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没有“习下李上”，将来也不会有“习下X上”

高瞻

一、

前一段，海外甚嚣尘上的闹腾了好一阵子“习下李上”，早就视共产党为邪魔外道和匪寇蛮凶、守执“汉贼不两立”的我，对此嗤之以鼻：你可以说共产党伪制犯禁，可以说共产党篡国僭政，可以说共产党窃盗鼎司，可以说共产党祸国殃民，可以学香港人“时代革命、光复大陆”，最不济的，还可以像汪小菲一样，私下提问一下为什么不和共产党争争执政权？但是，由谁来当总瓢把子，大当家的要不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是三劝三辞还是火并王伦，是举帮劝进还是全党共诛之，却是地地道道的共产党家务事。如今，共产党人自己无动于衷、安之若素、好整以暇，海外人士却“皇帝不急太监急”的火烧火燎、时不我待，真是莫名其妙、岂有此理！说到底，身体和器官是他们自家人的，而且早就脏的不能再脏了，谁上不是上呢？是扒灰还是养小叔子，用得着外人操闲心吗？据说，这个“习下李上”运动，背后是共产党内部反习势力的推手——反共反成了共产党派系斗争的工具和枪手，也真的是让人醉了。有人说这至少是一种对共产党的“信息战”，可他们不懂得，共产党如金庸笔下的魔教中人，倒行逆施、迥异常人，“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是他们的座右铭。所以“习下李上”喧嚣的结果，只能是为习近平上位助力，使“反习力量”灰头土脸、狼奔豕突、丢盔弃甲、抱头鼠窜——如果共产党内真的还有有骨头的人的话。

可是话说回来，我倒是真的佩服这些“习上李下”信奉者们的意志和顽强，或者说走火入魔、强迫症和一根筋。当事实一再说明习近平连任毫无悬念、铁板钉钉——八月三十日和九月九日政治局会议连续召开，明确了二十大的时间和议程；中共官媒史无前例的歌功颂德，朝野各界铺天盖地的进言拥戴；习近平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参加上合峰会与普京见面，宣示大局在握、稳操胜券——后，他们依然不愿罢休，居然像林彪笔下对马列主义做出了划时代贡献的毛泽东一样，“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阴谋论，把阴谋论“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出人意料、匪夷所思的抓住习近平回国隔离不出的时间差，以快打慢、耸人听闻，换了我做梦也不敢想的制造出一个 “政变、逮捕、软禁”的惊天新闻，而且还轰动、差点就说服了全世界，连密不透风的墙内也疯传的大江南北、人心摇动。好几个国内朋友，三更难眠、夜不能寐，眼巴巴的向我打听海外的有关消息。我不想骗人，可又怎么能忍心碾碎他们的翘首以待和幸灾乐祸呢？于是就告诉他们“再等等看、再等等看，也就在这几天了……”这在我说来是敷衍了事，在他们听来是意味深长，于是就满意踏实的熟睡了——后来我想，谣言的雪球就是这么越滚越大的。

这次普天同庆、令全世界华人重新唤起美好憧憬的政变，成功持续了整整十天，远长于2002年４月委内瑞拉军方推翻查韦斯的三日既遂政变——不过它只存在于幻觉中和纸面上。在中国古代，惩罚和报复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的暴君的方法是“巫蛊”和扎小人，现代科学昌明、信息发达，那套土法上马的迷信手段显得粗陋过时、经不起推敲，所以早就改成了舆论心理战加意念无形杀人术——路径不同，但都是“痛（恨）不欲（其）生”也。于是，习核心凭空没几天就九死一生一回、没几天就命悬一线一次：如果真有通灵现象或者心灵感应，他恐怕要夜夜噩梦绕梁、日日“寤寐思服”了。

回国十天后的九月二十七日，满血复活了的习近平，率领合朝文武，意气风发的参观和亲自讲解自己的先进事迹与伟大成绩，从而兵不血刃的一举粉碎了水月镜花的政变。对此特大喜讯，中共开动一切宣传工具大吹特吹。可惜无论怎么吹，就是吹不破“习下李上”的执念，这种执念已经顽强到了一般人难能理解的程度：李克强穿衣打扮、伸胳膊踢腿和碰杯时拇指的姿势被诠释了重大意义，习近平的再接再厉继续领导党进行伟大斗争被总结成“获得了连任却消弱了权力”的结论，江泽民生日花篮上习近平名字被从膝盖下斩断被侦探到惊天秘密，所有的现象都被透视出玄机、怪异、不寻常——可怜习核心机关算尽、心思挖空、脑汁绞尽、功夫做绝又权倾天下、固若金汤，但人们就是认为他岌岌可危，就是相信他摇摇欲坠，就是感觉他末日可数。一切努力都前功尽弃，所有折腾都付之东流，如何辛苦都是竹篮打水，怎么表白都是白费心思，习核心真真TM比窦娥还冤呀！

