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的政策越来越极端？
张杰
近日，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习近平的领导风格：让下属无所适从的微观管理》，说习近平事无巨细、反复无常的工作作风让官员们无所适从。为避免责任追究，官员和政府部门采取激进的做法，结果给社会治理带来了混乱。
该报举了以下例子，一是整肃教育培训机构。今年早些时候，习近平向教育官员发出简短的指示，希望对私人教育辅导行业进行改革。于是，教育口的官员起草了一份计划，对于九年级的儿童辅导作出一些限制，习近平看后批示“太软了”。教育部为了硬起来，便扩大原来限制的范围，要求私营教育公司重新注册为非盈利机构，七月份又发布更加强硬的规定，直接导致中国庞大的教育培训产业的覆灭。曾经高大上的辅导教师一夜间与卖淫嫖娼人员归入同类，成了“扫黄打非”的对象。习近平一句“心太软”，让几十万教师下岗，“新东方”市值蒸发2100亿。创办人俞敏洪含泪将16万套课桌椅送给乡村贫困学校。
报道引述中国政府内部人士说，习近平事无巨细，让政府各部门不知所措，为自保不得不脑洞大开。“一些政府部门不确定要把习近平的优先事项推进到何种程度，宁可对政策作激进解读，这有时意味着之后会推翻政策。”“当忠诚度成为衡量干部的关键标准时，就没人敢多嘴，即使习近平的指示含糊不清，让人无所适从。”
另一个例子讲述的是今年7月下旬，中国在数月没有新增新冠病例后，出现新一轮疫情，感染人数不过1200余人，一些官员参考国外经验，建议抛弃“动态清零”，与病毒共存。知情人士称，“习近平当时很生气”，批评官员们的思想变得松懈麻痹。为了适应习近平的想法，政府官员的“清零政策”越来越严厉，越来越激进，甚至出现一个确诊病例都要封锁小区，封锁机场，甚至城市，根本无视经济发展和民生。
中国经济工作过去一直由国务院总理领导，现在，习近平亲自指挥、亲自部署，比如，叫停马云旗下的蚂蚁集团首次公开募股，为孟晚舟释放亲自批准了一项与美国政府的协议，习近平还曾就改善公厕问题作出指示。
“知情人士透露，对副部级以上官员的任何惩处都需经习近平、而不是最高纪检机构确认。自2012年习近平上台以来，已有200多名副部级以上官员受到惩处。”习近平还亲自拍板调查一些商界精英，比如安邦保险集团创始人吴晓辉一案。
习近平去年在联合国大会承诺中国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一些地方政府随即开始逐步淘汰煤炭开采，导致煤价飙升，中国在今年秋季出现普遍性电荒，“习近平转而认为应该出台更多鼓励煤炭生产的措施，随后，地方政府调整方向，开始全力以赴增产煤炭。”
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忽左忽右的工作作风既使政府和官员无所适从和不得不越来越极端，也使习近平不堪重负，心力憔悴。他在一月份中纪委会议上批评下属不作为，“他抱怨称，很多官员没有能力处理复杂的问题，并称他如果不发布这么多指示，他们就不作为”。习近平说，“我做批示是守住最后一道防线，难道我不作批示工作就不干了吗？！”
第一，官员自保避祸
在中国极权体制下，各级官员不对当地的人民负责，只对上级负责，因为他的升迁不由人民决定，而是全凭领导人的好恶决定，所以他们竭尽全力的讨好领导人。但习近平高度集权和漂浮不定的工作作风，会让官员无所适从，进退失据。他们只有两个选项，要么躺平不作为，宁可尸位素餐，也不冒风险。因为他们主动作为，会被上级追究责任，甚至面临牢狱之灾，躺平是一种回避风险的做法。要么走极端，在习近平的政策上再加码，即使错了，但愿望是好的，如同毛泽东发动文革，即使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了沉重灾难，但中共认为他是好心办了坏事。“宁左勿右”就是一批希望往上爬的官员选择，但这样将给国家带来巨大的灾难，也使习近平的现代化国家治理沦为荒唐。以前，有个笑话，说邓小平选中纪委书记，组织部提出一个人选，邓小平沉思不语，后喃喃自语“未见行”，组织部官员听成了“尉健行”，于是不久，尉健行走马上任了。
