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变革之难：制度的结构性锁定
——我为何认为《中国：溃而不崩》

何清涟

我与夫君程晓农合著的《中国：溃而不崩》一书中文版，较之今年3月先期出版的日文版，增加了数万字。因为面对的是不同国度的读者，日本读者希望更多了解经济现状，中国读者则希望在全方位了解政治经济社会现状的基础上，还想知道中国究竟走向何方。

制度的结构性锁定

本书是20年前何清涟《中国的陷阱》这本著作的姐妹篇，如果说《中国的陷阱》成功地预测了90年代至今中国的发展路向，那么这本《中国：溃而不崩》就是预测今后20-30年内的中国路向。早在2003年的《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与前景》一文中，我已经作出这一预测。如今14年过去，中国正行进在我预测的这条道路上。

我之所以做出这一预测，乃因为中国早就陷入制度性结构锁定状态，这种锁定体现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三方面，而且互为支撑，要想改变这种状态，只有在政治经济社会交汇点上解套，才有可能实现中国知识人期盼了多年的民主化转型。

毛泽东为中共奠定的制度基础（一党专制）及排斥西方政治文明的意识形态，在邓时代并未得到矫正，历经江泽民、胡锦涛时期众常委“九龙治水”格局的集体领导，再到习近平戳力恢复的个人专断，中共一党独裁之下的政治制度早已经形成一种结构性锁定。十九大最大的成果，就是结束了自邓以来的寡头独裁体制，巩固了习近平的个人独裁地位，部分回到了毛时代一人独大的高层权力结构。这种由一个政党垄断政治资源、经济资源、文化资源的政治结构中，不仅仅是政治反对力量难成气候，更在于政治反对者的主流与中共在意识形态、斗争理念上与中共处于同构状态。一个社会一旦进入这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状态，将产生极强的路径依赖。

经济上的公私之变：从未放弃以国有经济为主导

经济上，中国共产党历经近40年改革，已经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中，造就了一种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政治经济制度，即拙著概括的“共产党资本主义（communist capitalism）”体制 ，这种体制的特点是共产党专制政治与资本主义相结合，由于中共从未放弃对国有资源的掌控权，在产业布局中，中共政府很容易通过对一些产业设置门槛，随时调控国有企业与私企、外企的比重，本书将这一过程概括为“公私之变”，到了习近平时期，将其前任奉行的“国进民退”产业政策，再次明定为国有经济为主导。

中共执政集团早就不是制度的教条主义者，只要有利于政权的生存，增加有效资源，在政治上随时可以调整路线、方向，甚至更换作为执政党同盟的社会基础（社会集团）；在经济上更是灵活多变，对市场经济、私有经济、外国资本这些被共产主义教条排斥的事物，采取灵活务实的接纳态度，发展出了一套政府管控与市场经济高度结合的模式。

价值观上固守“马克思主义＋秦始皇”

文化上，中共至今仍然未脱百多年前清末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简称“中体西用”）模式，只是这“中体”的内容换了，从中国的传统儒家思想，换成了毛泽东的“马克思主义＋秦始皇”模式，对西方文明的接受始终只限于器物，即技术与流行文化的形式与表层，拒绝接受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核心理念的普世价值。

邓小平时期开始的对外开放、江泽民倡明的与国际接轨，指的都只是商业文明方面的开放，与商业规则上的接轨，但在政治方面，中国始终拒绝排斥西方文明，从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历经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直到胡锦涛时期的“五不搞”，再到习近平的“七不讲”，这种排斥一脉相承，只是用语不同。中共对自身意识形态的坚持，以及对西方政治文明的排斥，通过其垄断的教育体制与传媒，渗透到国民思想深处。即使号称“政治反对派”的人士，他们反对的只是共产党垄断权力，而不是其垄断权力的形式，无论是其思想意识、还是斗争手段，几乎都复制了中共的斗争哲学。

在社会阶层结构上，中共改革鼎盛时期曾设定一个目标：中国将进入以中产阶层为主的橄榄型社会，如今这一梦想早已破碎。从90年代初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让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受益，中国搭上了全球化的便车，在社会普遍贫穷的基础上产生了世界数量第一的巨富阶层与一亿多中产阶层，让1950-1980年代出生的中国人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富有的一代人（按时代而非年龄）。

但令人失望的是，由于政治经济资源分配的严重不平等，中国失去了这次千载难逢的阶层结构转型良机，未能从一个以社会底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化为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至今，中国社会仍然是个以社会底层为主的倒T字型社会结构，在广大农村地区与接近农村的小城镇，社会底层人口占据大多数。这种社会结构，自中国明清以来从未发生变化。社会转型过程中，阶层结构的转型至关重要，它既是政治、经济转型的结果，还影响到国民文化价值观的转型。作为在全球化进程中最大的纯受益国，中国却未能完成这种转型，源于政治失败。

2017年10月，习近平在十九大报告中对中共存亡发出警告，罕见地承认了中国面临的严峻经济挑战，还提到其他不少严重问题，比如收入差距的不断拉大，以及教育和医疗等领域的问题等。但作为中共领袖人物，他只会以党的利益为重，不可能意识到他的政治举措正在强化这种制度的结构性锁定，虽然可能继续维持“溃而不崩”之局，即中共的统治会继续维持下去，但结果却会导致中国走上失败国家之途。

作为长期研究中国经济社会问题的学者，我当然想为中国寻找一条制度性出路。本书将建立奠基于私有产权之上的地方自治作为一条出口，乃因地方自治的主体是国民，在权力上可以逐步取代中央强权；在经济上，可以改变目前这种让穷困地方寄生于富裕地区的格局，让各地经济自立而达成自治。地方自治的过程，就是培养国民权利意识、重塑社会价值观的过程。这是结构性锁定中政治经济文化的交汇处，从此处入手，或可解决中国陷入以暴易暴的朝代更替的轮回之劫，实现中国社会的和平转型，也可以安台湾之心，解香港人之难，让西藏等找到一条出路。

苟如是，中国幸甚，中国人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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