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次，多半真个“狼来了”

罗祖田

    笔者现在的城市，是个地级市，十几年前的城市规模及建设，皆让人联想到的只是改开伊始时内地的一个县城，或者只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苏南地区的一个大镇。十几年过去了，这里拔地而起的众多高楼大厦群，拥挤的汽车流，怎么看也走进了现代新兴城市之列。就经济、政治、民意、未来走向上看，并非不足以反映中国的问题。
    这座城市发展的动力不是靠工业或高新技术，主要靠的是气候宜人，旅游景点多，经济作物多，尤其房地产的蜂拥进入。另有难得的一点，此地政策较为开明，民情太不排外。来自全国各地的小商户，一时间便如过江之鲫。他们没有大本钱，但终归都携带来了一定的资金，带来了比较先进的理念，包括勤奋。有了商机和城市化，打工的人也就成群结队涌入。总体上讲，在这样一个市容变化迅速，多数人奋斗上十年后虽无可能发大财，但也可能过上小康日子的环境里，经济生活洋溢着生机并非杜撰。相应地，“和谐”社会在这里也得到了某种程度的体现。在这样的“和谐”社会里，为人诟病的主要是不良法治，民主诉求无声也无用。因为无论本地人还是外来人，红朝固有的不良法治总是与切身利益息息相关，令人愤慨。但只要能挣到钱，能较快地改善生活，暂无民主也无妨。关于民主与切身利益的基础作用与长远关系，对于晚上有酒喝、有余钱打麻将的多数小商人和农民工而言，既不懂也不想过问。
    这是不难理解的。两百前欧洲人满世界去殖民，通过各种奋斗可望发财的时候，不准也是这样的社会心理。今日不乏发达国家对大陆人少好感，乃至不少民运人士叹惜大陆人素质低下，当然不是无的放矢，但似乎也欠缺点历史内涵。无论如何，法国大革命发生在路易十六时代，而不是发生在被称为太阳王的路易十四时代，所有的社会问题里面，下行的经济加上分配严重不公无疑是大头。
习近平上台后约一年时间内，这座城市仍不失为生机勃勃。同时骄人的反腐战绩也为各阶层津津乐道。这是很自然的。对于小百姓，即便生活有点奔头，代价也少不得披星戴月、流血流汗。而官场上的无官不贪，不乏其人贪腐金额吓死人了。社会心理怎么平衡？于是这座城市也和全国其他城市一样，“习大大”“中国梦”的声音一度满天飞。
大约一年半前，情况变了，商机少了。今年以来，形势已然一月比一月严峻，商业报纸版面的变化，足以产生强烈的冲击力。两年前，招聘启事比比皆是。此后，招聘锐减。今年来，几乎全是门面出租，房屋、仓库出售和转让的广告。另有一个虽不雅但相当实在的事例，便是性工作者也纷纷逃离城市了。而群体性上访、维权事件有增不减。
社会心理沮丧、恐慌与上述情况成正比，突出表现为经商者与干实业者，无一例外都迎来了资金链断裂。于是三角债遍布各行各业。此实乃必然。经济上行时，每个人皆想着把事业做大做强，一万块钱做着十万块钱的事儿。钱不够，便东挪西凑。可是只要一个地方或一个业主的资金链断裂了，很快就会在链条上产生至少十倍的效应。这个十倍效应带来的不是二十倍效应，而是百倍效应。本来，相当多人无意于欠薪欠债不还，因为并不利于做长期生意，恶意欠薪欠债者只是极个别人。但是，各行各业都无钱周转或周转不灵，特别由于投资不划算，真正的有钱人无意在国内发展，谁也看不见经济很快好转的曙光，就不由人心态不变异。例如三角债的问题上面，多数人会陪着笑脸替自己辩护，“我也没有办法，人家欠着我钱，我要不回来。”少数人会一边解释一边借题发泄怨忿，“要么，你们随我去讨债吧。反正，这叫新常态！”如果某个讨债者出言过重，欠债者反倒心安理得，“你杀了我算啦。请不要误会，我不是冲你来啊，我的意思是快活不下去了。”恶意欠薪欠债者由极个别人发展为很多人，不全是个人品行问题。