实际上，这些谣言具有如此超常能量，也实在是习核心的自作自受、咎由自取。人类政治实践史上一个主要内容是对国家最高权力的争夺。在专制和极权制度下，不管是在统治集团内部还是在统治与被统治者之间，这种争夺都极为残忍血腥。为了避免同体间的不共戴天、你死我活、自相残杀、玉石俱焚，每一个专制和极权政权都详细的制定了最高权力更迭与继承的规则和程序，以便保证继位过程的和平、顺畅和有规可依；一旦这些规则和程序被打破、践踏，轻则王室夷族、勋戚屠戮、“天街踏尽公卿骨”，重则天下大乱、十室九空、“赤地无余”、“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毛泽东死后，共产党为了自己的长治久安，也试图形成世代接班和新旧交替的固定规矩。同时，为了粉饰“依法治国”，淡化本身“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革命党劣根性和火并内讧的黑帮匪徒色彩，就不再突出和强调“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即便对政敌也“政治问题，法律解决”，尽量以经济过错和贪腐问题为借口来剥夺其权力。像与薄熙来那样典型的权力斗争，整整十年前的九月二十八日中共对他的结论和处理也是“严重违纪”、“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对其涉嫌犯罪问题和犯罪问题线索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因此，在江泽民、胡锦涛时期的二十几年里，虽然宫闱、禁中、内朝里时不时还传现出刀光剑影、烛影斧声，但高官朝臣们基本上摆脱了毛泽东时代人人自危、临渊屡冰、朝不保夕的恐怖状态。到了无限热衷、津津乐道权术和政治斗争、路线斗争，却又东施效颦、手段拙劣的习一尊当道后，重新祭起了“野心家、阴谋家”的大逆不道罪名，再一次对异己用上“政治野心极度膨胀，政治品质极为恶劣……妄议党中央大政方针，制造散布政治谣言，捞取政治资本；在党内大搞团团伙伙、拉帮结派、培植个人势力，形成利益集团，成伙作势控制要害部门，严重破坏党的团结统一，严重危害政治安全”的政治法条，在共产党内平地掀起了一阵又一阵血雨腥风，迅速铸就了一群又一群寡廉鲜耻、婢颜媚骨、只会阿谀谄媚的走狗奴才，不但彻底打断了整个共产党官僚队伍的脊梁，还连带着把中国毒化成了酷似朝鲜，领导人隔三岔五玩消失神隐“断头政治”的诡计把戏、全世界三天两头传出“暗杀、抓捕、政变、枪战、处决”丑闻臆测的阴谋渊薮、罪恶滥觞和黑暗肇端。而造成所有这些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滔天祸乱的唯一原因，就是其为了满足一己私欲，企图篡改帮规家法，据党窃国、无限期的把持最高权力。可见，不但共产党一贯否认的“英雄史观”当属真知，而且与此类似的“狗熊史观”也客观存在：混蛋秦二世毁掉了大秦王朝，白痴司马衷酿出了八王之乱，恶棍洪秀全葬送了上亿生命——一个蠢货和暴徒的恶行，真的会给个人和历史、千家万户和亿兆生灵带来不可估量、无法弥补的灾难呀！

二、

虽然我从不相信“习下李上”的谰言，但在习李两人之间，我当然毫无疑问的偏爱李克强。除了人们已经说尽了的理由以及北大以往的渊源，还源自我对他人品和道德的了解与信任。

在习李新班子刚刚上任的时候，媒体照例有一波对两人的颂扬和褒奖，其中自然也饱含着对他们的盼望与期待。十年后重新回放当初，真的感叹那时的语言是多么真诚、质朴、平实！而今天下碌碌、九州苟苟、四海营营，一目望去，尽是家奴、仆役，朝堂之上，无非宵小、马屁精。往昔岁月，再难复现，每每思及，让人叹息和痛心。当时有一篇文章称赞李克强“在从政生涯里从未整过人”，这里不排除绝对和夸张，但李克强的“厚道”是了解他的人公认的。1976年10月华国锋作为接班人正式继任，在对他的宣传中特地突出了叶剑英的评价“厚道”，有人对此不以为然，觉得是实在说不出有什么英明伟略，才只好拿他的脾气来感召天下。如今痛定思痛，看尽了习核心古今罕见的刻薄寡恩、细致惨苛、暴残酷烈、心胸狭小、以整人为乐和己之所欲必不容人，才明白“厚道”对大到一个国家和小到一个凡人是何等重要，而领袖的个人人格也会决定他的政治品德和家国命运。

李克强当了团中央第一书记后，我们到他家看他，他拿出一塑料袋散装地瓜干招待我们，说是朋友从江西带来的：“赶快尝尝，味道好极了！”对比习核心对别人“八项规定”到锱铢必较、敲骨吸髓，自己却穷奢极欲、“只许一族富、务使天下穷”，道德差距天上地下、云泥之别。

