘晓波的头像，紧急呼吁各界关注他的命运。晓波被捕也引起国际社会的重视。在这一年的7月，挪威知识界一批名人向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提出“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的建议”。

    接下来，在9月，晓波在官方电视台接受采访，说他在天安门广场没见到有人被打死。1991年1月，官方宣布，刘晓波犯有反革命宣传煽动罪，但因有“重大立功表现”（指在六三之夜与戒严部队谈判组织学生撤离广场）和“确有悔罪表现”（指其在狱中写“悔罪书”），“免于刑事处分”。我们都松了口气。也有人对晓波表示失望，因为他们先前认定刘晓波是伟大的八九民运中“最勇敢的知识分子”。不过我没有见到有什么人公开谴责。倒是后来他写了《末日幸存者的自白》一书和“我们被我们的‘正义’击倒”一文，引起了不少人的非议。

    （未完待续）

    说明：本文的部分内容已发表在2010年11月号《开放》杂志。这里发表的是全文。本文的下部分将于下期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