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病毒這個問題攸關中國和人類前途
中國研究院9月20日研討會發言紀要

胡平

何頻這個“中國病毒”的觀點非常精彩，我太太讀了也使勁稱讚。他確實提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我覺得到目前為止，包括中國人，包括美國人，對這個問題都重視不夠。

重視不夠的原因，剛才勝平也談了，人們總是用觀念的眼鏡來看世界，沒有觀念的眼鏡就不會看世界了。因為他看世界的時候，總是包含一種理解、一種解釋，而且總用一種他習慣了的概念來解釋。

胡平。

一直到現在，美國政界那些主張繼續與中國交往的人還一再宣稱：一旦中國的中產階級發展起來了，就會自由民主了，他對這個邏輯想都不想，就這麼說。但現在很明顯啊，這些都被事實所否定了嘛，情況不是這個樣子的嘛，如果你在十幾二十年前這麼說還情有可原，但到現在你就是睜眼說瞎話了嘛。

我覺得現在最重大的一個問題，是對中國這幾十年的變化做一個合情合理的解釋。這個解釋當然就挑戰了我們所有習慣了的社會科學的定律、規律，當然，社會科學本來就沒有規律可言，它頂多是些機制，無非是說在某種情況之下，從甲會推出乙，而你需要的那些背景條件太多，鏈條變化的時候，你的結論就不存在。

就像談經濟學，經濟學對人們來說是科學的，但經濟學家並不一定能賺錢，經濟學裡所有的公式裡都有一句：“人的主觀偏好”，而這永遠是個摸不準的量，你把它代進去，它不像物理學的公式，你把一些量找著了，一套進去，就算出結果來了；而這裡邊有個“x”，誰也不知道這個“x”是什麼，所以你永遠算不準。

凱恩斯講過這句話：社會心理決定了人類永久的經濟問題。就像現在，章家敦早就說“中國經濟要崩潰”，怎麼沒崩潰呢？他的材料數字並沒有錯呀，但是中國跟你想的不一樣嘛。你以為一出這種事，那邊就會上街去抗議，就會怎麼怎麼做，但他就不上街、不抗議。

國人在一種環境條件下，大多數人怎麼想，而這樣想是互相影響的，是互動。一個變化來了，我覺得對我好或是不好，想做出某種反應，同時我一定會期待、會假設，別人做出什麼反應？我會估計別人的反應，再調整我自己的反應——是這麼一種非常複雜的互動關係。

像1989年運動的高潮時候，遇到不公正的事，很多人就敢站出來，因為他本能地感覺到，他這麼做，別人也會這麼做，這樣他覺得他不是孤立的，他相信會有很多人這麼做，就形成了很大的聲勢，而且他也估計當局會怎麼做，他估計當局不會做出很殘暴的反應，他就敢於站出來。

到現在呢，他沒有這個信心了，他覺得我這麼做，別人不見得這麼做，別人不這麼做我這麼做，而當局必定會鎮壓，於是我就會倒霉，所以我就不去這麼做。很可能，別人也和他想的一樣，所以儘管大家可能都有站出來的衝動，都有受刺激本能的衝動，但是大家都會自我遏制這種衝動，結果就什麼事情也不發生了，也就是說，你的社會經驗給了你的預期，在這個預期之下就影響了你的行動，所以他們都是自我實現這麼個過程。

我不認為這和中國文化有特別大的關係，它放到哪兒都差不多。我也在力圖解釋這幾十年是怎麼樣變化過來的。我一直認為“六四”是個非常重要的節點，它不但改變了中國，也改變了世界的歷史，而這一步向哪裡去，還是未定之天。

這個問題我過去談過，今天沒有時間再重複了，接著談何頻的文章，最重要的是，他說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這個事情需要我們做一個解釋——我們在座的是最有能力做這種解釋的人。無非就是把我們的經驗從頭到尾理清楚，當時人們是怎麼想的、怎麼做的？為什麼能那麼想、那麼做？“六四”的問題之所以關鍵，就是“六四”開槍殺人所造成的影響——對人們心理造成的影響，這是很少有人把它談得很透的。

網上蔡崇國寫了一篇短文，提到這個問題，這個問題在國內是個禁區，大家不能深談嘛。你想想看，頭一天，全國幾千萬人上街，海外是所有華人男女老少齊出動，怎麼天安門前一陣槍聲，全部都沒有了？怎麼會變那麼快？這裡面，對每個人心理的震撼，是怎麼變成後來那個情況的？

人們免不了講這一段，講“前30年”、“後30年”，好像後30年是一個整體，在國內的語境之下，“六四”這麼大一件事，成了一個空白。大家把六四輕描淡寫就過去了，好像它僅僅是整個后30年的一個小小插曲，只是30年改革的一個插曲：鎮壓了，然後鄧小平1992年不又南巡了嗎？這線就又接上了，“六四”好像僅僅是個插曲。

章家敦曾認為“中國經濟要崩潰”。

從改革的基本路徑，從1978年之後一直到現在，把它看成是一個連續的過程，不認為這中間有個巨大的斷裂，有個巨大的轉折。大家都這麼解釋，這件事慢慢地，因為缺少有關的文字，就把這段歷史就空過去了，結果又把它“說通”了。這麼大的事情沒有了，很多問題就沒法理解了，就造成今天的事這麼令人費解。

我想強調的就是，我們可以對何頻的這篇文章或是這一類的文章，多做一些研究和解讀。另外，都可以從自己的角度，從自己專業的角度或自己經驗的角度，試圖對這一個問題做一個回顧。這個問題對我們每一個在座的人來說是最熟悉的，是親身經驗過的，我們是最有發言權的。把這個問題想清楚、說明白，不光是對當今的中國，而且對全人類的前途，都是至關重要的。（《“中國病毒”蔓延：可有解藥？》連載4，記者蘇文森、沈峻、高伐林整理，《內幕》第4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