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霞政治觉醒心路历程 新斯大林主义为何行不通？
张杰
前中央党校教授蔡霞，在即将于一月份出版的美国《外交》杂志上发表文章，首次披露了她的政治觉醒之路。蔡霞在文章中谈到她如何从一个根正苗红的社会主义信奉者，甚至一度还对习近平寄予希望的党内人士，逐步转变成为中国极权主义制度的坚定批判者。
在文章中，蔡霞谈到了雷洋事件对她的触动。雷洋事件发生在2016年5月7日。当年雷洋29岁，就职于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属的中国循环经济协会，生前职务是协会生态文明中心主任。事发的5月7日是他与妻子的结婚纪念日。蔡霞在文章中指出，雷洋在前往机场接岳母的路上，因不明原因被北京警方拘留而去世。为了逃避罪责，警察对雷进行了构陷，指控他在招妓。他的大学校友们对这种诽谤行为感到愤怒，组织起来帮助雷洋的家人讨回公道，事件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为了平息愤怒，中共最高领导层下令进行调查。检方同意进行独立的尸体解剖，并计划进行庭审，对簿公堂。然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雷洋家乡的地方政府出面，将雷洋的父母妻儿近乎于“软禁”，向他们提供了约100万美元的巨额赔偿，要求他们放弃对真相的追求。当雷洋的家人拒绝时，赔偿增加到了300万美元，甚至后来又加进一栋价值300万美元的房子。即使如此，雷洋的妻子仍坚持要还已故丈夫的清白。政府然后向雷洋的父母施压，其父母在儿媳面前跪下，恳求她放弃此案。是年12月，检察官宣布他们不会为雷洋之死而起诉任何人，雷洋家人的律师透露他被迫停止介入。
雷洋案件当时是中国轰动性事件，事关公民的人身权利保护。但中国当局最终为维护“刀把子”，对警察进行了袒护，致使该事件不了了之。2016年12月23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检察院以“犯罪情节轻微，能够认罪悔罪”为由，对五名涉案警务人员玩忽职守案依法作出不起诉决定。
蔡霞承认曾将希望寄托于习近平。但在习近平上位后不久，她开始产生疑问。习在2012年12月发表的演讲中暗示了一种改革和进步的心态，但他的其他言论却又暗示要搞倒退，指向毛泽东文革时代。习近平在2007年至2012年担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时，兼任中央党校校长。蔡霞回顾党内私下对习近平的评价时说，一位在党校担任领导职务的著名教授，在2012年就不屑地评论习近平“知识不够”。
蔡霞提到有一次，当党内学者议论习近平的计划时，其中一位学者则说，“习不是向左还是向右的问题，而是他缺乏基本判断力，说话没有逻辑。”
当事实证明习近平并非改革者，她并不感到惊讶。在习的执政年代，中共政权进一步沦为政治寡头统治，以极其残酷无情的方式保持权力。它的压迫性与独裁与日俱增。习近平笼罩在个人崇拜的氛围中，进一步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消除了那一点点仅存的政治言论和公民社会空间。在过去的八年中，这个政权变得有多么残酷，而它又制造了多少无声的悲剧。
蔡霞后来与一小群朋友进行的一次私下谈话录音，被泄漏在网上发表，在这次私下谈话中，蔡称中共是“政治僵尸”，并说习近平应该下台等。不久后蔡霞被开除党籍，学校取消了她的退休待遇，她的银行帐户被冻结。她曾要求中央党校当局保证回国后的人身安全，但官员在电话那头避而不回答这个问题，反而威胁她在中国的家人。
蔡霞说，她曾是狂热的马克思主义者，但她最终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日益转向西方学术思想以寻求解决中国问题的答案；她曾是官方政策的骄傲捍卫者，但最终为自由化辩护；她曾是中共的忠诚党员，但最终怀疑中共信仰的真实性以及它对中国人民的承诺。
蔡霞的心路历程代表了众多中国体制内有良知知识分子的转变，从支持和维护体制到反思体制再到与极权体制的彻底决裂。这个转变过程很痛苦，也很艰难。但我们还有个问题没有解决，那就是习近平在兹念兹的中共复兴大兴能够实现吗？