很显然，一个事实上总是颠倒是非、善恶、黑白的国家，诚实、守信、自律、守法是不可能被广泛看好的，因为无助于生活。例如不久前某地出来了一个极端例子，被债务压得喘不过气来的某人抢了银行的运钞车。出人意料的是，他只抢劫了几百万元，而非先前报道的几千万元，钱到手后马上去还债。从大道理讲，这号人事任何朝代都不能容许，需要以儆效尤。从具体的为人来讲，该人却不失为光明磊落，敢担当。否则，互害生活就会没完没了。事实上，人人皆任由恶劣乃至丑陋的环境摆布，互害生活只会愈演愈烈。这到底是谁之罪？
这样的社会，生活信念大崩盘，只是个时间问题，文革至今仍让上亿的身受其害者心有余悸，就已经预告了红朝基础的动摇。六•四的枪声，又把红朝的遮羞布扒了个精光。这两个无从回避、将永载史册的重大事件，所带来的巨大的心理杀伤，不是当局的几句轻飘飘话就能修复的。它不光反映了红朝当时决策者的凶狠，还反映了红朝后继接班人的愚顽。日后进入了新时代，红朝的历史定位会极其低劣，怨不得后人。
不过，二十余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大大地转移了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小民的注意力，亦是实情。这本来是上天给予红朝赶快修复全社会心灵创痛的机会，它却不珍惜机会，硬是拒绝革心洗面，所谓深化改革异化为年复一年大忽悠，强调特色却不容商量。
实际，今天中国人的生活信念已不是开始动摇的问题，而是已然由麻木到崩坍，只差没有整体绝望的问题。一时的注意力转移，不等于新怨来临就不会勾起旧恨。习当局的强力反腐，是个强有力的催化剂。它的反腐言行，多数人已由拥戴、怀疑走向了信不过，但它不得不披露的官场的极丑陋一面，倒是极权威的新闻发布。于是，官场糜烂，特权仍旧横行，民众毫无权力，经济关系混乱，分配严重不公带来了贫富悬殊和阶级对立，文化反动，大量的影视剧基本是垃圾，以反腐为名的权斗使官场普遍不作为，绿卡、移民成了众多精英的无奈归宿，他们带走的不止是财富和知识，还有生活的信念与希望，而留在国内的依附于权贵的大量专家学者，包括相当一批中产者，早就不足以成为民众追求上进的表率，既然公权力已经严重黑社会化，社会生活的黑社会化也就遍地开花。凡此种种，乱象已胜过革命前的法国。今天，稍有头脑者皆知，找出乱象源头很容易，难在用什么手段用很低成本理清它的头绪。毫无疑问，重塑生活信念已是重中之重。经济发展当然有助于解决很多人的物质困境问题，却解决不了心灵普遍虚无、干渴的问题。可是，即便主要谈经济，靠竭泽而鱼做出的经济盛宴实乃饮鸩止渴，无异于掠夺和屠杀子孙后代。即便只谈活着的人，受制于自然资源的有限的财富增长，永远追不上资本时代无限欲望的扩张脚步。向来如此，期望愈高，届时失落愈大。此一当今世界的通病，事实上美欧尚且只能且行且看，遑论中国。它暴露了地球文明无妨说仍处于初级阶段，并没有我们通常自诩的伟大。然而，美欧的社会生活尚有民主、宪政、人权这道减压阀，它有效地疏导了战后以降新技术革命为人间生活的不断加压，保护了社会生活这口大锅炉不爆炸。红朝的特色社会主义这口超级大锅炉，却无减压阀。它使用的已是工业时代的化石燃料，安全设置与操作手法仍未超越十五世纪。
事态明显不过，红朝要实现两个一百年，实际是欲再维持无法无天的特权统治几十年，现时管用的手段只有一个，便是保持每年所谓的“8%”以上的经济增长。只有这样，权贵资本阶层才会同意让各阶级分享红利的零头。要求他们把吃进去的吐出来，哪怕只吐出一点点，也无异于要他们的命。实际，各阶层早已默认了他们的巧取豪夺，因为这些年来终归分享到了发展红利的一点零头。现在，这点零头没有了，如若房地产业崩盘加狂印钞票，使他们仅有的一点不动产变成了几堵不值钱的水泥墙，同样无异于要他们的命。既然他们对生活原不过有点微词，皆已认命，如今事态演变的结果，竟是权贵资本阶层逼着他们过牛马般生活，兔子急了也要蹦三蹦的。什么是当今中国的头等尖锐矛盾 ，无疑是权贵资本阶层与受压迫被侮辱阶级的水火难容。
