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权总是需要进城的

子规

    今年春节后不久，我们一家三口前往闽西的长汀和永定游玩了四天。在过去的三年里，我们都不敢出远门，从未离开福州一步，最多只在周边的郊县走走，现在社会放开了，终于可以去更远的地方浪了。动车沐浴着早春的阳光，在铁道线上平稳地飞驰着，我们都像刚飞出樊笼的鸟儿，心情无比的激动，也无比的畅快。看到铁道两旁的民房、田园以及厂房，人们又像平时那样可以正常地生产生活了，不由感到十分欣慰起来。想想不久前还哪里都不能去，整天惶惶然的，随时都要担心会被封在哪里，真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我们的目标有千条百条，第一条就是可以安居乐业，可以求得温饱，可以自由出行，然后才谈得上别的。

    抵达长汀后，订的酒店就在汽车站前。从酒店出来往前走几分钟，就来到了汀江边，江对面就是著名的长汀古城墙，一座巍峨的城楼矗立在那里，一条宽阔的马路从城楼下穿过。城墙沿着汀江修建过去，上面立着一盏盏古色古香的灯柱，挂着一串红色的灯笼，飘着一面面杏黄色的滚边的三角形红旗，一派古城新生的繁华景象。长汀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城，是古代汀州的首府，也是客家人聚居的地方。以前有完整的城墙，把城区以及卧龙山围绕其中。后来城墙陆续被拆毁，只剩下几座孤立的城楼，以及南面沿汀江较为完整的一段。后来在发展旅游业以及保护文化遗产的热潮中，政府又投入巨资进行重建，修复了部分城墙，这座矗立在桥头的济川门也是重建的仿古建筑，城砖、木柱、屋瓦，更不用说风格了，都仿得惟妙惟肖的，乍一看还以为是以前留下来的，底部却完全是现代的建筑结构。这样一眼看过去，古城的风貌也呈现出来了。

    以前也知道闽西是革命老区，地处当年中央苏区的核心地带，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就设在这里。来到这里后，才知道原来当年的福建省苏维埃就在长汀，而且就在长汀古城内。古城对岸的水东街一带分布着众多红色遗址。虽然这里在古城之外，随着县城的扩大，到苏维埃时期这里早已是主城区了。当年这一带借助水陆运输之便，发展成为工商业机构云集的地方。苏维埃政权也在这里设立了许多工厂以及商业机构，大力发层经济，为革命提供重要的经济支撑。因而，这一带也被称为“红色小上海”。土地革命不仅在广大农村地区发动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同时也在城里积极开展工商业活动，这一点往往会被人们所忽略。

    就是在古城内，也分布着众多红色遗址。福建省苏维埃政府就设在古城的中心地带，是以前的贡院。当年赣南闽西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长汀县革命委员会，就设在始建于唐代的云骧阁，在古城内挨着城墙对着汀江的一座小山上。著名的神音医浣，就在古城内的卧龙山脚下。福音医院后面还有一个疗养所，1932年秋毛主席曾经在这里休养了两个月，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疗养所旁有一口老古井，他每天早晚出来散步时都会经过这里，看到人们从井里打上来的水都是浑浊的。于是，他就请来一位有洗水井经验的工人，在几位警卫的帮助下，用半天时间把井内外的污泥杂草清理了一遍，让周边百姓喝上了干净的井水。他正是用实际行动诠释了什么叫关心群众生活，什么叫注意工作方法。这口老古井至今还在使用，附近居民还到这里挑水回家饮用。我那天逛到这里时，也打上水喝几囗下去，喝下这见证着军民鱼水情的井水。福建省苏维埃斜对面有一条街叫店头街，是以前古城最繁华的地方，两旁店铺林立，店头街的名称就是这么来的。这条街通往城墙外的一个码头，可以顺着汀江直抵广东潮汕的入海口。这是过去一条重要的航道，密切联系着汀州与外界的商贸往来。当年苏区所需要的许多重要物资，就是从上海、香港经由这条航道运达这里的。上海临时中央与中央苏区的人员联络，走的也是这条路线，因而被称为“红色秘密交通线”。而福建省苏维埃政府离店头街不过百米之遥。

    我们通常把过去的革命理解为先在农村发动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发动农民进行土地革命，不断壮大革命队伍，扩大红色区域，最后再占领城市，夺取全国政权，走的是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样说并没有错，我们的国情决定了我们的革命必须走一条这样的道路。但我们对此又不能进行简单化的理解，以为革命只是在农村进行的，尤其只是在山沟沟里进行的。这次通过实地的走访，我才知道事情并不这么简单。

    革命也需要各种的资源，包括工业的、商业的以及文化的，也需要有一个中心，才能更好地向周边地区辐射，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而这个中心在当时最适合的无疑就是县城。这些县城之所以成为县城并非偶然的，而是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在这一区域内是最适合聚集起人流、物流、商流和资金流的。当年革命从大城市转入农村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农村站稳脚跟后还是要占领县城，以县城为中心领导周围的革命。中央苏区在江西的中心就是瑞金县城，在闽西就是长汀县城，后来到达陕北后又是肤施县城即延安。更具体地说，过去的革命是在农村发动的，经由占领县城，领导农村进一步扩大革命，最后再占领城市，夺取全国政权的。

