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谎言成为国策，告密成为制度
王立君
造假者、纵容者与失责政府必须面对追问
一、当谎言成为统治技术，真话便会被当成罪证
一个正常社会，谎言应受谴责，诚实应受保护。但在中共政治运动塑造的高压环境中，这一基本秩序一次次被颠倒。问题从来不只是某个官员说了假话，而是掌权者决定哪些话可以说、哪些事实可以承认、哪些记忆必须抹去。服从被包装成忠诚，沉默被称作觉悟，公开表态则成了自保的仪式。
最可怕的不是人人都相信谎言，而是许多人明知是假话，仍被迫重复。说话者知道自己违心，听者知道对方违心，主持会议的人也未必相信那些口号；可谁先打破沉默，谁就可能付出代价。这不是人民天生虚伪，而是权力把惩罚施加给说真话的人，把好处给了迎合者。这样的制度，才是谎言得以流通的制造者。
1989年学潮期间，我亲历学校要求人人表态的场面。轮到我时，我说：“我不懂政治，不知道该说真话还是假话。”我还提及自己记得的镇压学生运动的历史言论。一个人连表达困惑都要冒险，这已经足以戳穿所谓“人民当家作主”的宣传。政府若真有信心，就应允许人民追问事实；它若以惩罚回应质疑，责任就在掌权者。
二、告密不是偶然恶习，而是权力制造的工具
中国历史上有告密和连坐的旧例，但今天的问题不能推给所谓“民族性”。真正应当追问的是：为什么现代政权仍能把古老的恐惧手段变成日常治理？为什么一个人的前途、安全乃至自由，可以被一纸针对私人言论的报告左右？
从延安整风、反右运动到文化大革命，政治运动反复把检举揭发纳入动员。组织要求人们划清界限，个人便被逼到良知与自保之间；亲情、友情和师生关系也被拖进政治审查。告密者当然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更不能放过设计奖惩、鼓励互相监视、把私人言论变成罪证的权力体系。
我曾听闻，一位邻居停电时开玩笑说：“都说毛主席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怎么现在屋里一片漆黑？”据我所知，他因此被妻子告发，随后被捕入狱。出狱后，那段婚姻也无法修复。若一个政权能使夫妻害怕彼此的言语，它就不能把责任推给家庭伦理；它必须回答，谁把告发变成了自保的筹码，谁又借此摧毁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举报真实犯罪，应当进入有证据、可申辩、受法律约束的程序。因政治意见而告发他人，则是对权力迫害的递刀。把这两者混为一谈，是替政治告密洗白。
三、我亲历的恐惧，也包括我曾经的软弱
1971年，我十四岁，读初一。一次课后，我和同学把俄语、英语单词混在一起开玩笑，无意中拼出了涉及“毛主席”和“打倒”的词语。两个同学把这件事报告了老师。在那个年代，一句孩子的玩笑都可能被解释成政治罪证，后果不堪设想。班主任不断逼我“坦白”，还当着全班批评我。我想起父亲说过的一句大人间的讽刺话：“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我咬紧牙关，没有承认自己并无其意的罪名，才躲过了更大的麻烦。
我至今记得那种被盯视、被羞辱的寒意。老师以刻薄的话刺激学生，不是教育；让全班围着一个孩子逼供，也不是纪律。这些做法之所以能发生，不是因为某个教师可以凭个人脾气任意伤人，而是因为学校被置于政治恐惧之中，权力鼓励告发，却不给被指控者公正申辩的机会。执行者应为自己的伤害负责，制定并纵容这套做法的制度更不能免责。
更令我痛心的是，在人人自危的环境里，我自己也曾违心地向老师报告过同学的言论。今天写下这件事，不是替自己开脱。我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同时我也要指出，极权制度最残酷之处，正是它不只迫害拒绝服从的人，还企图把受害者训练成制度的帮手。承认个人责任，不等于替制度开脱。