仍以笔者现在的城市为例。当多数人感到吃饭都成问题时，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呢？过去，大量商户、农民工可以撤回原籍，或前往另一个有发展前景的地方。今天，世界经济都不景气，中国更无新经济特区了，已把所有储蓄都用于房产，且欠着房贷，让他们去哪儿呢？北上广深，不是他们能去和敢去的地方，那里也挤不下十几亿人。移民国外，身无分文，怎么个移法？闯关东？如今那里的情况比这里还要惨不忍睹。回农村，很多人已无房无地了，年轻人更不堪想象一年到头从地里并刨不出来几千块钱的生活。他们只能在城里的贫民窟干耗着，先寄望政府的英明领导让经济回暖，绝望后当然就是横下心来。
一般来说，百业凋敝的经济景况，任何时代都会催生绝望阶层，驱使他们铤而走险。不过，程度与范围也有区别。不是说有了绝望阶层，有了铤而走险行为，就一定会出来举国上下群起响应。就中国的历史而言，主要由经济下行引发的改朝换代并不多。细察那些历史大乱与巨变，莫不原因多重。秦末大乱的原因首推苛政，朱元璋的成功与元政权系“异族”密切相关，太平天国乃至孙文革命，一样离不开“清妖”“鞑子”这个缘故。这里，除了国家机器的威力，变形变质后的儒教学说于历代统治者可是功不可没。此外，今天的中国有了相当一批中产者，很多人与各级官家有着复杂的关系，大体上是认可现状的，这点不能不谈。然而，红朝是一页全新历史，大有新意。便是毛时代愚蠢地扫荡了本来有益于红朝统治的儒教道德，邓以后又自负地单方面吊起了各阶层的物质欲望胃口，更加可恶的是互联网送来了海量信息。这样的情况下，若经济每况愈下，顶多只能是三五年不出大乱子。现在已经过去了一年多，还有两年左右时间可供维持现状。这点十分重要。
当局当然不会承认这一切。当年的德、日两个法西斯政权，哪怕离垮台只有几个月时间了，仍大言不惭它们一定会赢得最后胜利，并且相信奇迹会要出现，便是很好的诠释。
不过，要说今天的北京当局不明白事态的严重，亦非事实。以房地产为例，年前就提出去库存，面对几个月来一线城市的暴涨风，现在又重唱早就没了公信力的限购限贷。看来，习当局不但高度重视经济，而且已视经济为当前最大的政治。当然，也由不得习当局不这样做。因为事到如今，北京实在拿不出来其它东西，还能吊起老百姓的胃口。
那么，习当局可有灵丹妙药振兴大陆经济？
有必要使用历史经济学的观点来看待这个问题。
一、改开以前，红朝乃是典型的计划经济即人治经济，整体上是外行领导内行，特别外行作出的决策在党的旗号下不容商量。于是逆天行事，比比皆是，乃不争的事实。面对遍地赤贫，游戏没法儿再玩下去了，改开由此而来。
二、经济改革一波三折，从未挣脱政治的束缚，一样是不争的事实。但变化也是显著的，渐渐地且有冲决政治堤坝之势。经济迅猛发展是入世以后的事情，入世使大陆经济融入世界经济成为现实。面对滚滚而来的财富，特别权贵子女纷纷跻身商海大发横财后激发的对经济改革的支持，既然这样的经济改革并不妨碍中共统治，北京也就由且行且看心态走向了乐于坐享其成。不过，这不等于交出了底线，便是主要国企仍只能由党控制。整体上看，主要国企仍是人治经济，但也不再是苏式或毛式的计划经济，企业多了自主权。而民营企业和商业、服务业及农业，视为市场经济也是可以的。十几年来的经济活力，由此而来。
三、国企和政府工程对拉升经济一样功不可没，特点是高度腐败充当了润滑剂。就事论事，没有这个润滑剂还不行。因为官员办事员皆无产权，无非高层权贵家族的高级打工仔，人治经济决定了要做出政绩少不得人脉和关系。又要马儿长得好，又要马儿不吃草，集权下从来是两难。腐败变得肆无忌惮，一是金钱属性结合人的固有私念使然，二是高层权贵子女的榜样作用，三是官方理念早已破产的影响。毒瘤的养份，主要源于体制的反动及党的特权横行。说白了，如果党有制约，上梁正下梁未必纷纷歪。
