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勤先庭审录像：一个政权最怕被人看见的真相

陀先润

前段时间，我把那段六个小时的徐勤先庭审录像从头到尾完整看了一遍。尽管我并非六四事件的亲历者，但看完之后的压抑感久久挥之不去。那不是一般意义的历史记录，而是一面照见共产党本质的镜子。

庭审从第一分钟开始就能看出定罪早已内定，量刑谈妥，所谓的庭审程序不过是按剧本走过场。然而即便如此，录像里仍处处可见有人试图“乘机下狠手”，想把徐勤先从“职务性违纪”往“政治性死罪”方向推进，企图将他塑造成“反党分子”。最典型的，就是那位姓卫的审判长。他在扣“反党”“挑战党指挥枪”这些帽子时，眼神始终飘忽不定，不敢与被告对视，语气犹豫，表情僵硬。这样的回避并非胆怯，而是一种心理防御——因为他自己也知道，他正在推行的不是司法，而是一场政治迫害的仪式。

相比之下，公诉人的表现反倒更“克制”一些，至少知道不能把案子推到无法收场的方向，因为那会牵连敏感的人和事。这种反差本身就荒谬：公诉人按剧本行事反而显得更像一个正常人，而审判长则不惜用尽话术逼供，只为证明自己的政治忠诚。

更糟糕的是那几份所谓“证词”。这些证词写于事件发生一个多月后的七月，本应该存在大量细节差异，但字句竟然高度一致，连语气都几乎相同。这不仅是伪证，更是共产党处理重大政治案件时的“制度化造假”。更关键的是，这些证人没有一个出庭当面对质，全部使用纸面材料。纸面材料可以改、可以重写、可以统一口径，是政法系统最惯用的工具。一个严肃的司法体系绝不会允许这种操作，但共产党从来不在乎法律的底线，它只在乎案件是否能按政治需要落地。

为什么这些证词集中把徐勤先往“人大”方向推？因为只要扣上“要求人大干预军队”这条罪，就不是五年，而是死罪，而且还能顺势把更高层的敏感人物拖进漩涡。六四当年，全国舆论呼吁由人大出面调停，万里途中被半押送回国。这个背景太敏感，触碰“人大”三字，就是触碰权力斗争的雷区。有人想借此把案子扩大，把责任推向更高的层级，顺便解决党内旧账。

在这样的环境中，徐勤先提出“军队已纳入国家体制，重大事项是否应听取人大和国务院意见”这样的想法，已经算极度克制。然而在共产党眼中，“按制度办事”恰恰是最大的威胁。这个政权最不能容忍的，不是反对者，而是“有底线的人”。你不愿参与作恶，你就是异类；你坚持常识，你就是危险分子。这是共产党政权的本质逻辑。

录像最刺痛人的地方在于，整个过程没有任何证人敢当面对质。表面理由是程序安排，真实理由是他们不敢直面一个坚持底线的军人。他们只能躲在纸面后面，因为纸面不会回望他们，不会问他们到底在参与什么，也不会揭穿他们的怯懦。

徐勤先不是共产党口中的“反革命分子”，也不是后来某些人塑造的“民主斗士”。他只是一个在关键时刻仍然保留基本良知的军人，一个不愿意把枪口对准手无寸铁的人民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成了必须被压下去、必须被处理掉的目标。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对这个政权构成了威胁——他证明了这个体制内部仍有人“不愿意彻底变成工具”。

共产党最害怕的从来不是敌人，而是良知。真正让它恐惧的，是那些在关键时刻说“不”的人。那些人会让党的命令显得肮脏，让党的逻辑显得荒谬，让党的暴力显得裸露无遗。

录像的意义远不止历史。它告诉我们：六四事件并不是过去式，而是现在进行式。它不是远去的伤痕，而是共产党统治结构的一部分。那些在录像中赤裸裸呈现出的谎言、互相推诿、恐惧、背叛、造假和冷漠，并没有消失，它们至今仍在那套机器里运转。

如果说这段录像证明了什么，那就是这句话：

共产党欠人民的血债，没有过期日。

它不会因为时间而消散，只会等待一个可以清算的时刻。

而且，越晚清算，这笔账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