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人格与知识分子的冲突：从毛泽东到习近平的历史延续性
陈泽进
从心理史学的角度看，毛泽东早年在北京大学的边缘化经历，确实为其后续政治行为提供了重要心理背景，但若仅将其理解为个人受辱后的情绪反弹，反而会弱化问题的根本性质。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早期挫折与其后来形成的极权人格结构发生了深度耦合，并最终转化为对知识分子群体的制度性压制与精神性摧毁。
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敌意，并不主要源于学术分歧或阶层差异，而是源于对独立思考能力的结构性恐惧。知识分子之所以在其政治实践中反复成为清洗对象，并非因为其“脱离群众”，而是因为这一群体在本质上具备进行逻辑推理、价值判断和道德批评的能力。在任何个人极权体制中，这种能力都意味着潜在的否定力量。独立思考本身，即被视为一种不可控、不可驯服的政治风险。
毛泽东在北大时期所遭遇的，不只是社会地位的低下，更是一种话语秩序内的失败。他无法在既有的知识体系中获得合法性承认，这一事实并未促使其反思自身的局限，反而逐步固化为一种病态的权力逻辑：既然无法在知识秩序中取得主导地位，便要彻底瓦解这一秩序，使其失去独立存在的意义。由此，知识不再被允许作为通向真理或批判现实的工具，而只能作为政治权力的附属物存在。
因此，毛泽东对“书斋知识”“学术权威”的持续贬损，并非真正的反教条主义，而是一种高度工具化、服务于个人权威的意识形态改写。他所强调的“实践”“群众”，并不意味着尊重经验理性，而是通过否定专业知识与普遍理性，消解一切不以其个人意志为最高裁决标准的判断体系。在这一逻辑下，任何独立的理论框架，都会被视为对权力垄断的挑战。
更进一步说，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仇恨，本质上是一种对人格独立性的系统性敌视。知识分子真正不可容忍之处，不在于其社会身份，而在于其内在仍保有某种不依附于权力的判断标准。这种内在标准，无论表现为学术规范、逻辑一致性，还是道德良知，都会在结构上否定个人崇拜和思想垄断。因此，他并不满足于政治上的服从，而是执意推进思想改造，其目标从来不是说服，而是摧毁。
从延安整风到反右运动，再到文化大革命，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处理呈现出高度一致的技术路径：不是通过公开辩论来消解异议，而是通过羞辱、恐吓、标签化和制度性惩罚，系统性地瓦解其作为独立主体的心理结构。这一过程并非政治失控的偶然结果，而是一项具有明确指向性的权力工程，其核心目标正是摧毁知识分子的“脊梁骨”，使其因恐惧而丧失独立判断能力，转而形成对权力的条件反射式依附。
尤为值得警惕的是，这一逻辑并未随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而彻底消失。当下，习近平对高校乃至整个教育系统日益强化的意识形态灌输，对教师群体的政治审查，以及对独立知识分子、公共批评者的系统性压制，在权力逻辑上与毛泽东时期高度同构的。其共同特征并非某种具体理论内容，而是对思想自主性的深度不信任，以及对知识体系去独立化、去人格化的持续推进。
习近平是毛泽东极权衣钵的继承者。他的目标是建立超越毛泽东的极权统治。自然而然，知识分子及其独立思考的能力和独立人格，就成为了他实现目标的严重阻碍。
因此，习近平当前这种对教育系统的高度政治化，并不是为了提升学术质量或公共理性，而是为了提前消除潜在的不确定性风险。在这一语境下，教师不再被期待成为求真者，而被要求充当意识形态的传递器；大学不再被视为思想竞争的场域，而被重新定义为政治忠诚的训练空间。这种转向，本质上正是对“独立知识”这一威胁源的前置性封堵。
从历史连续性来看，这种做法并非简单的政策选择，而是中国共产党极权统治在不同阶段反复显现的自我防御机制。个人权威越是缺乏制度约束，越是需要通过思想控制来弥补合法性的不安。正因如此，知识分子的独立性始终被视为最危险、也最需要被提前压制的变量。
由此可见，毛泽东对知识分子的系统性打击，并非历史偶发，而是一种极权人格与极权制度高度契合后的必然产物。而当类似的意识形态灌输与知识压制在当代重新出现时，其意义早已超出具体历史人物的评价范畴，而指向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当权力将独立思考视为威胁，教育与知识的命运，便注定只能在服从与沉默之间被重新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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