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中国正在走向苏联古拉格时代/张杰

今天当我们批判中国极权主义罪恶，预言中共必将穷途末路时，总会有一种声音出现：不要逢中必反，要中立。中国虽然经济遭遇困难，但仍然在强势崛起。反共不应该反对中国经济崛起，因为遏制中国发展会影响中国人民的福祉，得不到中国人民的支持等等。他们的话语背后存在一个逻辑，那就是所谓的一分为二，理性、中立和客观。如果跟随他们的思路，我们就会走进“批共不反共，等待改革派改良”的死胡同，最终的出路就是放弃反抗，选择与中共合作。一个问题值得我们思考：面对罪恶，我们应该一分为二吗？

美国记者、历史学家安妮٠阿普尔鲍姆女士花费了十年时间，在阅读幸存者的回忆录；采访了尚在世的几十位古拉格的幸存者；查阅与古拉格历史相关的前苏联解密档案的基础上，于2004年出版了《古拉格：一部历史》这部著作。

《古拉格：一部历史》的出版将前苏联劳改营古拉格的罪恶冷酷地展现在世界面前，对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的人们无疑是一次沉重的心灵拷问。

阿普尔鲍姆在书中讲述了一个年轻母亲和她女儿的故事。年轻母亲叫哈娃٠沃洛维奇，她是1937年被捕的政治犯，并于同年被投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劳改营，也就是后来广为人知的古拉格群岛。沃洛维奇说：”我犯下了一生中最严重的罪行，那就是生下了自己唯一的孩子。”她女儿的生命历程，就像西伯利亚的苔藓一样卑微而短暂。

沃洛维奇说：我们三个母亲和刚降生的婴儿一起，合住在一个小牢房里。臭虫像沙子一样从屋顶和墙上往下掉。每天夜里，我都坐在孩子的小床边，把臭虫一个个掐死，并默默地祈祷上帝，不要让我和女儿分开，祈祷将会和她一起获释，即使沦为乞丐或者残疾。但是上帝没有回应我的祈祷，当我的宝宝刚刚开始蹒跚学步，我听到她说的第一个词’妈妈’之后不久，在一个严寒的冬日，他们把衣衫褴褛的我们塞进一辆货车分别送到’母亲劳改营’和只在规定时间允许探视的托儿所里。在那里，我的长着满头金色短发的矮胖的小天使，很快变成了一个苍白的幽灵。

据不完全统计，苏联曾建立了至少476个劳改营联合体，每个联合体由成百上千个独立的劳改营组成，这些劳改营大多散布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截至斯大林死去的1953年，有1800多万人被关进过劳改营，另有700多万人被流放到移民村，也就是说，仅是斯大林统治时期，就有约占苏联总人口百分之十五的2870万人被囚禁过。

古拉格始于列宁时代，在斯大林时代登峰造极。为了巩固政权，斯大林采取了最原始最野蛮也最干脆利落的方式：有计划有步骤地将一部分真实的和看似敌人的公民从肉体上消灭。因此，建立古拉格的目的非常明确，它并不是一个改造人的地方，而是一个体现恐怖政策的全世界最大规模的灭绝营。就其性质来说，它和奥斯维辛没什么区别。据档案记载，仅在斯大林时代的20余年间，就有多达近280万的古拉格囚犯被处死，这相当于整个蒙古国的人口，而这还不包括大量没有入档的直接被”正法”的死囚。

离开古拉格，最便捷的途径是死亡，而进入古拉格的道路却有千万条。前政府人员、银行家的妻子、布尔什维克当年的同盟者、党内权力斗争的失败者、偷拿了办公室一支铅笔的人、上班迟到的人、开政府玩笑的人、因为有一个在国外的从未见过面的远房亲戚的人、拒绝陪党的干部上床的女演员、因为自己效力的球队不幸战胜了克格勃头子贝利亚所喜爱的球队因此对贝利亚造成了”严重的感情伤害”的足球队员、被苏联占领的波罗的海国家上百万的原住民、战俘、不听话的少数民族、二战期间的外国人。更多的是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只是由于被街道或农庄的委员大妈在名字上打了叉，因此稀里糊涂成了”阶级敌人”的人。很多人是整个家庭被投入古拉格的，下至婴儿上至80高龄的老人都不能幸免。

古拉格由纯粹的灭绝营转而成为苏联最大的经济体，竟然是一个向政府献媚的囚犯的一封信。这个囚犯在给狱方的信中写到：”为什么要养着这些囚犯让他们白吃粮食等死呢？你要让他们干活，把食物的供应量和他的劳动量挂钩，能干的多吃，干不了活就饿死他。”当这封信呈献在斯大林面前时，他喜出望外，用近乎零成本的囚犯的劳动建造伟大的工程，产生这种构想的人简直就是天才。