12月3日，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政府学教授裴敏欣在“全球民主年度讲座”上发表讲话。裴敏欣的讲话恰好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习近平为江泽民、胡锦涛的中国后极权主义衰落开出的处方中，引入了斯大林统治的某些核心要素。这种新斯大林主义统治的复原可能会加速而非阻止中国未来的民主化，因为新斯大林主义具有自我毁灭性，以至于有可能削弱而不是加强一党统治。
裴敏欣说，尽管习近平本人坚信这种生存策略将使衰落的政权重振生机，但尚不清楚他实际上从苏联解体中学到了什么教训。如果有的话，这种生存策略几乎肯定会加剧现有的紧张局势，带来新的风险，并破坏中共长期生存的前景。裴敏欣的理由如下：
第一，过度集权使中共失去纠错能力
权力过度集中导致普遍官僚消极懈怠，决策过程缺乏多样性观点，采取过度冒险政策，以及无法自我纠正错误。过去八年习近平推行一带一路计划，在南中国海有争议水域建造军事化人工岛礁，在新疆对穆斯林实施大规模监禁，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破坏“一国两制”，这些都已经对中共政权产生诸多不利后果。而习近平通过灌输意识形态来加强党的努力，在实践中，不可避免的沦为党员为了假装忠诚和遵纪守法而执行的毫无意义的政治形式。
第二，无法解决接班人危机
裴敏欣说，继2018年初取消国家主席任期限制后，一场接班权斗已经浮现。习近平现在设置了不可预见的结局，对潜在强大竞争对手的担心促使他只会安排弱小忠实拥护者为接班人。斯大林和毛泽东去世后的历史经验表明，继任者很可能爆发权斗。如果习近平的继任者输掉权斗，他的遗产可能像赫鲁晓夫和邓小平那样面临风险。后习近平时期的权斗胜利者将会毫不犹豫地放弃他的遗产。
第三，经济实力无法支撑
裴敏欣说：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习近平的经济政策是否会以合理速度维持增长。一个月前中共中央批准的最新经济计划预计，年增长率将达到4.7%左右。如果实现，到2035年中国经济规模将扩大一倍。但是由于中国人口结构恶化，这种乐观的预测可能不会成功。
中共最新经济蓝图没有包含任何能提高效率的根本性改革。如果没有真正的改革，中国在未来十年中要维持增长将面临巨大困难。
此外，裴敏欣表示，与美国的战略竞争加剧将给中国造成巨大损失。中国在国内的倒退和外交政策的激进，使之处于跟美国及其民主盟友的碰撞过程中。在围堵战略的驱使下，中美间全面经济脱钩不可避免。如果美国成功地与其盟国团结起来，对中国的影响将是毁灭性的。在安全方面，紧张局势升级将引发军备竞赛，使中国不得不耗费国内财力和资源。“一带一路”庞大的投资项目，将消耗中国国库里数千亿美元。
裴敏欣教授说，如果前苏联和东欧共产专政的命运，为思考中国未来提供了任何指导的话，那么今天值得推测的是，从毛主义极权主义绕道后极权主义，进入新斯大林主义的旅程，只会加速而不能阻止其与民主未来的会合。
现在，我们进行一个总结。蔡霞教授的政治觉醒之路很不容易，因为它是一个鹰的重生之路，是一个拔掉自己身上羽毛的过程，一个凤凰涅槃的过程。蔡霞之路也是中国一代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他们曾充满激情地投入改革开放，在八九六四中痛苦迷茫，又期待市场经济改革会让中国走向宪政民主。他们对中共领导人寄予厚望，但最终已绝望告终。他们终于明白无论是毛泽东的极权主义，还是邓小平的后极权主义，还是习近平的新极权主义，其背后都是一党专政的极权主义逻辑。只要极权主义不改变，中国的改革就没有希望，只是给中共苟延残喘的政权续命。但习近平的复兴之路注定是走不通的，因为中国人民不愿意回到毛泽东时代，世界潮流也与习近平的想法背道而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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