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看待中国改革

罗祖田

    文革后，红朝启动改革，初意自是迫于无奈的补漏。就各行各业各阶层而言，乃因毛泽东革命路线把大陆导向了绝境。就各级官场而言，阶级斗争绞肉机使人人不得安生。这样的前提下，改革成了社会共识，乃顺理成章，势所必然。
    但即使出来了六•四屠杀，三年后邓小平的南巡讲话仍引发了改革的旋风效应，不外乎胡、赵时期曾对社会生活作出了很大让步，使得绝大多数人仍对红朝寄予改革能够成功的愿望。相应地，民意事实上对邓小平予以了宽恕。
    恨铁不成钢，是江、胡时期看待改革的基本社会心态，幻想仍占着主导地位。突出表现在包括很多民运人士在内的各阶层精英，纷纷缅怀八十年代，盼望每年的两会出来新内容，特别对朱镕基这号人物赞赏有加。
    对改革由失望到绝望，是近三年的事儿。直接原因是习当局的反腐不可避免地暴露出了官场腐败透顶。随着习当局的反腐不过是权斗再现，重走旧路唱老调，经济的下滑，公权力的黑社会化，环境被破坏得难以居住，道德沦丧形成的高度互害生活，贫富差距已不可弥合，等等，不由人不醒悟改革原来是这么一出奇葩戏剧。

    一个号称古文明、拥有博大精深文化的国度，在长达三十六七年的时间，直到新的空前危险全面降临，很多人才醒悟改革已经死亡。这在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是罕见的。它说明了什么呢？
    无疑，红朝罪孽深重。但除此之外，它也分明反映了太多的中国人习惯于专制统治的奴才性格，它的所谓精英阶层整体上的见解是多么地可悲可怜，这个文明的批判精神和前瞻目光已残存无几。
    把文明精神的残疾统统推给红朝党文化的洗脑，有违历史真实，是为自己讳。既然中国历史悠久，史籍浩如烟海，它的知识阶层理应从历史经验中吸取教训。就所谓改革而言，它本身毫不新鲜，旧例多矣，成功几率基本是零，甚至愈改革，后患愈严重。对此，三十多年的时间内，中国社会可曾见到严重警告？无情的事实是，直到近两年才冒出来改革已经死亡的声音。而这个死亡之说，同时暗含了对死亡前改革的肯定。结合中国现实，它仍不失为报春鸟的本能鸣叫，却不是腊梅花对春天的提前预告。

实际，不去说欧美的故事给人的启迪了，只说中国故事。专制条件下的社会改革，始于春秋战国。著名的变法者商鞅，不过是各国改革者中的佼佼者。自秦以降，前有王莽、师丹、拓拔宏、王安石，后有洋务运动、康梁变法，直到今天。然而，哪一场改革从根本上推动了文明进步？恰恰相反，商鞅变法的实效在于使秦国从此崛起，性质上只是统治术的重大改进，历史效果变异成了野蛮、暴戾、强求一律全面主宰文明演进。国家从此成了一头无比凶残的食人鳄。较之欧洲的利维坦，《商君书》之于《君主论》，堪称先进了十几个世纪。另一场影响深远的王安石变法，其狂人心理加上矫枉过正行为造成的观念错乱，恰如毛泽东的狂想曲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内伤难以修复。中国文明的质量自宋朝始便逐步下滑，千年来再也未曾大奋进，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乃是那场变法加剧了文明精神的残疾。

