迫害文人是政变图谋的凸显

廖祖笙

由于专制构架下的权力顶峰并非由民主推选构成，权力体系内部忽明忽暗互不服气、互不买账、互相拆台，这也就必然要成为普遍现象。饰演主角的人物，无不希望在政治舞台上可以光鲜一些，而跑龙套的要是对主角心存不轨，即可能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中，让主角的演绎变得极其难堪。

大面积施以迫害，是为主事者制造麻烦、扩大宿怨、让其脸上变得不好看的路数之一。中国史上凡是掀起过迫害狂澜的朝代，宫廷斗争就一定进行得格外激烈。但凡坐龙椅者，在迫害泛滥后，在史料中就不免要被指摘为昏君和暴君。事实上王者位处权力巅峰，未必就有头梢自领的主观故意。

广施迫害是扰乱朝纲的表现形式之一。它让残酷的现实走向了宫廷首脑愿景的反面，为争夺王权、改朝换代埋下了深重的隐患。迫害是“对生命及自由的一种严重威胁”。生命并无贵贱之分，对文人的迫害和对贩夫的迫害，其罪恶本质相同。只是对文人的迫害，其政变图谋显得更为露骨。

自古“文以载道”。文人在俗世的概念里，是义理、善良的符号之一。别有用心者通过施加残酷的迫害，将正直文人一个个凶猛推向统治集团愿景的反面，不但在迫害的当下，置权力巅峰以及整个执政团队于不仁不义，而且在历史文本的传承和记载中，也又强塞进了不可理喻的昏君和暴君。

迫害文人是政变图谋的凸显。迫害文人要利用的，也就是文人手中的那杆笔，要他们去更充分地记载、暴露一个时代的黑暗，以图更大范围地引起社会共鸣，在民怨沸腾中，野心家想浑水摸鱼。即使诡计不能得逞，也可快意于通过文人的描述和鞭挞，将政敌给牢牢地栓定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任何朝代都只会给自个擦脂抹粉。基于这般常识性认知，人们在了解过往时，对于官方文本，难免要半信半疑。而文人流传在后世的文字，因为字里行间流淌着真性情，并且更具文采和可读性，在后世读者的心坎上，相对而言反而更具有穿透力和可信度。世人更多的是在通过文人了解历史。

人们常说“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何为人民？百姓就是人民。一般的贩夫走卒无法通过笔下的文字，告知后人他所处的时代是光明是黑暗，但文人可以，秉笔写春秋的文人年复一年就是做这个的。“历史是由人民书写的”，那是广义上的说法。狭义上的历史，实际是由文人记载和描述的。

文人本是性情中人，苟活乱世，面对贪官酷吏的枉法酷虐，兔头�脑的胡作非为，黎民百姓的穷困潦倒，本就难免感伤时事、忧国忧民，别有用心者再将种种迫害强加在文人的身上，则无异于唯恐天下不乱，让本已复杂尖锐的社会矛盾变得进一步激化，时代的黑暗也更是反弹在文人的笔下。

迫害文人是政变图谋的凸显，迫害文人于明面上是在倚仗强权压迫和凌辱书生，在政变图谋的骨子深处，却是在以形形色色的暴力行为，以迂回的方式将权力顶峰推上烤架，以凸显其无德无能，逼迫文人一呼百应，于悲愤中揭露鞭挞时代的黑暗。迫害文人，是以无情的手腕对上峰进行掌掴。

史上不乏通过迫害文人以图政变的先例。元代末年南方汉族文人饱遭乱臣贼子的迫害和压制，导致文人纷纷走出书斋，投身反元斗争。蒙古铁骑在征服中原的进程中，将遭受迫害的汉族文人广泛纳于麾下，由于这些人的出谋献策，蒙古铁骑也得以一路摧城拔寨，在掀翻暴政的路上无坚不摧。

类似的历史教训让许多朝代的统治者，在对待文人的态度上开始变得谨慎有加，即便有所打压，也更多采取怀柔的政策。即便莽撞若朱元璋，在用强的同时，也通过征召、选聘、科举等途径，将文人尽可能地纳入朝廷的权力体系。自毁长城、无尽无休汹汹扑向文人的朝代，在史上并不多见。

迫害文人既是野心家政变图谋的一种凸显，也是黑暗王朝已步入疯狂，将要进入尾声的一种明显信号。文人的别称是知书达理，一个朝代如果对知书达理的文人，都不能坐下来与其平心气和展开沟通，都要予以残酷迫害，可见强权不可理喻到了何等地步；可见对待他人，又会是怎样的蛮横。

朝中乱臣迫害的是文人，算计的是王权，以各种阴毒手段向文人下手，或“隔山打炮”向文人的老人、小孩下手，目的在于通过暴力激发正直文人的义愤，驱使文人去书写时代的黑暗，给王者制造难题和难堪。当迫害文人的把戏玩得登峰造极时，王权危矣，乱臣们的政变图谋已是图穷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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