李克强做了总理之后，可以来往的朋友少之又少。有一次，他打电话给我的一个老师、他最好的私交之一，说：我想去你家吃寿司；老师说：我家能做出什么好吃的寿司来？我请你去个安静的地方，吃北京最好的寿司；李克强说：哪都不去，就去你家。我讲这个故事，很多人肯定不会相信：一个家天下的党国，一号人物富有四海、朕即国家、莫非王土，一人之下的第二号、十四亿大国首辅，居然想寿司想的不得不私下求助于故交。其实，我更把李克强这个行为理解成在人下人“罗网弥四野”、人上人“高处不胜寒”的制度下，他渴望暂时远离那个元春口中“不得见人的地方”和朱镕基说的“万丈深渊和地雷阵”，片刻摆脱尔虞我诈、步步惊心、风声鹤唳、肃杀冷酷的九重宫禁，在私谊和友情的轻松、宁静、温馨中获得难能的心灵休憩和精神慰籍。仅就这一点看，也比一天到晚咬牙切齿、没日没夜疯狂“斗争”的寡人一夫习核心有人性的太多太多了。

被一些官场中人抱怨的李克强有意不提拔、任用亲信旧部，虽然证明他过于明哲保身、谨小慎微，但也总比习核心的天下权柄必使一家垄断、决不许他人染指分享和“所爱光五宗，所恶灭三族”，要“天下为公”多了吧？

李克强的德才可以配位而且应该配位，完全不意味着他有可能或者有意愿取代习近平，实现那个“习下李上”的痴情梦想，哪怕不是主动为之。李克强的个性、经历、所受训练以及长期被党文化养成和教化出的本能决定了他的行为——如果还没有完全主宰他的内心思想和精神世界的话。

2007年1月，急公好义、怀抱天下的我的老学长胡平，和王军涛一起，以北大老同学和老校友的名义给时任辽宁省委书记的李克强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和敦促他能责成办案人员严格依照法律，对因参加太石村维权运动被拘押并由广东司法机关移送辽宁的维权人士郭飞雄公正审讯，切勿刑讯虐待、违法逼供。信的全文如下：

致李克强的公开信

克强：

北大一别，天各一方，不知不觉二十五年了。此次写信，特为维权人士郭飞熊案件。
 

当今中国许多问题需要国人从各方面探索解决方案。维权运动是一种有益的建设性的探索。郭飞熊是一位重要的维权人士。尽人皆知，此次他被抓，是由于他在维权运动中的作用和影响。现在，他的案件被转到辽宁司法系统审查和处理。作为来自中国并且与司法系统打交道多年的资深异议人士，我们深为郭飞熊的命运担心，因为辽宁在这方面的纪录有口皆碑。
 

我们知道，尽管你是辽宁的省委书记，你并不能什么事情都管；但是，我们请你管好一件事情：这就是要求办案人员严格按照法律，切勿对郭飞熊刑讯虐待。这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不会被别人误解和利用。

记得当年在北大时，韩天石和马石江两位书记保护过我们的学籍，至今令我们感佩不已。你也得到过他们的栽培和言传身教，希望你能感念两位前辈的心血，为你治下的郭飞熊的安全做点工作。
 

我们为郭飞熊写此信，是因为我们与他有过长时间交谈，深知他爱国忧民的情怀和勇于担当的勇气。像他这样的人，如果被捕判刑还要受虐待折磨，实在是中国司法的耻辱，也是共产党的耻辱。即使为共产党考虑，你也应当制止任何的违法迫害。

此外，郭飞熊的案件移出广东，应当与张德江的选择有关。当年郭飞熊对我们说过在太石村案件中，张德江的态度对于当时他被释放有很大关系。今天，广东不办，案子才移至辽宁。

因为时间紧迫、交往不便以及避免他人猜测，我们选择公开信的方式。如有不便，请见谅。我们希望，我们在中国见面的时间不会太久。我们致力于建立的自由民主的中国，就是想让国人同胞能够自由地交换对于祖国发展的意见，不因政见不同而相互排斥和迫害。那时，当年的北大校友将能够再度聚首回顾我们与中国走过的历程。那时，我们会与你回顾和讨论今天的郭飞熊案件。

祝好！
 

北大校友王军涛 胡平
    
    　　　　　　　　　　　　　　　　　2007年1月29日

信发出一个月后，有辽宁公安专程来到广东郭飞雄家，向家属展示了一带郭飞雄在辽宁看守所的录像，说知道家属担心遭受刑讯，所以特来证明郭飞雄在辽宁未受虐待。辽宁公安的做法据称没有先例，胡平想这或许表明李克强读了信也向办案人员做了交代。然而很快郭飞雄就会见律师，强烈控诉他在辽宁受到的惨无人道折磨。胡平分析，这个结局无非有两种可能：要么录像带是一场骗局、一场双簧；要么是李克强对此无能为力——他倾向后一种可能，进而再次断言：中共的问题是制度问题，在此种制度下，好人也当不成好人。