    为什么会出现这般始料不及的大蜕变？原因其实并不复杂。专制条件下，稳定乃是皇朝的基本国策。久而久之，借助于儒教的为虎作伥，野性思维皆臣服于标准的王道思想，创意市场越来越小。特别是，社会改革的焦点在政治，内核是权力再分配。在不伤及权贵们根本利益的前提下，特定情况下的改革也是可以推行的，因为它吻合某些想作为的君王的好大喜功愿望。向来如此，追求超稳定的社会秩序，又实现好大喜功愿景，是那类君王一枚硬币的两面。今天的习近平，便属于此类君王。但是，底线是不容商量的。此时，任什么崇高信念、正义呼声，仁义关爱，于既得利益权贵们都是零。另者，他们中少数人因种种原因倒下了，新上来的权贵很快又成了既得利益者，所要求的又是维持现状。能够把所有官僚全部换掉、或索性不要官僚吗？没有一个改革主导者能解决这个难题。还有，官民严重对立的社会，要缓和民怨民愤，权贵们必作让步不可。让步让到什么地步，又是一个突不破的围城。因为让步势必带来要求进一步让步的冲动。要使生活秩序不致于混乱，权贵们的根本利益不受威胁，再度集权、高压就不能少，于是挣不脱种种悖论的改革回到了起点。而引发的新问题、新矛盾却积累下来。
    所以，专制加陈腐思想条件下的社会改革，基本上成不了雄壮正剧。轻点说，是危急时刻的病急乱投医。重点说，是忽悠社会生活的闹剧。红朝三十余年的改革，走的正是这一条路，也不容它不走这一条路。就此而言，专制王朝及其头面人物，也是蛮可怜。

纵观历史，专制条件下的社会改革，几乎都只能限于一代统治者的时间内。因为当旧的矛盾无力化解，新的矛盾又层出不穷时，改革便要叫停。否则，上上下下皆会不耐烦。一点也不奇怪，地下堆着太多白骨，新的冤魂仍旧涌现，无论怎样吃斋念佛，鬼仍旧会出来。四处鬼叫，怎么睡觉安生？
那么，红朝的改革口号却能喊到今天，绝大多数人仍乐意听此忽悠？是否表明中共真有新的思维，改革本来没有错，错在执行问题呢？
    原因其实一样简单，主要是经济生活变化的结果。时代不同了，现代经济特别经济全球化为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生机，也就给小民期盼改善物质生活提供了新希望。这是以往中国从不具备的新情况。毫无疑问，新情况帮了红朝大忙，转移了社会视线，它有益于一代穷怕了的中国人，却遗祸至少几代中国人。可悲的是，红朝高唱前者，闭口不谈后者，不足为怪，怪在很少人看得破这层关系，以为高楼林立就是发展后劲。看来，毛左派对改革派不服气，并非毫无道理。实际，如果不是经济生活新情况，如果新情况不能让权贵阶层大显身手大发横财，邓小平归天后，红朝就不会再喊改革了，一定又会强调毛泽东定下的“祖宗成法”。或者，强调邓的改革完成了历史使命。玩如此戏法，原是一切专制王朝的拿手戏。
    但无论情况如何演变，从来揭示社会生活的真相，是不能指望专制统治者及其御用文人的。正如大国要开创生活新纪元，不可以多指望外部一样。中国各阶层的精英特别体制外知识分子，对此并非没有责任。时至今天，居然还有那么多人寄希望于红朝改革，令人无语。大陆就不去说了，多数人确有种种难言的苦衷与条件限制。看看海外众多网站吧，这样的声音仍不绝如缕，让人看不懂。
    因为现代民主作为提升文明质量的一个台阶，已经得到公认，属于高科技时代生活必不可少的安全阀。这样的安全阀未来的时代肯定要升级，但那是未来人类的工作。中国的民运，其历史责任犹如当年的同盟会。但若民运中很多人的认知水平超不出当年的同盟会员，仍对红朝改革心存幻想，日后中国转型之际，能够起到多大的正面作用呢？很显然，中国大陆需要大变，也一定会大变。时代要求民主运动，不但要团结起来，而且要丢掉幻想，准备斗争，非如此适应不了很多难以预料的新情况。事态早已明显，中国大陆转型，很难避免分娩的阵痛。在无从避免分娩阵痛的情况下，重要的是分娩出一个什么样的新生命？无疑,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

