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道武汉疫情的张展危在旦夕 中国调查记者群体被消亡
张杰
今年2月，武汉因新冠疫情爆发而被突然封城，1100万市民被困在病毒肆虐的城中奄奄一息。公民记者张展女士离开了上海，前往武汉调查当地疫情，她透过推特丶油管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报道当地的实情。张展在武汉实地写了大量关于武汉疫情的现场报道，曾前往“训诫”武汉市中心医院眼科医生李文亮的中南路派出所采访。5月14日，张展对外发布了“威权防疫后果在持续显现5.13”的视频后突然失联。
她于5月14日在武汉所住宾馆被警方带走传唤，次日即被上海市浦东新区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6月19日，张展被以同一罪名正式批捕，现拘留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张展坚持自己无罪，并以绝食表达抗议。六个月来，张展在三名室友喂食下，得以生存。
近来，海内外一千多人参与联署签名活动，声援绝食中的张展。持续为释放张展呼吁的民间组织“人道中国”理事王剑虹说，张展的身体状况非常令人担忧：“她绝食）这么久了，不知道摧残到什么样子。张展的状况到了关键阶段。张展传出的消息是她一直不妥协、不认罪、不签字，不配合公检法办案。
现年40岁的张展是居住在上海浦东新区的陕西籍网络异议人士，毕业于西南财经大学金融专业并取得硕士学位。2010年，张展离开家乡到上海。她曾担任过律师。后来因参与维权而被吊销律师执照。去年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她通过网络向港人表示支持，在上海街头举伞要求结束社会主义制度、共产党下台，遭到上海警方的传唤和拘留，期间，她两度被做强制性“精神病鉴定”。她的家人也受到了警方的威胁。今年8月18日，张展被以涉嫌”寻衅滋事罪“移送检察院审查起诉，9月18日移送上海市浦东新区法院审理。下面，我就张展女士被政治迫害事件，谈谈自己的看法。
第一，中共恐惧自由的言论
武汉新冠疫情爆发后，武汉当局既未公布该肺炎的疫情，也没有对市民开展防疫宣传。相反，当局却在封杀相关疫情消息，并抓捕所谓“造谣者”，控制舆论。武汉肺炎疫情失控之后，习近平采取了封城这样极端的、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隔离措施，将千万市民封闭在城内家中。我们通过张展、陈秋实、李泽华等公民记者、方方日记和市民发出来的视频、文字，看到了一个真实的武汉。整个城市充满了死亡的气息，政府的救助处于混乱无序状态。那一声声凄惨的哭声，那一车车拖走的尸体，那一双双无助的眼神，一个原本车水马龙、歌舞升平的武汉仅仅一个多月，突然坠入人间地狱。
北大张千帆教授说，在一个宪政民主国家，这场危机极很可能一开始就不会发生，因为言论与新闻自由即足以将新冠病毒扼杀在摇篮中。言论与新闻自由赋予公民知情权，有助于遏制病毒传播——这是自2003年非典即已众所周知的道理。
近年来在中国，中共打压自由的言论已是常态。中共作为极权主义政党，其统治依靠谎言和暴力，而自由的言论是谎言的天敌，所以，张展等公民记者和政治异议人士被迫害是必然的。
第二，禁言是新冠疫情扩散的帮手
武汉疫情至今已经造成全球5000万的人被感染，近130万人死亡，可谓举世惨祸。如果中共不屏蔽言论，如果张展等公民记者和媒体的言论不被打压，疫情或许能够尽早控制。一棵树被点燃时容易扑灭的，但一座山被点燃就注定是一场灾难了。中共的禁言和对公民记者的抓捕恰恰充当了扩散新冠疫情的帮手。
武汉网友李金平说，每次发生社会事件，当局先是设法隐瞒，瞒不住时又设法控制言论。他说：“前面是钳制言论，后面是控制言论，彰显自己权力的傲慢。对民众生命、健康的漠视，他们历来如此。”应该说，中国极权体制在控制言论、封城以及建立传染病医院上的确体现了它的高效率。1月1日，武汉警方就将李文亮等八名提醒病毒防护的医生传唤、训诫。从此，中国再无吹哨人，为新冠病毒的蔓延大开方便之门。胡少江先生指出，在中国极权体制下，社会大众没有新闻出版自由、没有言论自由，任何就危机向大众发出警讯的人，都有可能被认为是损害领导人威信的行为而遭致严酷的镇压。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和饥荒研究专家阿玛蒂亚•森有一个著名论断：人类饥荒史的一个重要事实是，没有一次大饥荒发生在有民主政府和出版自由的国家。其实岂止饥荒，也包括地震、海啸、瘟疫等突发性重大灾害。尽管民主国家不可能幸免灾害，但其发展为人祸的概率很小，这是一个事实。