第二，权力高度集中将制造灾难
极权体制国家依靠最高领导人和小集团决策的效率自然比民主体制高。但效率高不一定科学和正确。二战期间，希特勒靠他一人的智慧，一锤定音，决定德军大规模向莫斯科进攻，结果忽略了莫斯科冬季的寒冷天气，导致德军战略上由优势转向劣势。德国军队最终在二战中全军覆灭。现在中共由习近平一人独断乾坤，决策的效率不仅高于民主体制国家，还高于中共集体决策的效率。但事实证明，习近平无论是个人学识、智慧和国家治理能力都明显不足。
北京之春主编陈维健指出：习近平作为一个独裁者，志大才疏，虽有精神，又不坚定，虽有目标，又模糊不清，虽有思想，又混乱不堪，虽有指示，又多变不定。如果他仅停留在这上面那么阿弥陀佛！但他还是一个亲力亲为的勤奋者，他一个人兼任十多个领导小组组长，事无巨细都要过问。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他无知产生的狂妄，狭隘产生偏执，自卑产生的歹毒，为了成就帝王梦，不惜一切，一如路易十五：“我死后哪怕洪水涛天”。
第四，极权体制长于统治而短于治理
中国是个大国，各种问题层出不穷，如果都由国家领导人亲自决策，必然造成决策滞后，决策不明确和朝令夕改，也必然造成官员无所适从。比较美国，三权分立，分权制衡，总统负责行政和外交事务，议会负责立法，最高法院负责司法。同时，分权制衡不仅体现在横向，而且还体现在纵向，也就是联邦与州权力分立，联邦不得干预州权。当州出现紧急事件，州政府可以及时处理，无需联邦授权。我们从未听说美国总统抱怨活太多，干不完，相反他们个个都显示自己精神旺盛。美国总统既忙碌也有放松的时光。但习近平坐在权力金字塔的顶端，像皇帝一样批改奏折，心力交瘁，怎一个“可怜”了得。但他坚决不改极权主义制度，累死也只能说活该。
极权制度权力高度集中，一旦国家出现紧急状态，如天灾人祸常常难以应对。北京大学张千帆教授说，天灾哪个国家都会遇到，为什么有的国家有惊无险、顺利化解，有的国家却会酿成重大公共事件乃至社会政治危机？这是因为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制度化解和应对危机能力不同。中国只要制度危机不除，那么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危机依旧会源源不断发生。作家笑蜀认为，中国极权制度长于统治而拙于治理，是中国极权体制的天性。但凡非攸关政权安危或政权荣耀的事务，大多不属于统治范畴，非关痛痒，也就很难引起中国政府的深度关切。然而，民主国家则截然不同。民主国家主权在民，人民自我统治。政府的主要职责在于治理，治理就是最大的政治。民主国家不是只有政府，不是只有一个政治重心，而是通过分权制衡，达成多元力量的共存共治，形成多中心均衡生态。其中，最重要的均衡，是政府与社会的均衡。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总结。习近平事必躬亲、亲力亲为、事无巨细的工作作风让下属官员进退失据、无所适从，为了自保要么躺平，要么“勇往直前”火上浇油，采取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走一个的极端做法，自然会激化社会矛盾。习近平自吹自擂可以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法解决人类往哪里去的问题，但却处理不了日常事务，无端破坏社会的正常运行，这不能不说是个笑话。习近平在抱怨，官员在抱怨，但问题在于不改变极权制度，不实行分权制衡的宪政制度，中国治理的荒唐就无法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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