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非典，谁制造了恐慌

Valson Hoo

        武汉非典（注：非典即非典型性肺炎，此次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也是一种非典型肺炎，且源自武汉，顾名思义），言论的管控和病毒的传播，自始至终形影不离，管控必将继续下去——但凡对中国社会现实稍有常识的人，恐怕都不会感到意外。然而，支持管控者，反对管控者，谁也说服不了谁。他们似乎都宣称，自己才真正扛着为苍生谋福祉的大旗。支持管控的一方，也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政府，对控制疫情往往有一种优美的理想主义憧憬。简单概括起来，就是民众应该秉着对政府的绝对信任，各自默默地绝对执行政府的号令，不相信，不传播不同于政府口径的一切信息，同时政府又可以通过某种神奇的途径，对局势做到了如指掌，每一步都做到精准谋划，万无一失，最终在国际上赢得声誉。任何不按照这种规定脚本发生的事情，背后要么是有官员渎职隐瞒消极怠工等待摘帽; 要么就是有别有用心者乃至境外反华势力传播谣言散播恐慌等待承受社会主义铁拳惩罚，或者是一律列为不可抗外力，生死有命富贵在天。

       这种幻想实际上是荒谬和反人性的，并且充满矛盾。

其一，政府作为最难以信任的东西，人要做到对其绝对信任，必须先被改造成容易建立信任的“单纯的人”,但这样一来，人与人之间就不可避免变得很容易达成信任，就很容易抱团，结社，形成组织。这显然对统治不利。而事实上中国人长久以来一直在被往反方向驯化，所以这第一条就很难达到。

其二，出于安抚目的的虚假信息和用于统治决策的真实信息，一定是两套不同的信息，但却都要通过官僚系统来传递——安抚信息不能向上传，以免误导了统治者，真实信息不能向下传，以免造成恐慌。这两个完全矛盾的目的，要依赖同一套官僚系统同时达到，显然是不可能的，除非建立一支东厂，血滴子之类的特务机构，和官僚系统并存，这又会进一步恶化吏制。而且，这两点做得越完善，就越容易让民众产生被欺骗的感觉，进一步削弱了对政府的信任。这次防疫工作中央决策迟缓，很大程度上就是官员们追求了安抚民心，而忽略了控制疾病。揣摩圣意，是很难的！

       人类这个种群，从远古发展至今，长盛不衰，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语言的产生和信息的传递，使人能够群体性有组织地趋利避害。疫病到来，人想要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互相传递小道消息，这是人趋利避害的天性，是神赋予人的奇妙本能，没有这种天性，人就不成为人。而中国共产党，总是觉得自己可以充当上帝的角色，让人放弃这些本能，而听命于它，这在半个世纪前年恐怕还有可能，时至今日，就算是他引以为傲的杰作——小粉红——也难以如此笃信于它，这次事件，又有一大批小粉红，逐渐看清了自己被蒙蔽的真相。

       最后，来揭晓答案，到底谁制造了恐慌：在一个充分言论自由，信息流动充分自由的社会，疫情讯息到来总是非常即时，人们始终有充足的做准备的时间，毕竟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内心觉得踏实，应急商品价格也会合理浮动，释放信号调节生产，因此无论怎么公开疫情，都难以产生大范围的社会恐慌。而当今中国，恰恰是由于信息的封锁，导致民众时常处于担惊受怕的状态，他们对真实信息存在过敏，一旦漏出一点小道消息，就犹如惊弓之鸟，因为黑幕后面的未知世界，实在太可怕了，鬼知道有什么。也只有在这样的国度，原本是可以救命的信息，变成了引起恐慌的信息。这到底是谁的过错呢？中国人到底要选择一个开放社会，还是封闭社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