四、本质上属于恢复性的经济发展已完成了它的阶段性使命。持续发展，尤其要在质量上发展，需要新思路和配套措施。温家宝曾呼吁政改，看准了这一点。具体地说，必须政改，消除党的特权，非如此不能制约权贵资本阶层的暴戾贪婪，缩小不了贫富差距，也就实现不了真正的市场经济即法制经济，扩大不了内需。只有真正的市场经济，责、权、物界定清晰，经济质量才能上去。同时，让国企私有化，激活它的潜能。因为党当然可以拥有来自党费的党产，却不可以变国产为党产。另者，外交也要跟进，以诚相待所有国家，以保证资源获取。这一切其实不神秘，难在它需要逾越一党独裁的红线。
五、集权的悲哀或反动就在这里：不从制度入手反腐，不是权斗也会沦为权斗。霸占了国民经济命脉 的国有垄断企业特别金融业，还有大量的政府工程，经济只要大滑坡就会是一笔巨大的负资产，须由全体国民埋单。仅仅一个得不到资金支持，大量民企就会因贫血而难以做大做强。依靠互联网等新产业来提振整个经济，它还没有这个能量。房地产为经济曾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其历史使命已基本完成，继续寄望于它，则是饮鸠止渴。不从这些根本问题入手，北京的经济对策，就只是玩技巧。房地产是个鲜明的例子。赢了战术，输了战略。总量越大，泡沫越大。
六、习当局是否只是在玩技巧，从这两年冒出来的那些新经济名词上，可以一目了然。因为专业人士使用专业术语无可指责，面向全体国民的政府则应该使用尽可能通俗易懂的语言。故弄玄虚，卖弄高深，。说白了不外乎色厉内荏。其实现有格局下，只恐把美欧的一流经济奇才请过来，他们也会无能为力。如此，能指望习当局什么呢？冬天来了，不管喜欢不喜欢，只能面对现实。否则，秦皇汉武早就把中国建成了人间乐园，哪里用得着共产体制再来辛辛苦苦。
顺便说几句，习当局如此抬举一个并不很重要的杭州峰会，不惜花费巨资，劳民伤财，倒也反映了他想在经济上露两手不是虚言。但是，医生重视病情是一回事，医生能否对症下药又是一回事。就我个人来说，我倒不认为习近平的“通商宽衣”是多大的错误。既然人无完人，笔误、口误，便在所难免。问题在于：引用“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本身就大错特错。它暴露的不光是习近平的无知又好大喜功乃至刚愎自负，还暴露了他的谋士们的浅薄以及只知阿谀奉承。因为用远古农耕文明的理想经济模式来启示全球化时代高科技经济的演进思路，无异于削足适履。
很简单，远古农耕经济的发展，首先离不开人多以利于扩大简单再生产，还要祈求老天不降重大天灾，不存在生产过剩问题。在那样的时代，一国要存活下来，国家关系上往往真还离不开丛林法则，开关撤卡未必明智。“轻关易道”，严格地说不过是古人想象中的桃花源。今天的大规模知识经济，或叫制度经济法治经济，需要众多硬件、软件和跨国公司、多学科的密切配合。由于不再是扩大简单再生产，投入与产出皆是大学问，还有一个有限的自然资源优化配置的问题。驿马与高铁当然都叫速度，但驿马时代与高铁、飞机时代能混为一谈么？或者说，扁鹊、华佗皆是古代名医，他们的手段胜任得了今天的器官移植么？如果说引用“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揭示的是坚持开放思路不变，一样不通。那种正确的废话，世界听得多了。人家已不会关心你怎么说，关注的是你怎么做。如此用典，不免让人家感觉听大师授课，但是，想来奥巴马总统和安倍首相不会买习近平主席的博士帐。杭州峰会只有两件事有点意义：一、政治上，北京当局仍在做梦；经济上，已然病急乱投医。二、习近平象毛泽东一样很欣赏乌托邦，高参们明白这一点后，便大拍马屁，投其所好，哪里还管破绽不破绽。
从常情常理上讲，哪怕主要谈经济，红朝原可以避免陷阱的，也可以软着陆的。上天给了红朝很好机会，便是战后世界经济的几度起飞，那大量资本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强大的启动资金，几乎用之不竭的廉价劳动力，更加世贸组织为发展中国家浚通了很多的经济河道，使它们扬帆入海大大降低了成本。这样的大好前提下，红朝要做的无非借鉴一切成功经验，扬长避短，入世后坚决地政改和社改，让生产关系尽可能适应和促进生产力。
