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民互动中确立民间社会的主体性
(北京)赵枫生
最近学习温家宝讲话成为部分网民们一个时髦行为,咱农民也亦步亦趋,借此机会,我讲讲一个屁民农民跟一个总理说的故事。
真正对温家宝有印象,应该从朱镕基当总理那段时间,那时温家宝是常务副总理,虽然不怎么看电视,但偶尔还是能够看到他出来亮相的身影,其后胡温配上台,“胡温新政”的呼声说法一浪接一浪,上台不久,2003年初“萨斯”一疫,初步奠定两人执政的朝野印象,此后温到处走动的身影借媒体的多元与便利更是无处不在,亲民形象日益丰满,直至成为一代天朝影帝,其面容,其着装,其言语灌于民众大脑,熟若老家邻里。
屈指算来,至今10年时间已过,这么长的时间段里,本人又是怎么过来的呢。第一,这10年来,大陆的经济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基础建设,政府大楼,官员收入增长、配车等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产生了不少各行各业各式各样的富翁大款,但本人这10年最美好青春的年华基本上一直处于半失业与失业状态,大部分时间是失业状态,而且至今未有改观,也看不出有太大可改观的迹象;第二,本人从最初的毛粪一员,一写文字动不动就是我们我们的愤青,成了可以独立战斗的个人,财富没有累积,个人家庭没有建立,但心胸已有所开阔,相对过去读书年代及参加工作初期,心智已基本健全,心态已基本平和,生活的区域从湖南移到了北京郊区(暂时的),除了年龄增长的原因,还有生活区域的变迁,看的书籍文章更多更杂,接触的人群也不一样,再加个人兴趣所在的日月积累,如此种种因素的叠加,一起导致了当前的状况。虽有理所当然的有失去、付出,相对同龄人,本人对家庭的贡献无法弥补,其他方面的点滴,尚基本足慰一农夫平生。
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有直接与温家宝有关系的事情,就是在2009年上半年,召集众父老乡亲共同签名要求成立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未获民政部回应反而不堪警察骚扰,于是写信给温家宝,要求给一个说明,并将此信件在网上公开。当然,其后快递查询的结果显示,信件自然而然到了国家信访局,泥牛入海,十多块钱的同城快递费打了水漂,我跟温家宝仅有的一点点故事就到此为止了。
回过头来看,结合现在的温家宝讲话,我个人如何去看待这个问题?
一、温家宝的讲话好不好?当然好听。总理的讲话都好听,共产党讲的话一直都很好听,从《历史的先声》开始,到老毛头的话,除了私下里我们听不到的,基本上都很好听,或者会被幕僚整理成很好听才公之于众。好话说尽,坏事做绝,他们是几千年来集大成者,不服不行。看了那么多,没什么好稀奇激动的,至于说拿它做为行动的策略,玩玩可以,当真了,那只能说是为自己无能辩护之自我解嘲——没有哪个领袖日子就没法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二、温家宝的讲话是否好听与我何干?在当前权力分配架构体制没有改变之前,权利的分享远离农民,权力的入侵却可以直达农民的裤裆,他说得好是让换个更好的体位让他们更舒服,还是让我们装成自己也很舒服吗?他,温家宝,温家宝们,被人指定就可以享尽荣华、家族富贵、身后清名,就可以成为政府的主人——总理,而这片土地众多数以亿计的农民,蚁民,屁民,却依然没有成为这片土地的主人。推进政治改革,这政治改革的定义是什么,朝野是否一样,是否还依然只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别有用心的替换?在结社自由不能谈,言论自由不能谈,新闻自由不能谈,司法独立不能谈,军队国家化不能谈,土地私有不能谈,三权分立不能谈,开明专制的理想实施都60年了,能改的还有什么?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套措施在哪里,时间表在哪里?九大常委配合的动力在哪里,分工在哪里?研究了20多年,官员财产公开都公开不了,国务院工作会议讲话4天之后,手机实名制就开始正式全面实施,如此政府,如此集团,让民众相信的基础在哪里?
三、总理是谁,我又是谁?一个未经真正选民选过的总理,一个没有选票的农民,两人的社会区别可能跟人与猴子的区别还大,如此现状,可以沟通的基础在哪里?在没有这个基础之前,讨论的意义何在,是否还需要一个农民臣服于某一个这样或那样的偶像面前,沉迷于它者对个体的救赎与施舍,放弃自己做一个公民的基本起点,把自己一生的幸福寄托在遥不可及的某个人身上?总理是什么?是政客,我们是听他的好话,看他是否出现在众多事故灾难现场,看穿得是否朴素,看他是否像隔壁邻家大叔那样和蔼可亲,还是看他的政治作为在哪里?在没有沟通基础与评判标准之前,现在面对的还只能是他说他的,说了就说了,就算他不说,咱们该做的能做的,还得继续做下去。这样,哪怕他不当总理了,下一个类似的总理又出来了,下一政权出来了,争取自己的自由,捍卫自己的权利,不与权力者结盟,不指望与权力结盟,与其他阶层的人士一道将权力关进笼子,普遍的个体与民间组织的日子才可以回归平静与坦荡。
总而言之,总理说不说得好,那是总理的事情,作为个体的自己在向一个公民路上走得好不好,那是自己的事情,一码归一码。总理说得好,国民也用不着捧他的臭脚,那是他应该做的;说得不好,让历史或将来的选票来评判。对任何政权及政权里的个体保持最基本的警惕与不信任,在这个基础之上,做好自己作为一个社会人,在公共事务上应有的责任和义务,这是这片土地上的国民更应该去训练和加强的常识。在政治结构里,农民远离政治,这种结果导致了个体的农民都在想尽力巴结政客,所以谈领导都很兴奋,这也是农民的悲哀之处。如何从公民的内心建立个体和民间自身的主体性、独立性人格,最终形成民间与官方对话的社会事实而不是解读,改变中国大陆长期以来没有民间社会,“民间社会”要么成为政府附庸要么就被残酷镇压,民间社会只能在与政府相互不承认的撕咬中挣扎的现状,还需要做很多的思考和具体的工作。(2010-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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