我相信胡平的推断是确切的。我知道的另一件有关李克强的轶事，可以拿来作为对比和参照。

袁宝璟，北京建昊集团董事长、中国最早的百亿富翁之一， 31岁成为当时中国最年轻的上市公司董事长，32岁成为中国首个“世界青年创业者大奖”得主。袁宝璟如日中天的时候，马云还杠着麻袋，奔波在广州和杭州之间倒腾各种东西赚差价。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袁宝璟捐资1000万元在全国学联设立了“中国大学生跨世纪发展基金建昊奖学金”，此时李克强正担任团中央第一书记，与袁宝璟关系非常。因为早已众所周知的案由和黑幕，2006年１月13日袁宝璟及其兄弟三人被辽阳中级法院判处死刑，另一个哥哥被判处死缓。得知判决后，袁宝璟提出捐赠价值495亿的印尼油田股份，但最终还是被执行死刑、命归黄泉。

袁宝璟案件在辽宁省内进入司法程序时，李克强已调任辽宁省委书记；整个审理期间，他都是包括辽宁公检法在内的最高决策者。当年在福布斯中国排名前十、和袁宝璟同时活跃在全国青联的我的一个好朋友特地专程赶到辽宁，面见李克强，为袁宝璟辩冤白谤，请求他能为袁宝璟留一条生命。在自己办公室里听完了朋友的申述，李克强嘘寒问暖、天南海北、热情洋溢；但直到话别，他也再没有向朋友提及袁宝璟一个字，朋友最后只好失望的怏怏而去。彼时朋友怎么也想不明白：在中国的国情官场下举手之劳的事情，为何李克强就如此决然拒绝、刻意回避？

以李克强的身份和地位，他当然知道袁宝璟案件的来龙去脉和幕后黑手；李克强同样知道，以他的身份和地位，根本无法对袁宝璟案件进行任何介入和干预。对昨日故人，明知其冤情历历，却无能为力，不但难以施以援手，甚至连秉公直言都不可得，李克强心里该是苦涩和沉重的。他更该苦涩和沉重的是，自己实实在在的苦衷还不能向仗义奔走的另一个故人明明白白的表达，只得虚与委蛇、言不由衷，空留一个一入宫门即刻翻脸无情的冷漠形象——极权和专制制度的泯灭人性、扭曲心灵、败坏道德、毒化品格，莫此为甚。

世界上有一类人，在好的环境中会做好事，在坏的环境中就做坏事；另一类人在好的环境中还干坏事，然后把好的环境也变成坏的；再一类人在坏的环境中仍然干好事，进而力挽狂澜把坏的环境变成好的。逆水行舟、登高一呼、“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叶利钦和敢为始作俑者与天下先的戈尔巴乔夫是第三种人，他们是千年不世出的大人物和英雄豪杰，李克强只可望而永远无法企及。李克强是能臣不是枭雄，在大是大非面前，在历史转折关头，在正义劣势时刻，像赵紫阳那样毅然甩手挂冠而去或者像胡启立那样再三犹疑、往复逡巡后终于选择了良知，他都未必有勇气做得到——更可能的，他是另一个当年的乔石：遮盖住心灵，举起了双手。

当然，我也相信，如果李克强可以决定乾坤，在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大势已成的情况下，在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同仇敌忾的形势里，他会顺应民心所向和世界潮流，而不是逆历史脚步、忤人心向背。是这，而不是真的有什么“习上李下”可能性的存在，才是大多数清醒、理性的人们对李克强抱有好感、同情、期望和惋惜的原因。

三、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是由在任人大党委书记任理事长、在任校长任院长，集人大全校之力重点打造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2015年入选全国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和全球智库百强、2018年在“中国大学智库机构百强排行榜”中名列第一、2019年在中国国家高端智库综合评估中入选第一档次梯队，也是中国十六个国家级智库之一。据官网宣称，人大国发院扎根中国大地，坚守国家战略，秉承时代使命，汇聚全校一流学科优质资源，聚焦“经济治理与经济发展”、“政治治理与法治建设”、“社会治理与社会创新”和“公共外交与国际关系”四大研究领域，致力于成为“最懂中国的世界一流大学智库”，并已在决策咨询、公共外交、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

人大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首席研究员X，是三年前爆出性丑闻之后逃离新加坡重归祖国、现任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校长讲座教授和全球与当代中国高等研究院首任院长以及上海交通大学政治经济研究院名誉院长、一直鼓吹中国制度是比福山“历史的终结”还要终结的最好制度因而被习近平喜欢的“国师”郑永年的学生。我与X碰面时，总要问他一句对时局的看法，X的回答一向神神秘秘、藏头漏尾、三言两语，近乎鬼祟。川普上任前的一次酒桌上，我问他怎么评价“李克强经济学”，他不屑地说：“从来没有什么李克强经济学，真正高明的，是习近平的经济思想”。这个高论，我还是第一次与闻，不过也懒得深究。三年前还是在一次酒桌上，他醉意朦胧间，俯在我耳畔，一脸意味深长的表情，说：“现在的形势，和1962年一摸一样”。这一句话让我心中一震，似有醍醐灌顶的感觉。我还不肯放过以前的题目，追问他：“你现在还觉得习近平经济思想高明吗？”他早忘了当初的铿锵结论，嗤之以鼻的说：“习近平有个鬼经济思想？”