六•四从根本上阻断了中国良性发展的道路后，红朝欲使发展航船通过迂回走上正道，需要一个周期，并非完全说不通。但是，至迟习当局登台后，问题便再也不容拖捱了。事实上，趁反腐初期的东风，红朝还有一线中兴希望，虽说希望已经极小。然而，习当局居然又走回头路，较之江、胡时期思维还要落后。只说一点，今天的时代，惟国民思维思想活跃，信息畅通，发展才有后劲。只有脑残和居心叵测者才会与此对着干。而只要与此对着干，就决不会有好结果。看来，习近平就算不再顾忌那些高端家族的利益，认真政改和社改，他也没有时间了，海内外没几个人相信他了，党内也只是敷衍他了。既然没有几个人相信他了，他便纵有苦心、热血也是白搭。相应地，他的所有政经举措便不免空转，这正是今日现实。当然，他和他的吹鼓手可以自辩，强调积重难返，需要时间。但这只能是托词和遁词。泛泛地说，上天给了红朝六十余年时间，该不短了吧。具体地说，从来成就大事，举事时充其量具备六七成胜算。要求具备九成以上胜算才举事，须待千年以后。其实，他满可以理直气壮地摆明了说，没了共产党，太阳也会灭。事实上，他已经申明过这重意思了。
需要强调的是，用常情常理看待红朝热闹，不免大谬。也因此，苛求习近平未能及时推动政改和社改，也不免有点儿站着说话不腰痛。毛泽东归天后，中共内部确实产生了一大批全面改革派，以胡耀邦、赵紫阳为代表。六•四以后，中共内部充其量还有一批经济改革派，以朱镕基、温家宝为代表。自胡锦涛、温家宝施政末期至今，中共内部便是经济改革派也作了鸟兽散。那些台面上的“改革”人物，包括习、李、王在内，严格说来只是技术革新派，或叫统治术改进派。这是时势演变的结果。改革仍得喊，只为安抚民心。习当局以反腐名义开展的权力斗争，主要表现为一方阵营由太子党为核心的新八旗子弟，另一方阵营是民间出身的技术官僚新贵。前者人较少，不乏其人品行凶狠、内心空虚，但因握有军权而攻势凌厉。后者人数多，既不敌枪杆子，因群体堕落、无从掩饰的贪腐劣迹又使得自身没了号召力，也就只能或消极抵抗，或赶紧向对方输诚。这场上层权力、财富重新编组的大绞杀，不论哪方获取全胜，都不是中国社会的福音，胜利也不会长久。近来又有声音，寄希望于习近平改行总统制，我个人看不懂这里面究有多大新意。既色改革早已死亡，红朝权贵已决意、也只能一条路走到底，那么权贵阶层就只能迎接最后的时刻。说面临末日的审判也是可以的。红朝气数将尽，几代人的民怨是基础，它自身的无可奈何花落去是催化剂，全面滑坡的经济将是对它致命的一击。
极而言之，红朝若能在一两年之内再造经济奇迹，使之再持续十年二十年，同时大面积提振官场生气，让官员们甘心情愿吃的是草，流的是奶，它或许真能迎来“百岁”生日。这才是问题的核心。然而，解决这两个问题，现时休说红朝无此人才了，便是去请外星人来，也不济事。如此，其寿命也就十年左右，只有三五年也说不准。说不定，房地产泡沫破灭之际，导致那大量的因房产受益的中产者皆怒不可遏时，便是红朝寿终正寝之时。
二十余年来，境外几度出现“唱衰中国”的声音，矛头直指北京政权。红朝权贵听了不爽，仍情理中事。不过，此种声音并未灵验，也发人深思。今日思来，应不是他们的论点根本错了，多为各种论据与中国大陆民情民意差距甚大。不得不说，那些论据不由人不怀疑主要是从书斋里发出来的。然而，红朝对此的屡屡嘲笑，并不表明它真个自信。因为它若真个自信，尽可以表现一番“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高姿态。现在，这些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一次，多半真个“狼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