1989年之后，我因表达真实看法，被单位处长告发给公安机关，后来遭到逮捕。我曾向警察提起当局此前有关不“秋后算账”的表态，对方却说：“你太幼稚了，我们没有秋后算账，现在是冬天抓你！”这句话我至今难忘。它不仅是对被捕者的嘲弄，也暴露出权力对政治承诺的轻蔑：当政府可以用文字游戏撕毁承诺，受损的就不只是一个人的自由，还有法律的尊严和政府的公信力。
四、造假者不能免责，纵容造假的政府必须问责
政治谎言不会永远停留在会议室和宣传栏。当服从上级比尊重事实安全，当报喜不报忧比揭示问题有利，造假就会向行政管理、教育评价、商业活动和公共安全蔓延。造假不是无伤大雅的数字游戏：错误信息会误导决策，掩盖风险，挤压诚实者的空间，最终让普通人承担代价。
每一项造假都应追问责任链：是谁提出虚假指标，谁编造或篡改数据，谁明知有假仍签字背书，谁压下异议、销毁证据，谁在问题曝光后继续包庇？直接造假者应承担责任；下令造假、逼迫下属造假、从造假中获利的人，同样不能免责；明知问题而纵容、掩盖、阻挠调查的官员，也必须接受追责。职位高低不能决定责任轻重，执行命令也不能成为抹去责任的借口。
尤其需要追问政府本身。政府掌握信息、预算、执法和调查资源，也负有保护公众知情权的义务。若政府部门把真实情况压下去，把质疑者打成“别有用心”，把揭露问题的人当作麻烦制造者，那么政府就不是旁观者，而是造假得以延续的制度责任主体。不能只抓一个基层填表者，就宣布问题已经解决；不能处分几个替罪者，就让下令者和包庇者全身而退。
要减少造假，必须保障独立调查、自由报道、公开数据、举报人保护和司法救济。没有外部监督，内部检查很容易沦为自我证明；没有批评空间，坏消息就只能层层过滤；没有真实问责，造假便会成为成本最低的选择。政府若要求人民相信，就必须先允许人民核查。
五、权力不能越过国界追逐异见者
对海外华人的跨国施压，是政治恐惧向国境之外延伸时必须严肃面对的问题。围绕跨国镇压、向异议人士家属施压和未经授权的海外执法活动，公开调查与报道已引发关注。具体案件应以司法文书和可靠调查为依据；不能把海外华人、留学生或持不同观点者一概指为特务，也不能因为施压发生在境外就降低追责标准。
真正应被追究的，是利用国家权力威胁个人自由的行为。若有人因批评当局而担忧国内亲属受骚扰，若有人因参加集会而遭到威胁或监视，就应由独立机构调查证据、确认责任并依法追究。自由社会也应依法保护表达自由，同时调查威胁、骚扰以及违法代理外国政府等行为，不能让任何政府以政治借口凌驾于当地法律之上。
中共政权不等于中国，中国人民也不等于中共。把权力机构的行为归咎于整个华人群体，只会伤害最需要自由与法治保护的人。
六、一个害怕真话的政府，无权要求人民盲信
谎言可以暂时保住权威，却造不出信任；告密可以制造表面顺从，却建立不了健康社会。一个制度若靠噤声证明正确，靠监视证明忠诚，靠惩罚说真话的人维持秩序，暴露的不是人民的过错，而是权力害怕人民自主判断。
我们需要的不是把所有举报一概定为恶，也不是以新的思想审查取代旧的思想审查。我们需要的是让举报真实违法行为回到法治程序，让言论自由、司法独立、权力问责和个人尊严有切实保障。
我写下这些亲历，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拒绝遗忘。被迫说谎的人、被亲友告发的人、因一句话失去自由的人，不应再被沉默吞没。造假者必须为造假负责，告密者必须为迫害他人的行为负责；下令者、包庇者和纵容者更不能躲在制度背后。政府若要人民信任，就应公开事实、接受批评、追究责任。一个真正自信的政府不会惧怕人民讲真话；一个真正文明的国家，不会让孩子学会告密来换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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