张展事件告诉我们，习近平和中共统治集团真正关注的是中共的红色江山和权贵集团的利益，他们为了自己的仕途、政绩，不惜拿人民的生命作为赌注。
第三，不要让抱薪者冻毙于风雪
不断出现的公共灾难，使中国人开始明白一个道理，那就是我们都在一条船上，我们必须共同承受灾难，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的命运无法分割。三鹿毒奶粉事件、雷洋事件、山东黑邦辱母事件、聂树斌冤杀案、鸿茅药酒和新冠疫情事件不断突破我们的道德底线。我们不禁要问，在这次旷世浩劫中，那些曝光过毒奶粉、地沟油、黑煤矿、孙志刚案、山西疫苗等事件的调查记者哪里去了？那些宁可坐牢也不屈服的维权律师哪里去了？
1998年，《山西青年报》记者高勤荣，因揭露山西运城渗灌工程造假，被判刑12年。2008年，《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景剑锋，因报道山西公安包庇黑恶势力，被判刑1年。2013年，《新快报》记者刘虎，因实名举报工商总局副局长，被关押346天。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对山西疫苗乱象进行调查，发表了《山西疫苗乱象调查》。但随后王克勤及签发这篇报道的中国经济时报社长、总编辑包月阳均被免职。2015年7月9日中国爆发了举世震惊的709事件，中共在23个省份大规模逮捕、传唤、刑事拘留、带走、失联、约谈了上百位律师、民间维权人士、上访民众及其亲属的事件，2016年至2017年间，翟岩民、胡石根、勾洪国、李和平、谢阳、吴淦等维权律师和人士被以煽动颠覆政府罪判刑入狱。他们的悲惨境遇并没有得到社会的声援，相反回应的是令人心寒的冷漠。
2010年曾在山西疫苗案件中，为受害者提供过法律服务的基督徒律师张凯在他的文章《都在一条船上》中这样写道：山西疫苗事件距今天已经八年时间了，这八年，我经历了人生各种起落和变故。就像坐在一艘大船里，自己完全无力左右命运，只能跟着大船起起落落。然而，我们何尝不都在一艘大船里，看起来船决定着我们的命运。事实是：船里的每一个人，决定着船的命运。如果2010年，那些做报道的记者、律师不是被打压，而是得到荣誉。如果那年的的疫苗事件，责任官员得到惩处，法院大胆的开庭审理，受害人得到高额赔偿。如果那些自发组织起来的NGO组织，可以自由的发挥他们的功效。那今天会怎么样呢？不用太聪明也会知道：会产生更杰出的记者、律师、官员······但，这一切都只是假设。如果把我的这些假设翻译成政治或法律词汇，就是：新闻自由、司法 独立、主权在民······这些已经被历史无数次的验证过的价值，难道我们还需要别出心裁，另辟新道吗？
中国极权体制和西方宪政民主体制的不同价值追求决定了中国人与西方人的不同命运。但我也不得不指出，供养这个不对人民负责的极权体制和欺压人民的官员，不正是中国人自己吗？迷信政府、政党和领导人，而不敢进行政治变革，不改变期待有良知的抱薪者去牺牲，而自己坐收渔人之利的自私心态，中国人就永远无法救赎，因为那些为众人抱薪者已经冻毙于风雪了。
许章润先生为营救耿萧男女士写下《就女子羁狱致暴政书》，痛斥中共流氓政权。现在我们改写许先生的文章，作为文章的结束语：
岁在庚子，七月流火，适为人间清秋，不料戾气弥漫，捕快堕突街闾。大灾甫息，瘟疫依旧，全球讨伐声激，周边战事一触即发，而民生迫在目前，本该予民休息，进而反省罪己，以图祥和。不意当轴反其道行，一意挑动不满，专心制造敌人。
张展，不管你们如何污名，她是这个至暗时刻，义无反顾奔赴在崎岖自由之路上的殉道者，她是至刚至烈反抗极权暴政的受难人，她是浩瀚凛然、追求民主的伟大公民！别作恶，放下屠刀，释放张展，还张展自由，还这个世界以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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