    同时，由于城市是经济与文化的中心，也只有来到城市才能享受到繁华的物质生活和丰富的精神生活，穷山沟是留不住人，尤其是留不住那些掌握权力的人的。作为革命者，他们首先也是人，也有这方面的追求，虽然高呼口号要为实现共产主义而献身，显得十分大公无私，像一个清教徒似的，但骨子里也是向往着权力，向往着权力所能带有的莫大好处。因此，中共中央转移到陕北后，先是进驻在一个叫瓦窑堡的小镇，不久就迁往保安县，最后迁往陕北最大的城市也是经济和文化中心的延安，一驻就是十年。这除了可以更好地辐射革命的影响之外，何尝不是为了追求更高的生活享受。毛泽东才在延安站稳脚跟，就要在这里建立一个偏安的小朝廷。他在与从上海投奔而来的著名左翼女作家同时也是他的湖南老乡丁玲的一次交谈中，说现在文武百官都有了，要她再帮忙列出一个“三宫六院”的名单来。这看似戏语，其实更真实地表露了他的内心世界。这些革命者才脱离四处打游击的环境不久，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方式就置之脑后了，就开始“衣分三色、食分五等”起来，过起了“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生活。王实味就因为对这种现象进行了揭露和批评，而在“抢救运动”中遭到了清洗，酿成了历史上一桩重大的冤案和文字狱。王实味受到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对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理念是认同的，同时也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是一个真诚而单纯的革命者。但也正因为这种真诚和单纯，使他在延安看到这些与革命理想严重相悖的权力异化现象时，无法容忍下去，遂拿起笔进行了批判，从而遭来了杀身之祸。在现实的政治面前，这种真诚和单纯又是多余的，甚至是碍手碍脚的，所以他在革命阵营中的这种下场也是必然的。直至现在，官方虽然给他平反了，先后给他摘掉了“国民特务”和“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罪名，但仍然认定他当年在政治上犯有错误。

    在革命的年代尚且如此，革命胜利后更不用说了。随着胜利的临近，中央中央从延安迁往平山。这除了可以更好地指挥全国的革命之外，也是因为这里更靠近经济文化的中心地带。然后又迁往北京香山，又搬进了北京城，并且搬进了中南海，把这处于北京心脏地带的皇家园林作为办公和生活的地方。毛泽东屡屡告诫部下进城后不要被资产阶级的糖衣炮弹所击中，不要沾染上奢侈腐朽的生活作风，但自从进城的那天起，特权和等级的现象就一步步地发展起来，干部分为24个等级，每个等级都有相应的待遇，即使是最低的一级，其生活待遇也是普通百姓所难以望其项背的。由于权力是垄断的，必然会形成一个庞大而又牢固的官僚特权阶级，这也是任何一个共产党国家所避免不了的。文革的发生也是与这种现象有很大关系的，普通百姓尤其是广大青年，他们在这种体制面前会感到没有出路，所以最高领袖一号召，就有那么多人起来响应，把长期郁积的不满都发泄出来，把过去威严无比的官僚机构都砸烂，把平时养尊处优的干部都打倒。

    毛泽东是一个十分复杂的历史人物，他对这种特权和等级的现象是不满的，他追求平均主义的愿望也是真诚的。面对建国后实行等级工资制，等级差距越拉越大这样的现实，他总是怀念起革命年代军事共产主义的生活，并且也试图通过工资改革缩小这种差距，但效果并不明显，相反随着时间的推移，特权和等级的现象越发严重起来。他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其中一个重要目的就是要改变这种现状，这集中表现在他所发出的“五七指示”以及随后在全国各地建立“五七干校”的实践中。但他看准了问题，却开错了药方。这种现象的根源在于权力的不受限制，在于权力对一切社会资源的垄断。权力必然具有扩张自身、扩大自身既得利益的倾向，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只能建立起民主政治，使权力受到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无法化公为私。只要一党专政的权力结构不改变，这种现象就不可能得到改变，发动政治运动只会使社会陷入更大的动荡，人民遭受更大的苦难。

    毛泽东追求平均主义，他自己却没有拒绝最高一级的工资，并且分文不少地领取巨额的稿费（其实在特定政治环境下海量发行他的著作所带来的这种巨额稿费本不该全部归他所有）。1959年6月他回韶山时，随意说了一句想在滴几洞修几间茅屋，湖南省委就耗费巨资为他修了个滴水洞别墅，而当时整个国家可是处于三年大困难的时期。他后来其实只在这里住了11个日夜。他追求的是人人平等的乌托邦社会，但在现实中他却拥有专断得无以复加的权力，剥夺了所有中国人的自由，发动一场又一场政治运动，使无数人残遭迫害，搞得家破人亡。他发动的大跃进导致几千万人的饿死，他发动的文革更是给整个民族带来一场空前的浩劫。要说不平等，这才是最大的不平等。

                                               2023年7月11日写就

                                             2026年11月2至3日重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