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改革述评（之五、之六）

胡平

    邓小平92南巡之后，中国大张旗鼓地走资本主义，搞私有化。由于经受六四重创，民意消沉乏力，因此，中国的私有化改革，在缺少起码的民主参与和公共监督的情况下，不可避免地变成了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大大小小的官员，在改革的名义下，肆无忌惮地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共资产变成了自己的私产。

    于是，最荒谬的事情在我们眼前发生了：中共本来是靠打倒地主资本家起家的，现在它自己却变成了最大的地主最大的资本家。早先，中共以革命的名义，把全体平民的私产变成所谓全体人民的公产；现在，它又以改革的名义，把属于全体人民的公产变成了他们自己的私产。先是以革命的名义抢劫，后是以改革的名义分赃。两件相反的坏事居然让共产党在六十年的时间内全做了。天下还有比这更无耻更恶劣的吗？

    讽刺的是，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在道义上固然是最无耻最恶劣，但是在经济转型上却可能是最有效最快捷。俄国东欧的经济改革是在政治改革的背景下进行的，因此它们的私有化基本上都是大众私有化，也就是把挂在全体人民名下的公产平均分给了每一个人民。这种做法的好处是公平，能为大家接受；但这种做法有个最大的问题，那就是它造成资产过度的零碎化，因此在一段时期内，它不但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还必然会导致经济的下滑。

    中国的权贵私有化则避免了资产的过度零碎化。各级官员摇身一变成了资本家，党委会成了董事会，各级官员成了CEO。这样，中国就避免了像在俄国东欧国家出现过的经济滑坡。在资本主义机制的激励下，中国的经济持续增长。由于权钱交易，越是权力大的人越是有可能在短期内积累起雄厚的大资本，这就有利于建立大企业或者是把原有的国营大企业私有化，从而有利于整个经济的发展。再加上中国搭乘上全球化快车，大力吸引国际资本和先进技术，利用低工资、低福利等低人权优势，更有着充分释放出来的全民性的求富冲动与活力，等等等等。于是，最坏的“资本主义”拥有了最强的竞争力。于是，就有了所谓“中国模式”，就有了所谓“中国奇迹”。

    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固然令人眼花缭乱，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从整体上，它不具有合法性。这里，我们涉及到目前中国所特有的一个问题，古今中外都没有先例，所以直到今天，很多人对这个问题都还缺乏足够的理解。

    中国的情况和俄国东欧都大不相同。俄国和东欧各国的私有化改革和经济发展不管有多少问题，但毕竟是在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其基本的公信力与合法性无可置疑。 二十几年来，这些国家多次政党轮替，但产权配置的结果却得到公认，没有“重新洗牌”或曰“秋后算帐”的问题。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中国的私有化改革是在没有公共监督和民主参与的前提下进行的，因此，这种私有化的结果就不会被世人所承认，由此形成的产权配置就没有合法性。中国政府把自己过去几十年错误决策的恶果转嫁到民众身上，而许多官员把人民几十年劳动创造的财富却大规模地转移到自己名下。 譬如当今中国惊人的贫富悬殊，不少人以为可以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来解决。 可是，这种做法的前提是承认富人拥有的财产基本上是合法的，来路是清白的。 然而尽人皆知，在中国，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尤其是那些权力集团中先富起来的人，其财产基本上是不合法的，来路是不清白的。 所以，今日中国的问题，主要还不是通过强化税收建立社会保障系统，而是把权势集团掠夺的财产归还给被掠夺的人民。

    六四之前，邓小平还十分强调姓社姓资。邓小平说：“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中国不会产生新的资产阶级，不会出现百万富翁阶层”。然而今日中国，却早已是两极分化。即使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已经大大地超过了警戒线。今年5月，李克强讲话，承认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中国还有多达两亿的贫困人口。但与此同时，中国不但出现了大量的百万富翁，而且还出现了大量的千万富翁、亿万富翁。根据今年10月公布的胡润富豪榜，中国的亿万富翁（不包括港澳台）人数已经超过美国，达到596人。相比之下，头号资本主义国家美国亿万富翁人数才只有537人。而且我们可以断言，胡润富豪榜的这个数字还是缩了水的，因为还有不少高官家族早已是亿万富翁却榜上无名。

    必须看到，中国的贫富悬殊不但在程度上最严重，而且在性质上特别恶劣。因为大部分中国富豪的巨额财产，既不是来自历史上的积累与继承，也不是来自市场上的自由竞争，而是来自靠权力巧取豪夺。由此我们也就可以明白，在中国，为什么经济改革的深入发展并没有带动政治改革。 事实正好是反过来的。 正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无非是权势者在专制铁腕的保护下的公开抢劫，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越不愿、也越不敢实行政治改革。

    2012年11月，《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社评，题目是“中国若政党轮替，整个社会将大动荡”。社评说：“政党轮替在中国之所以根本不可能，是因为西方的政党轮替只是权力轮替，而中国一旦发生'轮替'，触动的决不仅仅是权力，而是整个社会翻天覆地的重新洗牌和大动荡。”。《环球时报》这篇社评不打自招，道出了中共当局做贼心虚的深刻恐惧，也道出了他们对人权与民主的强烈敌意。当初他们是持枪抢劫，如今东西抢到手了，他们怎么敢把枪放下呢？

    中共当局深知，所谓中国模式，所谓中国奇迹，其实就是建立在残暴的专制高压之上的。当广大人民还慑于专制高压的淫威，还没有发言权的时候，他们只好忍受，或者只好满足于从权势者的豪华筵席上拾取一点残羹剩菜。可是，一旦他们赢得了民主权利后，情况又会如何呢？可以想见，伴随着政治的开放或松动，有大量民众，尤其是数量众多的所谓弱势群体，不会接受财产分配的既定格局，他们会强烈地要求重新洗牌，对以往的经济不公正进行矫正。 在这一矫正过程中，势必将有大量官员受到追究和惩罚。 既有的财产分配格局将经历大规模的震荡，从根本上被打乱，新的、能被广泛接受认可的经济秩序必须经过一段不短的时期才能逐渐确立。 和未来中国这场经济乱局相比，俄国和东欧等国曾经出现的所谓经济乱象就不过是小巫见大巫了。

    中共当局的如意算盘是，继续采取目前这种改革路线，继续权贵私有化，只不过在掠夺瓜分之余也给老百姓一点好处，并凭借现代化的国家镇压机器，把一切“动乱”因素扼杀在萌芽之中，然后经过几个世代，不法之财由于时间的流逝而换得某种合法性。 但是，考虑到现代人平均寿命的显著增长，考虑到信息时代各种重大事件记录的完整精确，要让后人忘掉眼下这段公开抢劫的历史从而放弃追究，那实在是太难了，一百年都恐怕做不到。又假如中共专制政权居然挺过了这段漫长的历史时期，一方面使贫富差距有所缓和，一方面通过时间使黑钱漂白，那只会使它对人权、民主和正义等更加蔑视。 我们将面对一个更加自信因而更加骄横并且更加强大的专制政权，这样一个骄横强大的专制政权必然对人类的自由与和平构成巨大的威胁。

    因此，要避免出现上述危险的局面，唯一的办法是现在就加紧推动民主进程。不错，在眼下争取民主化，阻力很大，风险不低；然而，我们必须意识到的是，如果我们推迟抗争，只会使阻力更大，风险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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