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访富强胡同6号

（北京）冯超

“维稳”对象的谋划


    今年的六四周年，如同往年一样，充斥着紧张与不安。以“天安门母亲”为首的六四难属，当年的六四参与者，国保重点人等等所谓异议人士大都统统被“维稳”了。政权不会给他们任何为尊严申辩的机会，哪怕是为自己遇害的亲人讨个公道。作为北京大兴区“国保重点人”的我，在公安那儿拥有着“支持维权”、“资产阶级自由化”、“勾结境外媒体报道社会阴暗面”、“对执政党严重不满”、“自由化知识分子”等多个头衔，这一次的稳控自然也少不了。

    但每年的六月四日，我却总有自己的行程计划，即来到灯市口富强胡同6号的赵家，也就是赵紫阳先生被软禁了十几年的地方。因为，今天的赵家人仍然居住在这块儿伤心地。为了能够成行，我提前一个月就开始谋划了。如何能够蒙骗监视者的眼睛，在六四前夕如何逃避看管。我猜测：赵家成员的通讯工具早已受到了特勤部门的关照，尽管后者并不能把他们怎么样，但情报的搜集还是必要的。那么，如何在不受监视的情况下联系赵家？我需要考虑的问题太多了。一次看来很普通的来访，我必须缜密安排，为此做出多套预案，设想多种可能性，而且绝不能放过任何细节。


敏感时间的特殊朋友


    六月四日是一个沉重的日子。21年前的这位共产党总书记曾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的正直与善良、执着与良知，至今仍时时激励着我。每每这个日子，赵家人的心都空了，就像其他那些当年的亲历者一样，他们会尽可能地放下手头的工作。也许，安安静静地陪伴母亲，是一个最好的方式。

    此刻我的来访，主要有三件事：一则问候赵夫人，也就是梁奶奶。她是赵紫阳的遗孀，赵家儿女们的母亲，也是今日赵家的核心。老伴儿撒手走了，只剩下了未亡人。她这一生跌宕坎坷，历尽艰辛，可谓不易。二则前往赵先生的灵堂吊唁。在外人看来，一位成熟的政治家，却做出了一个看似不理智的决定：宁肯与自己的同志们决裂，宁可丧失权力甚至自由，也绝不肯签署那道著名的命令。这是一颗多么勇敢的心。三则借此机会见见先生的后人，大家聊聊。


今年不同：外松内紧


    我还在赶路的时候，朋友就已经告诉我：富强胡同非常安静，没有往年大量警车守候在路边的情景，根本见不到着装的警察，但却有大批便衣存在，看样子是安全局的。这些人很神秘，他们守住了所有能够进出富强胡同的通道口。灯市口西街、草厂胡同、东厂胡同，甚至是地图上没有标记通道的、狭窄的黄图岗胡同，都在他们的监视之下。街头的电子眼，加之为数众多的外勤人员，可谓固若金汤。但朋友说他感到很奇怪：尽管车辆不熄火，但这些人所使用的机动车并不像往年那样停在通道口处，而是悄悄地停在不远处。朋友说，有些车辆明明是安全局的，连里面坐着的便衣他都认识，可对方却故意隐藏了车窗里面的、写有“安全”字样的特别通行证，好像是不希望别人知道自己的身份一样。

    我明白了。今年与往年不同：为了防止产生“不良效应”——尤其是媒体效应，当局使用了外松内紧的“软钢丝”。这一判断，在我离开的时候得到了印证。

    上午9时，我出现在了灯市口西街。我手中洁白的花束，成了众人的焦点。很多“闲逛”的人齐刷刷地看着我。一切都已明了。此刻空气似乎凝住了。我从容地走进了富强胡同。路边站着一位年纪很大、衣着整齐的外国朋友。从气质上看像是个媒体人。他站在距离赵家还很远的胡同口处，便衣没有搭理他。他看到了一身素服的我，看到了我手中的花束，他明白了。我们来不及交谈，只能简单地问候。赵家，就在前面。


他才是“人民的儿子”


    赵紫阳先生的儿子——赵五军携夫人已等候在大门外，我疾步上前，“叔叔好，阿姨好，让您久等了！”

    “路上还顺利吗？”

    “还好，（请）阿姨放心。”

    跟随着五军夫妇，我又一次踏入了富强胡同6号——这个几年前还在持枪警戒的地方。

    赵家的房子是南北两个小院，穿过短短的回廊，我来到了北院。北院的东厢房，是赵紫阳先生生前的书房。赵被软禁之后，几乎丧失了与外界的全部联系。晚年的赵紫阳，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书房中度过的。这里既是先生学习的地方，也是他度过漫长囚禁生涯的地方。他在这里生活，在这里阅读，在这里回忆，更在这里思考。这是先生晚年中的至爱之所。

