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改要借助西方政治经验

（上海）裴毅然

    温家宝在深圳发表政改讲话说，“不仅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还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的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就会得而复失，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我们站在一个新的伟大的历史起点上，要继续解放思想，大胆探索，不能停滞，更不能倒退。停滞和倒退不仅会葬送30多年改革开放的成果和宝贵的发展机遇，窒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勃勃生机，而且违背人民的意志，最终只会是死路一条。在这个关乎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上，我们不能有丝毫的动摇。”北京观察人士立即指出，在近两年中共政治舞台上，高层领导对政改如此高调表态，尤其把阻碍政改提到“违背人民意志”“死路一条”的高度，可算来自权力核心层的最强音了。

    温家宝这一番讲话，立即使我想到十年前“核心”曾传令“不准谈政改”，莫非此番真有“阶级斗争新动向”？对只能等待“变天”的国人来说，中共能够启动政改，芝麻开门，当然千好万好。因此，温的这番讲话不免令中外各界多有联想。同时，杜导正、陈小鲁、王长江等知名政商学界人士联合呼吁“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成邓小平未竟事业。根据”小处见大“的特色国情，中外咸知”气球升起了“。

    此前，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就有：“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如能真正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实现“有序民主”，这当然是“三个代表”与“科学发展观”的真正落实，切实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与“科学理性”。可大家都明白，对中共的言论不能太当真，说归说，做归做，言易行难，特色国情是也。只能俯听其言而后仰观其行。如今，十八大都要开了，十六届说的事儿还没开始办呢。

    这回温家宝放出重话，如此提高政革分贝，外界不免再升希望：莫非真有什么动作？只是本人立即意识到此间的现实难度，一目可见关山重重。首先“如何改”？即中共将捏着哪张图纸进行政改？此前，中共一再高喊“不学西方”、“决不搞三权分立”，堵死了走欧美道路的可能性。中共最新理论则是“走中国特色”，可什么是“中国特色”？内涵不清，似乎还停留在“摸着石子过河”阶段。“中国特色”的实质内涵是：绝不走西方三权分立的路，即强硬坚持“党的领导”；以“中国特色”为自己的摸索性实践取得时间，使所有西方学说失去检验资格。然而，政改不比经改，社会震动要大得多，实践检验的时效也不如经改那么反馈迅捷。政改犹如盖楼建厦，没有一张设计性图纸是不行的，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有整体设计，具体到每一细节细部，便会无法操作？若再次“摸着石子过河”，也是很盲目的。

    以愚一管之见，如何实行民主，如何切实完成政改这一重大目标，如何提高中国政治生活水准，除了实践检验这一后滞性标尺，前期能够借鉴的只能是历史经验，老实说只有“三权分立”这一成功标本。真不知道，除了这一迭经至少300年历史检验的制度设计，还有什么成功的制度设计可资借鉴？“中国特色”虽然可从理论上拒绝西方经验，可从实践上却不可能为这次政改带来任何经验性设计。

    我实在不明白，西人的政治经验为什么就那么沾碰不得？人类的经验为什么就不能共享？为什么弃用现成的经验性成果，非要走毫无经验支撑的“中国特色”？非要走成功率很低的试验之路不可？恕我直言，至少在今后50年内，人类还不可能提供超越三权分立的制衡设计。中国的政改，无论名号如何，最后也只能走到那儿去。因为既然历史尚未提供更好的，只有选用较好的。共产制度用尚未经实践验效的理想设计否定由历史形成的既有制度，自然只能连连闯祸，无非再次犯下想像取代现实的低级人文错误。惟其错误低级，灾祸烈度才极大。

    当然，说来说去，中国政改一出门，首先就有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西风”正确了，“东风”还怎么吹？马列主义还如何坚持？政改的第一步事实上只能是渐开言禁，至少先让国人有权讨论政改，尽量汲取多方智慧，征求多种操作性方案，让国人进行多方论证与选择。这一过程，本身就意义重大，既让国人建立民主概念，逐步形成“我也有一份权力”的社会氛围，亦使政改方案逐步成熟，循序操作，实现既要走又要稳之目的。若还坚持阶级学说，强调专政，意识形态“不松劲”，话都不让说，还搞一花独放，政改又如何启步呢？没有言论自由还会有思想自由么？再说了，没有言论自由，还需要政治改革吗？一句“听司令的”，岂不又简单又高效？只是，大家都“听司令的”，大家都不用动脑子，一代代国人永远只是奴才，无法成为“现代人”呵！

    要求决定选择，标准决定方案。不给国人自由怎么行？不尊重个人选择何谓人权？所谓“塑造新人”又从何开始？这些常识对中国人来说，却仍然是沉重的话题，也是中国与欧美最实质性的人文差距。

    （ 2010-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