    因此需要谈谈台湾故事和苏东故事。看来很多人丢不掉幻想，主要还是希望再演类似故事。如此，既达到了社会转型目的，又能防止大流血，怎不幸甚，善哉。
    的确，事态发展若能如此，是无可指责的，也是最好的局面。然而，前提与基础却如空中楼阁。
    先看蒋经国。他确是中华民族一个罕见的男儿，但这只是台湾故事的一个方面，台湾故事另有一个方面。那便是蒋氏政权自退居台湾，事实上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戒严时间长达二十几年，足以说明问题。退出联合国后，情况更险恶。内有“本省人”与“外省人”的严重隔阂，外有北京政权的虎视眈眈。若非美国力量和大陆文革动乱，国民党多半不是被“本省人”推翻了，就是被中共武力统一了。如此，中国虽大，国民党却无栖身之地。蒋经国有良知，明白世界潮流不可抗拒，同时也是个现实政治家，决心改制属于秦孝公坚决支持商鞅变法的类似考量。秦孝公是为了秦国能在列强的虎视下生存、壮大起来，蒋经国是为了保住国民党的基本盘，苦待时机，一俟大陆有变再图翻身。
    再看苏东剧变。苏联的崩坍和苏共的丢权，不可能是戈尔巴乔夫的初心。如果苏共和苏联有救，改革成功，他就会是另一番说话。苏东剧变，不是他的能力能够改变的，他充其量使剧变后捱几年或十几年罢了。如果他不能容忍团结工会，加固柏林墙，历史确会出来新的戏剧性情节，但战后时代的大框架变不了。他的历史贡献在于最后关头的良知未泯，推动了历史进程。实际，苏联是由国体雪崩直接引发政体地震的。它在七十余年历史里，一直没有形成过真正的向心力、凝聚力。愚昧落后的中亚诸国原指望苏联给它们带来好日子，波罗的海三国是二战前夕武力吞并的，东欧卫星国也是靠了红军坦克。它本来迎来了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历史契机，便是卫国战争使多数加盟共和国形成了同仇敌忾。曾在一个战壕里作战形成的情谊，总是令人毕生难忘的。若能加以珍惜、呵护，对于推动民族间的凝聚力，一定会事半功倍。可惜，面对不要人伦的阶级斗争和无情的军警治国，天然的父子情夫妻情尚且不堪一击，几年的战友情又算得了什么。于是，面对北美、西欧的日子越过越红火，东欧社会心理理所当然渴望归欧。波罗的海三国更是只要机会一来就会紧紧抓住。多数加盟共和国的权贵，既有了机会做鸡头，何苦再做凤尾还招百姓骂。国体雪崩，垄断了公权力的苏联共产党实难向各阶层作交代。苏共本来就没干过几件善事，党心既散，至此哪里还有民心？认为苏共苏联是被美欧拖垮的，就如同红朝宣传的源于戈尔巴乔夫的叛变一样，哄哄中学生还行。这个庞然大物，纳粹的几百万军队尚且没能击倒它，它的致命敌人只能是自己。这道理适应强权时代一切大国。如果美国建国后走的也是一条苏联的路，也许十九世纪合众国就不存在了。
    很显然，较之蒋经国，习近平至少不须担忧大陆被台湾统一。较之前苏联，中国国体的小麻烦可以忽略不计。前苏联靠经不住检验的马克思学说形成的粘合力从来是个肥皂泡。便是东正教教义，在广袤土地实际起作用的时间也只有五百余年，一直未能驯服伊斯兰教文化。中国却有近三千年的本土文化，至少黄河流域长江流域早在唐宋时期就形成了水乳交融的中国共识。从此，武力仍可以裂土裂国，却割裂不了文化认同。
所以，今日红朝只有内忧，并无外患。它使红朝可以集中力量向手无寸铁的民众单线作战，意味着凭借军队、警察，日子还可以混上好几年甚至十几年。它才不在乎良心谴责哩。它若看重这一套，它就不是集马列学说、法西斯铁血、帝制权能、中国传统小农劣根性、权贵资本主义于一体的红朝了。

