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博上访到校园血案

（山东）牟传珩

    仅1月29日一天，就有近700上海访民在国务院法制办申诉。但是，等待他们的却是被押回去软禁、拘留、关黑监狱和劳教。自2009年下半年开始，上访维权人士赵满根、单妙法、吕龙珍（女）、邬玉萍（女）等4人分别被劳教教养一年至1年半；2010年至今，童国菁、毛恒凤（女）、陈启勇、李惠芳（女）、魏勤（女）、陈建芳（女）等6人分别被劳教一年至一年半。据维权网信息员初步调查了解，在不足半年的时间里，上海被劳教的上访维权人士有10人之多，其中还不包括被拘留、软禁和监控的维权人士。上海当局还曾在拆迁区发布通告，警告居民：不得与境外媒体联系，否则将以“提供虚假情报罪”、“泄露国家机密罪”论处；不得到国家机关“缠访”（上访），否则将受到法律制裁。


老百姓维权申诉的最后一根“稻草”


    5月1日上海举办世博会，有集体来京上访传统的上海访民沉静多天之后，13日又有300多访民涌入北京。但在北京站就被上海驻京办人拦截送进北京救济站。政府一方面承认公民上访的合法性；一方面却又视群众上访为“洪水猛兽”。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人权事业进展》白皮书明确指出：“国家重视通过信访渠道依法保障公民的批评、建议、申诉、控告和检举权利。”由此可见，中国政府在暗含承认自己的民主法制不正常判断前提下，对信访（上访）制度予以肯定。中国在“无法无天”的文革时代结束后，邓小平力主人大取消了中国公民在非正常社会状态下仅有的表达意见的“四大自由”。从此，上访就成为百姓维权呼吁、冤情申诉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中华到处都充满愤怒的大地上，政府为了维持统治，一方面认识到需要有一个气孔来发泄压力，因而就有国务院的《信访条例》，承认公民上访的合法性；一方面却又视群众上访为“洪水猛兽”恐惧害怕，特别是集体性上访事件，于是便在政策措施上压制地方，要求地方政府包干杜绝越级上访，重点防范集体上访，并与他们的政绩挂钩，例如：在山东省济宁市至汶上县的公路旁，某乡镇树立的巨型横幅上写道：“集体上访违法、越级上访可耻！”在程维高统治下的石家庄，竟然在京石高速公路石家庄段的路旁树立了这样的一则大标语：“坚决打击越级上访”。地方政府把上访视为闹事，用意识形态加工成“敌对行动”而惨遭打击，甚至借助国家暴力机器血腥镇压，例如制造“汕尾血案”。这便迫使上访者面对贪污腐败，公权滥用，税赋盘剥，社会不公的现实，要么彻底认命服输、冤沉大海，要么与国家公权对抗到底，鱼死网破。这根上访的唯一救命“稻草”，对广大民众来说，也不过是“画饼充饥”。但是，面对如此现实仍有不少上访民众拒绝接受威胁与恐吓，屡败屡战，百折不挠。事实上许多上访者的上访目的已转向了控诉上访过程中遭受的打击与迫害。这种现实必然把本来分散、孤立的上访者，逼进同一战壕，导致上访弱势群体的联合抗争。北京的上访村就是例证。如今访民在上访过程中实现横向联合，已经成为一道不再消失的风景线。特别是农民上访，多在不同地区缺乏合法联合渠道的情况下，自发形成垮地区联合上访群体。湖南省桃江县上访农民熊某声称认识邻近数县上访农民，并能动员成千上万农民联合上访行动。

    此种现实已经表明，上访这一公民“出气管道”已被堵死，不再发挥缓解公民与政府矛盾的作用，“信访制度”实际走向了中国特色政治制度设计原理上的悖论。如今在中国上访现实中，演绎出多少充满血泪情节，访民们大多遭到过程度不同的刁难、辱骂、罚款、抄家、批斗、毒打、追捕、关押、劳教、起诉、判刑等迫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21世纪初，访民代表被地方和基层政府关押和判刑的已多有媒体报道已是司空见惯。其中最令人发指的就是，发生于1999年12月山西省岚县。农民李绿松因本地乡亲集资建学校迟迟未果而为公益事业层层上访，但遭县委办公室领导殴打。愤怒之下，他在县委墻上用手指写下“清除腐败，清除贪官”8个血红的大字。不料从此一场惨无人道的政治迫害，向这个年仅20岁的青年袭来。他被抓于监狱后，多名警员就因他长了个敢说话的舌头，用木棒、电棒，先后6次将其击昏，再用凉水泼醒，继续毒打。当李绿松再次从昏迷中苏醒以后，口中剧痛难忍。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舌头竟被那些人面兽心的警员残无人道地割下一截其残酷和凶恶程度，已远远超过了美国人权报告中对中国人权现状的批评。


从“有怨难诉”到“官逼民疯”


    当前上访人采取的方式多种多样：有的围堵法院、市委、市人大、市政府机关大门，被认为是“威胁信访人员的安全，严重扰乱了信访秩序和机关正常的工作秩序”要予以打击的，有的采取静坐、静卧、扯横幅、穿黑衣、甚至拦截领导车辆等方式上访，被认为是要重点防范的，也有扬言要采取自杀、爆炸、伤及他人人身安全等手段进行上访，还有采取自焚、自杀、并出了杨佳袭警，甚至有杀儿童的等极端行为，令当局极度恐惧的。

    一位曾采访过北京上访村访民的新闻记者如此悲凉地感叹道：“每当我看到那些成千上万的访民，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亲眼目睹他们走向天朝朝圣的不归路，面对他们的质疑；面对他们绝望的眼神；面对他们有家不能归的凄苦境遇；目睹他们孤苦无告，走向自残、自焚、自杀的绝境，……我无法面对良心与自责：一个有良心、有责任感的记者，为什么不能把真相告诉人民？为什么不能揭露这种不人道的社会黑暗面？为什么要用冷酷而苍凉的眼神目睹他们走向死亡？生命如此的卑贱，国家又还有什么荣耀与辉煌？”

    其实在正常的法制社会里，公民的维权完全可以通过言论、结社、集会、游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请愿诉求。这也是中国现行宪法规定了的公民基本权利和自由。然而，中国特色就特色在对这些公民权利，形式上规定而实质上否定。迫使公民不得不统统拥上信访这“华山”凶险一条路。

    中国社科院曾专门对上访问题完成的一个调查报告，引起了各方的强烈关注。该调查显示，实际上通过上访解决的问题只有2‰。有90.5%的是为了“让中央知道情况”；88.5%是为了“给地方政府施加压力”。正如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应星撰文所言，“信访制度是一个充满了悖论和矛盾的现实。一方面，国家一直强调要打破官僚主义的阻碍，不能对正常的上访群众搞拦堵；另一方面，国家又一再要求把各种问题解决在基层，要尽量减少越级上访、集体上访和重复上访。”

    近日来，中国连续发生多宗校园凶杀案绝非巧合，就连总理温家宝也指问题的背后存在“深层次的原因”，包括社会矛盾、基层纠纷等等问题——民怨沸腾已经吹响了集结号。事实上，最近发生的多宗校园血案，当事人普遍存在“有怨难诉”的情形，这种怨气除了是社会造成以外，还隐含“官逼民疯”的隐患，充分展示了中国特色的严重社会腐败，制度不公和官民矛盾，印证了在如此民主法制不正常的现实面前，中共政府已经深深地陷于了抽象肯定上访与具体否定上访的制度悖论与民众事实上四面上访、八面围堵的煎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