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的教训与民运的行动策略

王军涛

    六四是中国追求民主自由人权宪政的人士的伤心断肠日。21年前发生的大屠杀，不仅杀害了一批优秀的公民，改变许多人的生命悲剧，而且堵死了中国登上第三波民主化快车的途径。六四重创之后，决心继续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中国人一直在争论一个话题：六四时我们有什么做得不够好？今后应该如何做？


六四反思的多个思路


    多数人曾经反思的思路是，1989年民主运动过激导致了邓小平无路可退，因而镇压；如果当时能够理性些，就不会发生大屠杀，也就可以避免后来的清洗；此后，中国将有更好的条件和机会实现民主化。后来，这一思路进一步演变为：六四屠杀让中国避免了动乱和崩溃，得以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沿着这一思路发展， 旨在推动中国政治进步的人士在“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口号下，小心翼翼地选择行动策略，避免刺激统治者，导致冲突和镇压。他们一方面把政治诉求温和化，行动方式限定为政治发言；另一方面，对大众工作的各种社会运动采取政治脱敏化的策略。

    六四镇压之后，也有激进的民运人士反思失败的教训是，运动的主要领导对残酷镇压估计不足，未能在运动中明晰地号召民众推翻中共统治；如果当时能够更彻底地提出这样的诉求，在军队镇压时全面对抗起义，当时就可以结束一党专制，建立宪政民主了。基于这个思路设计的行动方略是，采取彻底的不妥协的政治姿态，借六四屠杀激怒的民众情绪的条件，带领民众推翻中共统治。

    六四后的中国政治格局，并没有如激进的反思所设想的那样发展，中共并没有被推翻，民运却在中国和海外边缘化了；民运经历了一个极为困难和屈辱的时期。但理性和平的思路也没有被证明正确，因为当整个反对运动由于避免激怒统治者导致镇压而放弃其他活动方式、仅仅采取政治发言的方式后，中国的统治者并没有与民运形成所期待的良性互动，而是更加严厉地镇压和控制异议运动，更加放纵地使用暴力；当年导致1989年民主运动的政治和社会问题都更加恶化。

    看来，中国民主运动没有就六四得出应有的教训，需要重新思考政治定位和行动策路。1999年，浙江民主党人成立中国民主党是一个开端。据当时的主要发动者王有才介绍，1989年民主运动失败后，他感到是因为民运当时组织化程度不高，因而无法理性地集体行动；成立民主党，就是要让民运在低潮时做好组织准备；作为推动和平转型的民主党不采取革命党的集权领导结构，而是现代民主政党的松散组织形式，推动政治参与和转型。


组织化反对力量的作用


    1998年组党运动萌发的民运思路是，将和平理性的心态与推进政治进步的行动的意志相结合，按照政治转型的规律去组织、动员和引领民众参与推动政治进步的活动，既不刻意、也不回避与当局的政治冲突。尽管这次组党运动被严厉镇压，但党的旗帜仍然没有落下，为未来条件许可时的燎原政治发展保留了火种。

    21世纪以来，中共执政局势日益糜烂，所有问题都在急剧恶化，民众不满和抗争发展迅速而且日益血腥。之所以中共还可以稳定执政，是因为没有组织化的反对力量作为可替代中共的政治前景，因此民间反抗和改造活动在时空、议题和行动方式上分散，不能形成有效的政治压力。

    2009年，一批资深大陆民运人士决心以中国民主党为旗帜，建立新型组织平台，集结现有民运各团队力量，并动员新的政治力量和社会力量参与，在2010年4月召开了中国民主党第一次特别代表大会，建立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通过宪章和政治报告，选举产生了全国委员会的领导和顾问机构。新成立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体现了新的组党运动的思路，通过领导机构和顾问机构，实现了建立超越现有团队格局的民运力量的集结。

    全委会成立后，不仅通过政治发言表达诉求，而且在街头抗议中共暴行。今年六四纪念活动中，全委会在纽约陆空两路并进，主导有气势的纪念活动。同时在香港和旧金山也展开有冲击力的活动。

    全委会还号召在大陆开展蓝色革命，为此安排管理团队集体研讨世界各国颜色革命和其他革命的经验教训，结合大陆过去的政治实践总结得失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制定新的大陆工作计划和行动策略。

    （作者为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共同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