这样的前提下，习当局干嘛自讨苦吃去改制呢？官场浸淫了几十年，骨子里仍是皇国史观的习近平焉能不识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顽铁生光的权能权术。几年来，他的行为与宪政民主的要求格格不入，偏偏他的学识、才干乃至作风只适合专制下的一言堂和大言不惭。换了民主制度，他的特色思维与行为不免迭出洋相、被国会问责、甚或更严重局面。要他主导改制，委实强人所难。他显然很欣赏普京，看来不全是意气相投，另有一个只能如此心理。他那个“鞋子合不合脚，只有自己知道”的高论，颇能反映问题。同时，他固然成了全面主席，一样要受制于拥戴他的那些台前与幕后的力量。这个力量与其说是强磁场，不如说是大黑洞。三十余年经济发展，众多天之骄子早就掠夺了天量财富，不乏其人且有血债，谁又能向他们担保，改制以后不遭清算？苏共可以和平交权，中共却不能想象。昔日的老大哥当然也是特权横行，但在掠夺国库和抢劫民财上面，小老弟哪里只是青出于蓝胜于蓝，分明由小字辈变成了大爷级。既已时过境迁，那么中南海就算都是脑残也会明白，不改制固然撑不久了，总比改制自已找死要强。

总地来说，时代不同了，由宪政民主原则指引的社会改革自应拥护。苏东剧变，台湾转型，与此密切关联。但是，它们都是外力内力交相作用的结果。此实为它们的幸运。中国大陆却无这种幸运，有的只是外部新绥靖主义的另类幸运，也就难怪红朝有了一个个“自信”。中国大陆的转型，注定了比它们艰辛。而十几亿人面对的新危险，包括红朝对世界的危害，又决定了转型的必要与紧要。丢掉对红朝改革的幻想，乃至准备接受相当震荡，是大陆的命数。
进一步说，红朝改革，不多的正剧油彩随着六•四就已全部剥落。此外，胡耀邦、赵紫阳固然应受人尊敬，但他们就算没被赶下台，真有抗衡体制取得胜利的力量？认为体制是人建立的，体制内人就可以改变它，多数情况下实为不黯世事之谈。作为当代至少心理上的神圣同盟盟主，中共曾有一次主动改制不会大反弹的机会，便是建政时刻，如果毛泽东是胡耀邦，很有可能。错过了那次机会，谈什么都晚了。红朝自反右始，定型后体制的惯力便如同巨石从高山上滚了下来，自身已无力让它停下或转向，非十倍以上的外力不足以阻拦它。
所幸的是，这块沾满了污血的巨石，今天已经滚落到了山脚下，惯力与冲力已是强驽之末。它的体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庞大，结构的强度与质量的密度却成反比。它正在由岩石变异为雪球。战后的世界变化特别科技发展已近乎沧海桑田，不容专制制度不由岩石变异为雪球。岩石经得住一般敲打，无惧严寒和高温。雪球却只能存在于由贫困与封闭结成的严寒中，见不得由开放生活形成的开春后阳光，更不消说六月的高温。这般情势下它仍旧喊改革，如果不是无话可说了，只恐它自己都会懒得开口了。中国已进入了英、法革命前的社会对抗剧烈，民心强烈思变又思治，社会结构、知识累积较之清末更适合转型的阶段。固然，大方向是一回事，具体演进的戏剧性又是一回事。我个人认为，中国大陆出不了台湾故事，出现波兰故事的可能性也很小，靠谱的多半是南韩之路。关于习近平，他成不了雅鲁泽尔斯基，遑论蒋经国。他若不改“自信”，贪权又恋栈，朴正熙或齐奥塞斯库，就会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