1962年，被称为“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饥荒和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灾难”的大饥荒已进入了第五个年头，几千万人饿殍路毙。在尸山骨海面前，毛泽东一无所动、泰然处之、行至若常，因而终于与刘少奇发生了严重分歧。以刘少奇为代表的当年一批中共高官，尽管在毛泽东的暴虐、凌霸和淫威下，常年仰人鼻息、噤若寒蝉，但他们毕竟是在出生入死、残酷斗争中冲杀出来的，尚存几分枭雄气慨；尽管他们误入歧途，在一个基因邪恶的帮派里一点点丧失人性，但他们毕竟最初还抱有理想和追求，不像今天的共产党干部投身组织就是为了方便违法犯罪、“腐败贯穿整个职业生涯”；因此在闯下滔天大祸之后、在罪恶昭彰天下之前，还知道恐惧和羞愧、还有些许廉耻之心、还残留着最后的良知和勇气。因此，在1962年一月的七千人大会上才有刘少奇的慷慨激昂、不留情面，在1962年二月的西楼会议上才有刘少奇的继续追究错误和陈云的右倾“翻案”；也因此，在1962年九月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才有毛泽东以“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来回击刘少奇，把与刘少奇的分歧、矛盾和斗争正式公开化。

X得出“1962年”结论的    2019    年，港版国安法还没出笼，反送中运动仍在如火如荼、轰轰烈烈；贸易战已经开打，但中美关系还远没有剑拔弩张、不共戴天；中国战狼初长成，尚不敢四面嗥吠、八方出击、到处树敌；台海危机时不时被挑动，但武力攻台的预想还没有引的全世界严防死守、如临仇寇；GDP增长逐渐开始迟滞，还不像今天经济严重下滑、地方财政破产；国进民退已成趋势，但还没痛打民营经济、一天搞垮一个行业；名为“共同富裕”实为共同不富裕的路线重新回归，但没有公然逼捐、曲线敲诈；国门正在悄然合上，但没人敢公开闭关锁国。那时闹得全世界天翻地覆、鬼哭狼嚎的新冠病毒正在武汉Ｐ４实验室的密封容器中培养；那时没有银行违约、没有大面积烂尾、没有成规模断供、没有房地产企业多米诺骨牌、没有把自己绑在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战车上、没有武汉的人间地狱和全国的清零核酸封城焊门禁足健康码万户萧疏鸡飞狗跳百业凋零……如果那时已是1962年，那么三年后的今天就该天怒人怨、天翻地覆、乾坤倒转、国将不国了。可是，从那时至今我足足等了三年，没有看到刘少奇的忍无可忍、冒死犯颜，没有看到七千人大会的群情汹涌、义愤填膺，没有看到“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要上史书、下罪己诏”的反省惭悔，没有看到西楼会议的悬崖勒马、改弦易辙，没有看到毛泽东的灰头土脸、退居二线，只看到千万个林彪“四个伟大”、巧言令色，只看到习核心反以为荣、变本加厉，只看到个人崇拜登峰造极、恬不知耻。毛泽东能够凌驾全党、肆无忌惮、为非作歹，毕竟他是千年不遇的混世魔王、巨奸大恶，又是党、军的祸首肇端，在党内军内盘踞经营清洗培植了五十余年，即便这样还一度成了孤家寡人，差点被扫地出门、鸡飞蛋打的成了赫鲁晓夫，不得不废了九牛二虎之力，不惜搞得天下大乱、毁掉又重建自己的半壁江山，才收回权势。而无尺寸之功、无点滴之德、无纤毫之能的习核心，仅凭着阴谋和权术、只借助选择性反腐、光经由要挟与恫吓，就驯服了整个几千万的官僚队伍，使一个近亿成员的大党成为断了脊梁骨的落水狗，可见今天的共产党已经堕落、腐朽、无耻、下作到了何等程度，甚至完全无法与1962年的共产党相提并论。在这样一个没有底线的群体中，哪怕李克强有通天彻地的本领，也根本不会发生什么“习下李上”。

我询问Ｘ的时局观点，并非因为他来自那个纸上谈兵、一无所用的“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而是他进入人大“智库”之前在国务院直属的中国证监会担任了多年局级领导。他的判断，无疑会代表一大批同层或者更高层官员的共同认知与态度。三年前突然听说X辞官不做、解甲归学，我一时目瞪口呆，心想自古“学而优则仕”，现在流行起“仕而不优则学”来了；不过以前只知道官场上常会心灰意冷，可从没想到敛财赚钱有一天也能索然无味。X向我简短而诚恳的解释改邪归正的动机和缘由，不过没敢像俞可平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回北大做政府学院院长时对记者解释的那样说“我不唱卡拉OK、不跳舞，平生唯一的爱好就是读书做学问”。看我仍旧满心狐疑，X又画蛇添足了一句：“我可没犯什么事儿呀！”我笑说：“我信不信不要紧，让中纪委信了就够了”。