    赵先生的女儿——王雁南阿姨（妞妞）曾讲述过这样的故事：先生晚年在囚禁中度过，他迫切地想知道外界的消息，却少有途径。堂堂的中共总书记，为了了解天下大事，只能依靠一台小收音机收听外国的华语广播。可巨大的无线电干扰声，经常让老人什么也听不到。这个情景令我想起了在苏联八一九事件中被囚禁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他正是通过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接收BBC的俄语广播，及时了解到了最新的动态，从而做出了正确的判断。同样是共产党的总书记，同样是被非法囚禁，同样是通过一台小小的收音机了解局势。苏共的总书记无疑是幸运的，至少他可以在晚年生活中获得充分的自由。

    书房，我又来到了书房。每次来访，我都会感慨自己所见到的。如此高官，却住在如此狭小而又简陋的房子里。其实，书房现在的样子还并非是赵先生在世时的原样。五军叔叔说，原来更为简陋。看着父亲如此俭朴，儿女们于心不忍。赵先生病重后，儿女们一边照顾，一边临时决定：稍稍粉刷一下父亲的书房。这样，父亲病愈回家之后，最起码能够开心一些。但儿女们的孝行并未感动上苍，他们的父亲大人再也没能回家……

    赵先生没有能够亲眼看看儿女们为他粉刷一新的书房。先生去世后，赵家人保存了书房的原样，将灵堂也设在了这里，悬挂着赵紫阳先生生前的遗像。天哪……

    站在赵先生的遗像前，我不禁问自己：他是谁？

    他是梁奶奶的丈夫，是儿女们的父亲，是早年间投身革命的革命者，是号称革命的共产党的总书记。他曾治理蜀地，从饥寒交迫中解放了民众。他在蜀人心中，与主持修建都江堰的秦国太守李冰并驾齐驱。他是中共改革开放的实际缔造者之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倡导者，是中共建政以来，继周恩来、华国锋之后的第三任国家总理，是使国家真正回到正常国家形态的决策者和实施者……我似乎明白了，头衔也许并不那么重要。他正直、无私、善良，是一位和蔼可亲的老人。他才是“人民的儿子”——尽管这句话并非出自于他，而他却是能够配得上这句话。因为，他真正做到了。

    在遗像前深深地鞠躬，我感受到了他的勇气。21年前，他做出了那个注定会被写入史册的决定，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呀。为此，他失去了自己所拥有的一切——不仅是权柄，甚至是自由。先生最后一次出现在天安门广场时所讲的那段话，始终萦绕在我的脑海中。尽管他竭尽全力也没能避免悲剧的发生，但他却最终赢得了历史。

    刚刚听说，出版人鲍朴先生在香港出版了《李鹏“六四”日记》，作者有意撇清李鹏与六四的关系，特别在日记中强调，是邓小平于（1989年） 5月 17日决定对北京实施戒严及军队入城。我觉得，这段阴暗的历史，早晚会被暴露在阳光之下。谁是谁非，历史会有公断。

    真相从来都是独裁者的死敌。与犯下反人类罪行的独裁者谈论真相，就像与屠夫谈论仁爱一样，是可笑的。对待独裁者的唯一办法，就是公正的审判——像对付智利独裁者那样，在法庭上，用证据帮助他们恢复记忆！只是期待着这一天的到来，不要太过遥远。

    梁奶奶在家中静养，她的身体尽管不如人意，但却还算稳定。只是由于年龄的原因，记忆已在她的头脑中飞速地消逝了，她有些糊涂了。对此，我既难过，又欣慰。难过的是，她不再是过去的她了；欣慰的是，可能——她再也不会感受到痛苦了。我在心中默默祷告：希望老人身体康健，不再受到任何惊扰。

    我要告辞了，但五军叔叔不放心，他怕大门外的那些人为难我。他们夫妻俩送我到门外，一直目送到我消失在远处。其实在离开赵家的那一刻，我就已经被跟上了。对方采取分段跟踪的办法，牢牢地盯住了我。我明白他们只是想搞清楚我是谁，或是控制住我，并不会直接抓捕我。

    这下好了，多年前我在长春公安高等专科蹭课时所学到的跟踪与反跟踪技巧终于派上用场了。我专往人多的地方跑，不断地利用不同的地形以及公交、地铁等交通工具试图甩掉对方。但我没有成功，我体型庞大的身躯征使我很难逃脱跟踪，又何况对方调用了多部机动车、20名以上的便衣。既然逃不脱，我索性就登上了前往远郊区大兴的长途公交，在烈日炎炎之下，将他们带到了30多公里外的黄村……

    （2010年6月5日于北京亦庄中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