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力拆迁受害者的申诉

（武汉）陈绪兴

    我叫陈绪兴，现年59岁。2009年12月26日来美国纽约养伤。

    我家住中国湖北省武汉市江汉区三眼桥二村261号。这是一栋四层半的小洋楼，将近500平房米（5300平房英尺）。我在1997年12月向以前的户主买下该地的平房。一年后，我拿到了房屋重建许可。耗费我前半生的积蓄，我和我妻子亲手在原地建起了这座四层半的小洋楼。而后来的10年中，我也不断投资翻新这栋楼。截至2009年，我除了自己所住的一层楼以外，其他的三层半都出租给了租户。每个月的月租金收入可达8000至9000元人民币（约1200美元）。在武汉这样的全国中等收入城市，人均月收入才2000多人民币（约300美元）。我和我的家人经过多年努力后终于开始过上比较充裕的生活。

    2008年8月4日，湖北穗丰房地产开发商（以下简称“穗丰”）在不具备拆迁资格，没有项目开发批文，更没有办理拆迁许可证的情况下，下达了一封针对我们三眼桥二村居民的拆迁公开信。信中他们要求以市场价一半的价钱（4500元人民币/平方米）现金购买我们的住房，并不承认我们三楼以上的住宅面积。我以及我们邻居都不愿意将房子卖给他们。于是自2008年9月起至今，穗丰便采用各种暴力流氓手段以达到威胁恐吓我以及30多户邻居搬迁的目的。而更残酷的是由于开发商建设的是政府公务员小区，武汉当地政府对它们暴力拆迁的行为熟视无睹，放任自由。当地的公安机关更是多次为他们的罪行辩护开脱。以下记录的是穗丰以及武汉当地政府在这起暴力拆迁事件中的违法行为。

    1，2009年10月22日中午11点多，我在家休息。一伙黑社会人员约14人在穗丰拆迁办管理人的率领下，撬门，砸门，以武力强行闯入我家并将毒打我，以至我肋骨7处，腰椎2处，鼻梁1处共10处骨折，头、手、腿多处缝合。他们在毒打我的同时，还高呼：打死人赔30万！往死里打！这就是你们不搬家的榜样下场！拖出去打，打给街坊看！我在现场由于失血过多昏迷过去，后由医护人员抬走。如果不是邻居跪在地上帮忙求饶，我一定是没命了。这群恶徒光天化日打人的目的是造成恐吓氛围，以逼迫整条巷子居民搬家。整个行凶事件发生过程中，群众曾多次报警，警察当天自始自终却从未在犯罪现场出现过（以录像和邻居为证）。一直到第二天警察在我们的要求下才到案发现场取证。我们质疑警察当天为什么不出警，他们辩解他们有穿便衣，在巷子口等待。可是他么却一个人也不抓，也不来制止这种暴力行为。在我们没有拿出现场录像之前，他们态度十分强硬，坚持说这不是开发商的行为，是其他原因（暗示我们有责任）。直到拿出录像，人证俱在，他们才说会调查。可是他们调查的同时，那些毒打我的歹徒仍旧出没在我家附近。

    2，2009年10月11日，巷子前面靠近马路的“周黑鸭”店的门面玻璃和门被一群穗丰雇佣的黑手打碎，另一家251号“江西煨汤馆”的卷砸门也被撬，店主用来做小买卖的最值钱的缸也被这群人砸碎。还有另外两家小店铺的拉闸门的锁由这群人用胶水堵死。事件发生后，群众报警，110不予理睬。

    3，2009年10月间，穗丰用挖土机将拆迁垃圾故意堆满巷中道路达两米多高，让我们无法进出。穗丰除继续堆垃圾堵路外，拉断电线，将生活用水管故意挖断，造成整条巷子30余户人家停电，断水，生活无法正常进行。

    4，2008年10月15日上午10点，穗丰拟用挖土机强行拆除巷子顶端我邻居夏顺生的房屋，以便达到恐吓驱赶我们居民的目的，全巷居民以死抵抗，遂强拆未得逞。穗丰于2008 年10月22日夜间乘屋主外出，迅速强行拆除了夏顺生的房屋。赔偿至今未果，告状无门。

    5，2008年9月湖北穗丰开发商拆迁办主管翁桂华率领十几个黑社会小混混到我家门口蓄意滋事，言语中恶意威胁，扬言如出门就打死你，以达到向我逼迁的目的。我们向唐家墩派出所，西桥社区，江汉区各级领导写联名诉状反映穗丰开发商利用黑社会向老百姓施压逼迁，造成我们成天生活在恐惧中，可各级领导们根本没有向开发商施压，使得穗丰开发商变本加厉的侵害老百姓的利益，造成不少恶性案件，最终穗丰开发商都逍遥法外。

    6，穗丰在从未向我们提供任何拆迁许可证等相关证件的情况下，竟然屡次强行拆除我邻居的房屋或故意损害居民房屋（例如，用挖土机在居民房屋墻角挖个大洞）导致我们有家不敢住。2010年4月初，在武汉的家人告知我家中的一面墻被开发商挖了一个大洞，里面所有的重要财产都被洗劫一空，包括10多台空调，洗衣机，电冰箱，各种家电，大型工具，大型不锈钢水箱门窗等。我数十年所积累的财富一夜之间全没了。那么多的东西是无法用一辆车拖完的，只能是开发商所为，当地警察却说找不到任何证据。

    7，武汉市江汉区唐家墩派出所在证据确凿（照片和录像）的情况下，不抓获任何犯罪嫌疑人，并纵使行凶集团继续在拆迁现场制造恐怖气氛。唐家墩派出所于10月30日告知我家人，派出所在等待犯罪分子投案自首，11月2日通告我家人，行凶者在逃。唐家墩派出所在不抓犯罪嫌疑人的同时，反而多次劝说我家人与开发商协商。协商中，穗丰拆迁处负责人继续威胁我家人，要求拆迁与人身伤害赔偿一起谈。

    8，武汉市江汉区110刑警分队在过去将近两年中多次对三眼桥二村暴力拆迁现象予以不理睬甚至纵容的态度（居民打110报警，警察不出警亦或到现场却不受理）。

    9，我妻子不仅去武汉当地各政府部门上访，还特地去北京的国家建设部、国家信访办、国家公安厅一一上访。所到之地都被各部门以各种理由拒绝接见和受理，还被武汉政府截访，威胁其回家。

    这一系列的暴力拆迁事件对我及我家人身体和心灵上造成了极大的打击。在中国武汉的住院期间，由于开发商多次拖付我的医药费，使我在医院无法得到良好及时的护理。后来他们又逼我出院。由于担心在国内这群恶徒继续到我家来闹事，我出院5天就匆匆坐上了来美国的飞机，十几小时的飞机加上高空的压力让我全身疼痛难忍。来到美国后，我经常担心我家中的房子以及案件的进展，再加上情绪不稳定，我时常失眠。今年2月份，由于腹痛难忍，我去看医生，医生诊断为带状疱疹。医生告知一般发病的原因是免疫力下降，这是我所受到的暴力拆迁导致的身心伤害。

    自今年4月中旬起，我开始了每天在联合国门前的上访行动，抗议在中国发生的大范围的以开发商和政府合同进行的暴力拆迁运动。我和同样来自中国的暴力拆迁受害人胡燕和杨海涵3人组成了麻雀行动小组在联合国门前上访抗议。我们不仅希望联合国以及全世界听到我们呼吁中国停止暴力拆迁的呼声，更希望中国政府能够改变现状还我们最基本的人权。

    （本文为作者在“援救刘晓波，推进《零八宪章》公民维权运动研讨会”上的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