把X的人生经历当作一只典型麻雀来解剖，可以洞见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之中的一大类人共同有过的曲折、复杂的心路和身路历程。他们的大学时代，既不像二十一世纪第一个十年里钱理群口中“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更不像目今彻底躺平、主动放弃一切作为的犬儒们。他们有理想、有抱负、有一颗永远躁动的心，他们仰望星空、邃密群科、怀抱着对真理的强烈追求，他们渴望站在时代前列、投身改革事业、推动中国民主与进步。六．四之夜的枪声，击碎了他们自由的梦想，但没有泯灭他们探求真知的本能；后八九时代的政治黑暗、专制严酷、权贵资本主义野蛮生长，使他们对权力的凌驾万物和任性疯狂、对金钱的无所不能和驱鬼推磨，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认知、羡慕与贪婪。他们不肯放弃独立思想和不忘立言成家初心的同时，“既想当大官，又想发大财”，另外一个小心思可惜不能为人道——还想当渡尽人间春色的西门庆。对他们来说，什么都占上、什么都不拉，政商学嫖——此处之“嫖”非指嫖娼也，乃是援《玉蒲团》、《九尾龟》中所言与“政界”、“商界”、“学界”并列之“嫖界”的嫖——、一能百能、赢者通吃、强者全拿，才真正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不虚度自己唯一一次的生命，才是历史的弄潮儿，才有精彩完整、十全十美的人生。这二十几年里，中国有很多有据可查的在学术名利场、商场、官场之间可以游刃有余的随时调整、不断切换、自由转移的成功者和人生赢家。仅就我知道的北大出身者说，最成功的是先后在美国大学任教并获终身教职、在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任教授和副主任、在国家外汇管理局任局长、在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任副主任、在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任副主任、在中国人民银行任行长、大我一代我也不熟悉的易纲，最倒霉的是先后任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美国兰德公司国际部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世界银行总部企业发展部公司治理局公司治理专家、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部副主任、中国证监会发行监管部副主任、中国证监会国际合作部主任、商务部部长助理和党组成员、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成员、湖北省副省长、海南省委常委兼三亚市委书记、2022年６月被判处死缓的童道驰。有意思的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不约而同的选择了金融部门，特别是当官、发财、著书立说三者互不耽误，最方便监守自盗的证监会。而好像蓄意的私下勾联、协同共谋，证监会也最喜欢引进跨界干部，不是为各个基金公司坐庄洗码不过瘾了想去直接抽水的解决了大量行政事业编制，就是帮助海外各大学博士再就业招进众多“研究、学者型”人才来储备。再回来讲X，他的职业过程完整的重复了上述的标准化路径和流水作业：起步是在大学任教同时完成博士学位，第二步成为大学学院院长、取得进入官场的基础级别并奠定专业上地位，第三步断然抛弃公职和事业编制投身基金公司获取金融业入行资历并为“做大官”做好资金准备，第四步华丽重返体制内、进入证监会五子登科“当大官、发大财”。X唯一超越别人的是，他头脑清明、居安思危、见好就收、及时脱身、内循环“润”——尽管他想让别人相信而且或许自己也相信，他真的是看到十八大之后中国学术的春天到来了，因此激情难耐、下定决心，宁愿放弃金山银山，也要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光辉指引下，再立理论新功——，所以才悬崖立马，没有走出第五步——步他同期同级的同僚童道驰和他另一个同僚、我另一个朋友、先后任中国证券会稽查局副局长兼稽查总队总队长、重庆证监局党委书记和局长、因涉及泽熙私募徐翔案2021年5月28日被双开、 2021年10月21日在山东被公审的毛毕华的后尘。毛毕华在北大一路读完博士，学术资质上佳，开朗豪爽、热情仗义、待人真挚，敞亮和坦诚远胜Ｘ，却不如X城府沉毅、老谋深算，不懂得天长地久、细水长流，又入戏太深、忘了初衷——可见在共产党人工强行吊命的覆巢下，人人危卵、良莠偕亡、玉石俱焚。

