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极权主义的历史轮回
张杰
看清习近平时代不容易，因为它既不是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又不是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它兼具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特点，要从邓小平时代回归到毛泽东时代，要画上一个中国极权主义的圈。中国一些学者赶不上习近平的步伐，他们还停留在邓小平时代，希望通过中共政治改良，渐进式实现宪政民主。因害怕刺激中共，他们将极权主义偷换为威权主义，将咄咄逼人的战狼帝国涂抹成温情脉脉的熊猫帝国。
要说清习近平时代，我们不能不谈到极权主义。一说到极权主义，很多人就会联想到希特勒、斯大林和毛泽东，联想到奥斯维辛集中营的毒气室、苏联大清洗和古拉格以及三年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但事实上，当你走近极权主义，你会发现它居然和理想主义密不可分，魔鬼和天使仅仅一步之遥。
熊平先生在他的文章《极权主义美学及其原理》中，这样写道：如果从人性的本质出发，你就会发现极权主义实际上是人性本质的一部分。极权主义实质是理想主义的一种变异。
1918—1920年苏维埃国内战争期间，衣食住行等维持生命的基本需求全部由政府分配，被称作军事共产主义。在这期间，苏维埃政权遭遇严重的粮食危机。一次会议上，主管苏维埃政权粮食调配的粮食人民委员(相当于当时的粮食部长)突然饿晕在会场上。一个拥有调拨几百万甚至上千万吨粮食权力的部长，却没有从中留下一些粮食来填饱自己肚子，这个故事令所有人为之动容。列宁亲自给他写信，并亲自倡议在格拉诺夫斯基大街为病弱的国家机关人员设立“疗养食堂”。“疗养食堂”后来逐步扩大到一般领导干部，再进一步扩大到领导干部的家属。革命胜利和经济好转后，“疗养食堂”全国遍地开花，并且由食品扩大到一切可能获得的资源，包括美色、权力和钱财。
柬埔寨红色高棉的领导人波尔布特出身于富裕的家庭，但他要拯救穷人于水深火热，建立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结果他消灭了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人口。极权主义者的理想是建立一个完美、标准、美好的社会，一切不美好的、在他们看来丑的、恶的，都应该消失。规范的、有序的、外表看起来美好的、按照心中所想的、人人都美好幸福的，是他们的追求。理想主义就这样在变异中变为了杀人机器。
让我们来看看世界上最壮观最震撼的十万人团体操表演《阿里郎》。像《阿里郎》这样大型的团体操表演只有在极权体制下才有可能实现。十万人按照既定的控制，一起做机械的动作。但《阿里郎》本身是一个凄美的爱情故事。王小波在《一只特立独行的猪》中写道：“除了这只猪，还没见过谁敢于如此无视对生活的设置。相反，我倒见过很多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还有对被设置的生活安之若素的人。因为这个原故，我一直怀念这只特立独行的猪。”王小波指“生活的设置”，就是一种极权主义。“想要设置别人生活的人”，我们可以联想到波尔布特、斯大林、毛泽东、当今的朝鲜等。极权其实随处可见。但极权行使的理由，往往以人民的名义。
极权主义为何还能大行其道？无处不在？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家庭，一个人，极权主义都潜行存在。面对随处可见的极权主义，我们该如何防范?我的看法是对理想主义保持警惕。警惕那些以人民的名义行不义的政权和人。柏拉图说：“不行不义于人，亦不被人行不义，这才是那些活在幸福中的人。这两个条件，前者不难达到，最难的就是如何让权力抵御他人的恶行”。但人一旦谋得权力，就不光是“以抵御他人的恶行”，而是还要“施展自己的善行”，设置他人的生活。极权主义一开始并不是“恶”而是“善”，是“拯救”，最后上升为国家意志，意识形态，并企图设置与按排所有人的生活。
极权主义从最初的“善”走向最终的“恶”。汉娜·阿伦特指出，当极权主义夺取国家政权以后，极权统治才开始，通过对普通民众的意识形态的控制，以国家意志形式来构筑他们想象中的“理想社会”。为了达到这个“理想社会”，权力拥有者自身的身体与权力都可以随时牺牲。至于普通民众的生命，那更是如草芥。
什么是习近平时代？我的看法是毛泽东极权主义时代结束后，中国进入了邓小平后极权主义时代。习近平时代是从后极权主义时代向极权主义时代回归，以完成中国极权主义的历史轮回。