胡紫薇在她的文章《对于罪恶我们无法一分为二》中写道：我想这时候，你会从心里认同这样一个判断：能够产生这样人间惨剧的社会，一定是一个邪恶制度存在。能够产生这样人道灾难的制度，一定是个非人的制度。对于古拉格，不需要哲学性的思考和一分为二的辨识，在古拉格的围墙之内，一切的恶都在坦然的毫无羞耻的呈现着。铸起它的每块砖石都在拷问人类心灵里最基本的善恶，最起码的是非。

可以说，二十世纪每一次大规模的族群灭绝事件——古拉格、犹太人的灭绝行动、亚美尼亚大屠杀、南京大屠杀，、文化大革命、红色高棉革命、波黑战争。虽各有特色，但是他们无一不是指向一个渊源：极权政治；无一不是指向一个目标：贬低、毁灭自己的一部分同类，把他们物化为虱子、臭虫和毒草，把他们贬低成劣等、次要或者邪恶的人，以便达到清除的目的。

相似的历史离我们并不遥远。如果你是反右派运动或者文革的亲历者，你会有这样的记忆。你，或者你的家人，你的至亲好友，你的同窗，你单位的同事，可能一觉醒来就变成了阶级敌人。被游斗抄家，遭下放驱离，或者投入监狱。如果没有亲身经历过，就问问你的父辈。目前官方的数据称，建国初，全国仅定性为右派的有317万人。如果按当时五亿人口来算，至少有千分之六的公民可以告诉你当时的真相。这还不包括文革中被作为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叛徒、内奸等各种名目的阶级敌人而遭到迫害的公民。当然，很多人死去了，而真相也随着时间的消逝日渐模糊。

一个号称世界上完全消灭了剥削的政权，却靠着零成本剥削十分之一的本国公民成就了斯大林时期伟大的工业奇迹。但是，奇怪的是，这个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集中力量办大事”，并没有能够实现斯大林赶超美欧的梦想，维系苏联经济长时期的高速发展，反而很快出现了停滞、民生的凋敝、经济的全面溃退和社会矛盾的积累和迸发，直至帝国崩塌，四分五裂。而这个由集权统治和恐怖手段维系的轮回，竟不过短短六十九年。

当一个国家成为一座监狱，当所有的强权压力和来自民间的零星的反抗越来越凝聚于一点，也许，微不足道的一根火柴，就足以引爆整个世界。

古拉格瓦解不久，苏联及苏共的分崩离析就接踵而至。全面而真诚的讨论苏联历史将动摇苏联统治的合法性。一旦斯大林的所作所为大白于天下，伟大苏联的神话就瞬间崩塌。正如一位俄国媒体人士所言：“历史真相一旦公布于众，那显然表明，正在治理国家的不是一个合法政府，而是一群歹徒。”这就是为什么苏共解散，苏联人平静如水的原因，因为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是可耻和不道德的。

但是，没有对痛苦的忏悔和反思，何来新生？不面对历史，就只能背对未来。我们无法正视古拉格，是因为我们曾在这个国家身上寄托了太多的希望，结果证明，这种奢望只是我们一厢情愿的愚蠢。

如果一个民族选择失忆，不去进行触及灵魂的清算，就永远无法走出曾经噩梦般的渊薮。你或你的亲人还是会被投入到三十年代同样阴冷恶臭的监狱；秘密警察还是会拆你的邮件，窃听你的电话，不经法院批准闯入你的家；以前的高级干部与人民公敌的关系置换成了如今赵家人与升斗小民的称谓。什么都不会改变。一切罪恶的勾当换个名称将继续登堂入室，你将再度被投入到最惊悚的噩梦都无法触及的幽暗。这也是阿普尔鲍姆为什么会说：我们几乎可以肯定，一切还会发生。

《古拉格：一部历史》告诉我们：铭记，什么也不忘却，并以此与不堪回首的过去告别。但历史的吊诡在于，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今天曾经生活在极权主义国家的人正在从心灵中与过去告别，但在东方，一个曾经与极权主义渐行渐远的中国却又在返回灾难时代的路上。习近平面对苏联的解体居然发出“无有一人像男儿”的长叹，古拉格的血泪并没有唤醒他内心的善。这声长叹决定了“党领导一切”，决定了民营企业离场的命运，决定了香港一国两制的终结和武统台湾的恐吓，决定了百余万维吾尔被关押在集中营的宿命，决定中国与西方世界的脱钩。因为古拉格已经借尸还魂、死灰复燃，阿普尔鲍姆女士“一切还会发生”的预言应验。面对极权主义罪恶，请别与我谈一分为二辩证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