退一步说，如果X没有说谎，确实打心眼里想回归学术、建言立说，那真要可惜他找错了地方。人大牛皮吹得震天响，可看看除了听命和御用之外的那些鸡零狗碎的成果，实在和“国家战略与发展”搭不上界。如果就这些劳什子，有一个名声赫赫的清华国情研究院、有一个溜须拍马的国师郑永年就够了，犯不着全国高校人手一个“智库”糟蹋金钱、浪费生命外加丢人现眼。我的一个中学同学，二十岁就进入计委，在国家统计局工作了三十多年；在计划经济的总衙门呆久了，就成了技术、专业和工具主义的狂热追奉者，坚信那么一个庞大的社会、经济管理系统与工程，共产党要是完了没有人能接的住——我于是不断向他灌输：民主革命绝非像共产党那样反人类和与世界为敌的“砸碎一切旧的国家机器”、“和旧的传统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铲除掉祸国殃民的组织、思想和文化之后，必要的社会和经济部门会保持不变，仍旧留给专家去治理——；终于有一天他主动告诉我，他偶然看了几个外国商业机构和非政府组织有关中国的统计资料，大为震撼，感叹真该裁撤国家统计局，把相关工作委托给民间，如此不但能节省每年四五十亿的预算、解放不计其数的劳动力，还能得到更准确的数据。如果说国家统计局的存在属于事倍功半、多此一举，那些五花八门、承风希旨、招摇撞骗、沽名敛财的“国家级智库”则是上损“国家战略与发展”，下害个体灵魂与人格。就说X本人，全职研究做了整整四年，影响最大、流量最高的成果就是在《人民日报》和“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上发表的“赢得民心、赢得时代”的“思想纵横”。从大学时代追求自由进步、同情赞助八九民运，到后来全盘否定和唾弃毛泽东，到三年前对“习近平经济学”嗤之以鼻，再到今天终于认识到“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心系人民，紧紧依靠人民，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与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赢得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从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冲锋陷阵、忘我奉献，始终牢记党的初心使命，为人民根本利益而不懈奋斗”，终于发现了“百年历史，人民衷心拥护中国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学问做到这种程度，学术如此突飞猛进，我真该劝他赶紧打听能不能重回证监会继续收保护费——虽然同样无法利国益民，但至少还可以惠及自己和身后几代人的生活与消费。

四、

我说“将来也不会有‘习下X上’”，是因为我相信：习核心统治的结束——不管是生命自然衰亡导致的结束，还是人力强行干预导致的结束——，就是共产党执政的完结；习核心之后，不会再有下一个共产党人粉墨登台：因为习核心已经彻底的、最后的终结了共产党的执政合法性。

虽然中国共产党骨头里始终执迷于相信“打天下坐江山”的成王败寇定律，经典如李瑞环说的“你想让共产党下台？还我几百万人头”和邓小平说的“泥鳅掀不起大浪，跳蚤顶不起被窝，我们有两百万军队”。但毕竟已经是二十一世纪，再耍那套“有奶就是娘、有枪就是王”的流氓无赖嘴脸，就未免显得太像水泊梁山草台班子违制僭建的伪政权了，所以共产党不得不羞羞答答、扭扭捏捏的琢磨起自己的“执政合法性”来了：其中最有典型意义的是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在“纪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讲话中说的“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看着共产党好像终于变得脑筋疏通，不再装睡不醒了。不过狗终究改不了吃屎，仅仅过了五年，到了2015年的9月9日，面对参加“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的众多国外前政要和知名学者们，王岐山又故态复萌，只用了一句“不证自明”和不容证明的断语，就轻飘飘的把“胡锦涛命题”一笔勾销：“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源自于历史，是人心向背决定的，是人民的选择”，从而代历史做出了回答，为人心决定了向背，替人民进行了选择。这种蛮不讲理和欺世盗名，居然还被官媒厚颜无耻的吹捧为“是中共最高层领导第一次论述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问题，可以说是在话语体系上一个重大的突破”。除了共产党谁都知道，现代政党和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来源就是简单的不能再简单了的两个字“选票”，可共产党不怕举国声讨，不怕全民控诉，不怕千夫所指，不怕万邦唾骂，不怕遗臭万年，不怕死后洪水滔天，偏偏就怕“选票”这两个字，所以只好云山雾罩、瞒天过海，把责任推给了涂抹过的历史、封控住的人心和无法开口的人民。其实，去除他们凭空捏造的谎言后，即便依照他们不着边际的假大空逻辑来推导，也可以得出如下铁一般“历史、人心、人民”的结论：

在历史上的1977年，共产党执政近三十年的丧心病狂、倒行逆施、为非作歹和暴戾恣睢，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穷凶极虐、恶贯满盈的程度。华夏大地山河破碎、满目疮痍、国将不国，万里神州生灵涂炭、水深火热、民不聊生。在这一年，终于导致天怒人怨、民心丧尽、忍无可忍。从1977年下半年起，整个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各个行业、各个阶层、各种群体、各种形态的民变、抗争、示威、请愿风起云涌、此伏彼起、波澜壮阔、烽火燎原。那个时候我就住在距离天安门咫尺之遥的珠市口，目睹着日日夜夜天安门广场人潮汹涌、长安街游行队伍川流不息、新华门被愤怒的人群一遍遍冲击。这一切，最终汇聚成1978年末北京西单民主墙运动对共产党执政的公开挑战与否定。在这种风雨飘摇、危在旦夕的形势下，以邓小平为首的改革派，一方面借力打力，趁机清洗掉华国锋和党内顽固派，一方面过河拆桥，严厉镇压了民主墙运动，一方面痛定思痛，显示决意洗心革面、痛改前非、脱胎换骨。他们为中共建政以来历次迫害运动的受难者昭雪平反，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废除了以“阶级斗争为纲”、个人崇拜和领导干部终身制，宣示改革开放、依法治国、集体领导，信誓旦旦以往的灾难永远不会重演、共产党绝对不会再犯过去的错误，甚至承诺五十年后会实行普选……就这样，中国共产党最终熬过了第一次执政合法性的巨大危机，中国人民不计前嫌的原谅了它，历史也宽宏大量的给了它又一次机会。可以说，毛泽东之后的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是建立在它彻底否定文革、改革开放和发誓改邪归正的基础上的。