后极权政权借现代化大行其道，并在科技的进步下掩人耳目。已故李慎之先生在《哈维尔文集》序言中写道：“后极权主义就是极权主义的原始动力已经衰竭的时期。用苏联作家阿尔马里克的话来说，就是革命的‘总发条已经松了’的时期。权力者已经失去了他们的前辈所拥有的原创力与严酷性。但是制度还是大体上照原样运转，靠惯性或惰性运转。权力者不能不比过去多讲一点法制，消费主义日趋盛行，腐败也愈益严重。不过社会仍然是同过去一样的冷漠，一样的非人性，‘权力中心仍然是真理的中心’。这个社会的最高原则是‘稳定’。而为了维持稳定，它赖以运转的基本条件仍然是：恐惧和慌言。弥漫的，无所不在的恐惧造成了弥漫的，无所不在的谎言。”
熊平这样论述后极权主义时代：如果说，在极权社会，极权主义所作的“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还可以原谅的话，那么，在后极权社会，后“极权主义”所作的“恶”，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则无法饶恕。极权主义有最初的“完美”与“善”，并且为了这种“完美”与“善”可以随时牺牲自己。后“极权主义”则完全抛弃了极权主义的“完美”与“善”，为了达到自己的私利，可以随时牺牲的对象，只有他人，是完完全全的、赤裸裸的罪行与暴力。我们的时代进步了吗?可能。我们今天能享受到全球化琳琅满目的商品，可能更应该感谢的是科技而不是社会的进步。后极权政权通过科技的进步进行现代化化妆，而抛弃了最初的理想，违背了革命初期对民众许下的诺言，实行的是对普通民众进行赤裸裸的剥夺。
国家主义是后“极权主义”最后一块遮羞布。民族主义亦是如此。后极权政权要寻找执政的合法性，只剩下国家主义或民族主义的内裤。因此，谎言与国家叙事、民族叙事，成为政权生活的主题。在哈维尔看来，“假如社会的支柱是在谎言中生活，那么在真话中生活必然是对它最根本的威胁。正因为如此，这种罪行受到的惩罚比任何其他罪行更严厉。”李慎之认为，说真话，按照人的本性或良心说话行事，这对极权主义是极其可怕的事。因此，“真相”上升为“国家机密”，“常识”根据极权体制的不同需要成为“罪行”。
熊平指出，在这里，我并不是企图为极权主义招魂，因为极权主义是人性本质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是极权主义者。而后“极权主义”，则是体制的“恶”，是完完全全的“恶”。“他们要我……”、“他们逼迫我……”、“他们……”，这个“他们”，追究起来，往往很虚无飘渺，最后只能上升到一个人，如波尔布特、斯大林、希特勒或毛泽东。“他们”其实就是“我们”，其实就是被极权体制卷入的千千万万个“我”。
当我们看清后极权主义，就可以理解为什么邓小平时代会发生六四大屠杀，江泽民、胡锦涛时代会发生镇压法轮功和对政治异议人士的迫害？为什么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会最终走向权贵资本主义？为什么政治改良阻碍了中国的民主化进程？毛泽东的极权主义在邓小平时代衰变为后极权主义时代，但今天的习近平时代则是从后极权主义时代返回极权主义时代。如果我们说极权主义是理想主义的变异，后极权主义是不可饶恕之恶，那么从后极权主义返回极权主义就是恶中之恶。
目前，美国政府更替，川普时代落幕，拜登时代到来。认清中共极权主义本质和围堵打击中共政权是川普政府最大的政治遗产。川普政府很不容易，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但川普总统的任性和狂傲使他的事业戛然而止，事实上，他本可以像里根总统摧毁苏联一样创造历史，但他不具有里根的政治素养和人格魅力，所以，他注定是一个过渡性人物。
习近平这个回归极权主义的圈画得圆吗？我认为画不圆。主要是民心和时代不同了。习近平执政八年，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无论个人崇拜也好，国进民退也好，否定文革也好，中国仍然是邓小平时代的中国，中国列车仍然在邓小平的轨道上缓慢行进。极权主义发生在人类进入现代化的过程中，但今天是21世纪，种族灭绝、大清洗和文化大革命都难以再复制，已经打开的中国国门难以再关上。我们只能说，习近平心强命不强，生错了时代。
熊平在文章的最后写道：该结束了。一切都该结束了。如果你洞察人性和时代的黑暗而保持沉默，你就会被这黑暗熔化，成为“他们”的一部分，陷入更大的黑暗。我一直都坚信哈维尔的这段话：“真理的细胞逐渐浸透到充斥着谎言的生活的躯体之中，最终导致其土崩瓦解。”记住，很多时候，“他们”，就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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