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扭曲和不确定条件下的选择

夏 明

    对中国社会有所思考的人们基本会接受这一判断：今日中国面临大变局。至于大变局会是“专制大国崛起”而后的“中国世纪”，还是“整体溃败”式的随机灾变，或是政权与社会良性互动、通过协商谈判妥协而促成民主转型，朝野上下和国内国外都存在巨大分歧。有关中国的国是讨论经常陷入盲人摸象般的争吵。脸红脖子粗大战一番，人们的失向感却并未消减。为什么？主要原因是中国官方泛滥的扭曲信息不断地挑战我们的常理判断，同时挑战我们的学术分析；我们无法调和认知与现实的矛盾、整合现代社会科学普世价值与中国官方的“大叙述”。

    信息效率是现代制度（包括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竞争优势的重要基础。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我们积极捕捉和分析信息来做出各种决策。市场经济和民主政体较于管制经济和专制政体的优势在于前者权力分散，为多元决策提供条件，每一个个人、家庭、厂商、社区和地方政府都可以在中央权力下对信息进行反应、独立决策，从而提高决策速度和质量，减少失误。尽管在信息流通体系里存在着大量的伪信息，只要这一体系是开放的，人们是可以不断根据已被证实真实的信息去证伪假信息。打一个比喻：一条生态健康的河流可以容纳垃圾和污水，但经过几十公里的沉淀和澄清，它自然又会回复清纯。

    但河流的自我澄清机制和信息的证伪存真机制都有两个前提条件：首先，河道和信息通道必须是开放的。污水必须和天然的雨水竞争，伪信息必须与真理比对。其次，不能有一个庞大的制污中心，而且其造污能力远远超过澄清机制的修复能力。在中国的社会体系里，信息机制的失灵和信息扭曲问题正出在这里。我们都知道，中共的宣传部（亦即《1984》里的“真理部”）每天都制造出大量的伪信息。其实撒谎很容易，难在第一要保持长期撒谎连贯一致，第二要不被识破。比如，美国曾有一位参议员撒谎说他在二战中为国负伤，一会他装着左腿有点瘸，一会又变成了右腿不好使。我们能记住自己的生日，但一旦今天你少说两岁在美女面前装少男，明天你又多说两岁在众人面前装成熟；总有一天你会忘记以前的谎言而露馅。所以，撒谎者每天都在给自己上绞索，要记住昨天的谎言日积月累变成了不可承受之重。比如，最近中国政府公布了去年的经济增长率。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数据自从1998年以来基本低于各省统计局上报的统计数据。所以，中国报章上的统计基本上只有增长率，但没有比较的基点，也没有总数，尤其没有全年和几年连续的数字。所有这些都是国家机密，因为太多的数字会成为严谨的社会科学家解密政府谎言的钥匙。

    为了不让自己的谎言露馅，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首先，绝不公布系统全面的信息（历年，全国，各省等等）。第二，绝不允许非官方的民意调查机构和工作。第三，系统地炮制和排放虚假信息。第四，建立封闭的信息系统，比如，审查和关闭谷歌在中国大陆的业务，将中国互联网与全球互联网分割。在这样的条件下，大量中国观察家和学者仍然毫无鉴别地接受官方信息；一些颇有地位和名望的美籍华裔学者根据“大量数据”得出中国政府已经控制住了腐败，中国百姓对政权的支持率接近80%，等等结论。另外一些学者则选择“草根实证研究”，或如王力雄在《天葬》一书所说的，“基本认识不能仅从资料和文献里得到，更重要的来源应该是经验，”即我们的“亲生经历和体验”。尤其当我们知道或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资料和文献”的伪劣，常识加普世真理就更应成为我们依赖的罗盘。然而，西方社会科学对“系统数据”的迷信和盲从使得那些即便是使用伪数据的研究作品时髦风行；而对何清涟的《现代化的陷阱》、曹锦清的《黄河边的中国》、陈桂棣和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等解剖麻雀式的案例研究进行排斥。所以，中国问题的分析和观察患上了神经分裂症：台面上风光的“权威”越来越多地引用“统计数据”讨论“中国崛起”、“胡温新政”、“和谐社会”和“北京共识”。净身出门的民间菁英着眼和谈论更多的却是中国“社会糜烂”、“整体溃败”、体制性的“沙化”和“雪崩”、地方政权“黑恶化”、政府“流氓化”和“法西斯化”。哪一个中国更接近真实？官方版本还是民间叙述？其实判断真伪的试金石很容易找到：谁试图遮遮掩掩，那人或组织就在撒谎；谁试图运用暴力来使反对意见和见解销声匿迹，谁就与真理为敌。事物的真相其实就这么简单。

    作为独立的民间力量，我们如何在信息扭曲的情况下正确决策？我们应该如何帮助中国的民众在大变局中理性选择？为此我提出以下几点意见：第一：我们必须认清中国的信息系统的封闭性和造污机制，绝不接受官方版本的表面价值，而必须厘清信息源、信息动机，与过去、左邻右舍和国际情况对比，通过不断系统化和具体化的方式来检测任何数据和叙述。怀疑主义是我们对待官方信息的第一道防线。

    第二：我们可以下结论说，与个人经验、地方知识和国际信息相比，中国官方的“大叙述”最不具有可信性。中国现在的悲剧在于，不仅官方压制信息的开放自由流通从而导致信息流失和失真；而且，上上下下的决策者还经常忘却自己在信息系统中的排污，把混乱的信息作为决策的基础（想想胡总和温总经常“上网了解民意”）。因此，以经验常识和普世价值为罗盘，我们可以在政府扭曲信息的大环境下明辨方向。

    第三：用现代科学去支持中国民间的“抗议细语”和“地方性结论”，并将它们上升为具有规律性和预见性的真理判断。其实，无论是从制度主义中的“同构现象”（相同的环境和相同的挑战会产生相同的制度现象和角色反应）、数学中的“分形”（小的局部与整体在不同程度上重复）和社会学中的“典型案例”来看，局部经验、有限知识和“解剖麻雀”都有助于我们跳出原有的框架，重新归纳，进行创造性思维和认识上的突破，进行全局性的判断。

    在总结苏联体系崩溃时，《集体行动的逻辑》的作者奥尔森出版了一本书《权力与繁荣：超越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专制制度》（此书在作者去世后出版），其中他写道：层层的官僚体系造成至下上而上的信息流失和扭曲使得最高决策者在伪信息下决策，导致苏联的计划经济和官僚控制失灵并最终崩溃。中国的决策机制也已患上了同样的病症（“乡骗镇、镇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和“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民谚都是例证；默多克和谷歌在中国信息传媒市场的受挫也是副证）。如果我们的学者和民众能有意识地立足现实、相信常识，并以普世价值作为全球定位系统来辅助判断选择，在信息扭曲下我们才不会失去自信，在大变局中我们才不会迷失，从而避免被历史的转型压为齑粉。当下这是紧急要务，因为中国大变局的历史足音已经可以听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