可是，善良的、痴心不改的、不会接受教训的、在同一个地方再次摔倒的中国人民相信与期待的共产党幡然醒悟和悔过自新并没有兑现，它们像复辟后的波旁王朝查理十世一样“什么都没学会，什么都没忘记”，一如既往的冥顽不化、怙恶不悛。于是，共产党执政的更大危机在1989年终于爆发了。“多少岁月、凝聚成这一刻，万涓成水、终究汇流成河；一年过了一年，一生只为这一天”……

枪声止息，硝烟消散，血泊干涸，在坦克机枪、屠刀监牢和纵容全民腐化、放任闷声发大财的大棒加胡罗卜下，中国人民先是屈辱无奈、后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再一次选择了原谅和给予共产党机会。

六．四后的二十三年里，时光既像永恒的停滞，又催老了无数红颜，让一代人的生命虚度。在一个个领导核心乐此不倦、浑然不觉、肆无忌惮的击鼓传花、旁氏接力、玩俄罗斯轮盘赌的同时，在“梦里不知身是客”的统治者们醉生梦死、追欢逐乐、“隔江犹唱后庭花”的时候，他们之外的几乎每个中国人都在有意识或下意识、默默无言或惴惴不宁的等候着什么、期待着什么。谁都相信，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只是过程中，那一天终究会到来。多少个子夜深更，驱车从寂静空旷的东三环归来，在驶入地下停车场的一刻，看着黢黑的高楼和街区，听着蛙鸣和虫语的交响，我都真切和清晰的感受到自己正生活在一个不确定的时代和一个仍未有结局的国度；在波澜不惊、岁月静好的生活每天重复的时候，岩浆正在慢慢聚积，雷声正在缓缓移近，万丈火山和滔天暴雨随时就会喷发和倾泻，一觉醒来升起的太阳不知将变成什么颜色……这种身处大变动前夕的感觉和想象让我不安、忐忑、奇异、激动甚至兴奋和享受。可是，不要说那一天和那个变动究竟是什么样子没有人说的出来、想的清楚、看得明白，连人们的等候、期待是不是就像龚自珍在《乙丙之际箸议》里说的“蚤夜号以求治，求治而不得，悖悍者则蚤夜号以求乱”，也没人能确切得知。人们只知道，国运也像股市一样“久盘必跌”，长期的停滞低迷预示着一场惊天动地的巨变必将到来。

终于，2012年10月，“习近平新政”启动，达摩克里斯之剑轰然落下。

“习近平新政”的终于登场，意味着经过了二十三年的徘徊踯躅、左右摇摆、得过且过、不死不活，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都意识到，中国绝不能再继续这样维持下去了：不是向右转就是向左转，不前进就必须倒退。“习近平新政”，是中国共产党救党护国的最后一次努力，是竭尽全力的临终一次挣扎。“习近平新政”，就像太平天国之乱后复苏的大清，在历经了三十六年的改革变法与坚守祖训、睦邻友邦与排洋仇外、维新自强与护种保国等种种彷徨犹疑、撕裂纠结、角逐博弈、进退维谷之后必然出现的山崩地裂、绝地一击的庚子事变；“习近平新政”，更像在1991年苏联千疮百孔、奄奄一息的生死存亡之际，为了挽救共产主义帝国不可避免的震撼世界、拼死一搏的“八．一九政变”。“习近平新政”，也如同清朝最高统治者与底层民族主义者联合酿成的庚子事变和除戈尔巴乔夫之外全体苏共最高层发动的“八．一九政变”一样，冒了不可逆转的巨大风险：庚子之乱的失败，耗尽了清王朝最后一点元气，本来依然百足之虫的大清，在慈禧死后仅仅三年就大厦倾覆；存活了七十二小时的“八．一九政变”失败后的第三天，有着两千万党员、八十年历史、曾经控制了地球一大部分和近十亿人口并让世界瑟瑟发抖的苏联共产党就被取缔成为非法，瞬间烟消云散。“习近平新政”的失败与成功如今尚未彻底分晓，但共产党的结局却早已确定：如果失败，共产党在他有生之年就将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如果成功，中国会再陷入十几年的黑暗，而共产党政权则必将紧随在他身后覆亡——凡事可一可二不可三，逆行倒施的“习近平新政”已经彻底背弃了共产党两次昭告天下的所有誓言和承诺，辜负了中国人民一而再的原谅和宽恕，从而完全摧毁了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让中国人民看到共产党言之凿凿的诺言是根本靠不住的谎言、共产党会永远不断地一次又一次重复过去的罪行，使共产党丧失了最后一点信誉和公信力，使毛泽东之后共产党继续执政的前提再也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