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长豁出去了 一句实话戳破了一个惊天谎言
张杰
武汉肺炎病毒危害全国甚至世界，其他地方的人开始恐慌，见到武汉人就像见到了移动的病毒。说在某地一群本地人欺负一个外地人，把外地人逼急了，只说了一句话就把本地人吓得四散奔逃。他说了什么？五个字：我是武汉的。
武汉病毒按理说发现得很早，2019年12月8日就出现了首例病例。武汉还有一个病毒研究所。但为什么武汉市政府不及时披露疫情，让市民尽早预防呢？有朋友说武汉市政府隐瞒呗。说来也是，在中国，没有哪个地方政府愿意如实披露疫情的。在2002年和2003年非典期间，病毒传播的初期，地方官员就隐瞒了疫情。
有网友提供了武汉市政府瞒报疫情的证据。12月中旬，有八个网友在网上发布武汉肺炎病毒的帖子，提醒市民做好防御工作。武汉市警方立即精准打击，将八个网友一个不漏控制了。于是互联网上再没有肺炎病毒的信息。老百姓开始忙年货，政府忙团拜。好一片祥和的景象。病毒看了很生气，心里说这武汉人“味”也太大了，完全不把村长当干部。我们好歹也是新一代冠状病毒，毒性比萨斯大得多。既然不给面子，那就我别怪兄弟无情了。于是，武汉病毒开始发力。1月9日，卫生部来了一群专（砖）家，研究后说，没有事，这个病毒是“维稳型”病毒，只在动物与人之间传染，不在人与人之间感染。难怪有人说，肺炎病毒是党派出来的。1月下旬，香港病毒专家管轶来到武汉一看，吓得脸色卡白，魂飞魄散。整个城市完全没有防范意识。几乎没有人带口罩。病毒扩散已经失控，被感染的人数起码是2003年非典的十倍。不久，钟南山院士来到武汉一看，老泪纵横，疫情已经无法控制。有十四个医护人员被感染，人传人是不争的事实。如此凶恶的肺炎病毒，如此大意的政府，如此过年不要命的武汉市民。钟老先生气得差点吐血。回北京后，钟南山先生与央视做了一期访谈，披露一个重大的事实，那就是武汉肺炎病毒人传人感染，灾难已经降临。这时，武汉市民、武汉政府才醒了（黄）。完了，大祸临头，在劫难逃。23日上午凌晨2点，政府发扬“敢为人先”的武汉精神，宣布了一个人类历史从来没有过的决定，那就是封城，把武汉1100万人关在城里，把病毒控制在武汉市内。也就是说，要死人就死在武汉。但人都要逃生的本能，凌晨2点到上午十点的八个小时内，武汉城内的人开始了绝地大逃亡，有500万人在封城前逃出了围城。
以上事实，应该可以证明武汉市政府明显玩忽职守，故意隐瞒疫情，以致酿成大错。但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这位市长大人居然不背锅，他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披露了一个惊天秘密，那就是武汉政府没有瞒报。
周市长接受央视访谈应该是中央安排的，意思是让武汉市政府认个错，平息一下民怨。但没想到外表憨厚，内心精明的周市长利用这个稍纵即逝的机会为自己翻了案。1月26日，在央视直播节目中，周说自己愿为1月23日“武汉封城”的决定背负骂名，也愿意“革职以谢天下”。央视记者一看，机会来了，自然不会放过他，抛出了一个尖锐的信息公开问题。周市长不愧是九头鸟，迅速抓住了洗脱罪名的机会。他说武汉市政府不是隐匿疫情，而是中央不授权，没有办法公开信息。他的原话是，“因为它是传染病，传染病有传染病防治法，它必须依法披露，作为地方政府，我获得这个信息以后，授权以后，我才能披露，所以这一点在当时很多人不理解。”周市长指出，在1月20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召开，定调将武汉肺炎定为乙类传染病，并进行甲类传染病的管理后，地方政府才得到授权，能够更“主动”地执行各种措施。厉害吧，短短几句话就让事件出现了反转。周市长的意思很明白，那就是按照“传染病防治法”，疫情应该由国务院来决定公不公布。可是这件事太大，国务院要请示党中央，党中央没有发话，也就是习近平没有表态，所以无法公布疫情，也无法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1月20日习近平发出了最高指示，武汉市政府才能有效开展工作。一句话，习近平耽误了信息公开和防疫工作的进行。根据周市长的讲话，我们可以推测出武汉封城的决定来自习近平的拍板。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中共重大公共事件的决策制度？胡温时代，人们一直在抱怨九个常委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但习近平自2012年上台以后，逐渐巩固的个人独裁体制，导致任何大事如果没有习近平的拍板决定，就无法全面动员。王丹先生指出：“这样的一个体制，是习近平一手造成的，而正是这样的一个独裁体制，导致了整个政府管制系统的怠惰，推诿责任和不敢作为。如果说，这次疫情的扩散，很大程度上是体制的问题的话，那么强化了这个体制的人，就是习近平本人。”但习近平在四中全会上将这个体制称之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这个决策体制类似于金字塔形，习近平处于塔尖。所有官员对他负责，他独断乾坤“我将无我”，不对任何人负责。在去年5月中美贸易战进入最后环节，习近平就突然决定悔棋，推倒重谈，并称自己承担一切责任。但问题是没有任何人可以追究他的责任。在武汉肺炎事件中似乎应证了周市长的话。1月25日大年初一，习近平领军召开政治局常委会会议，宣布成立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由总理李克强担任小组组长，主管文宣系统的政治局常委王沪宁担任副组长。原本行动缓慢的庞大官僚机构快速动了起来。27日，李克强赴武汉考察指导疫情防控工作，看望慰问患者和奋战在一线的医护人员。在推特上，一段针对武汉肺炎的评论有点意思:“这个事件是以国家主义的失败开始（舆论管制、瞒上欺下、官僚主义、麻木不仁），以国家主义的胜利结束（国家动员，战时机制，举全国之力）。然后，大力宣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合理性，然后等待下一次的灾难再度降临。”
时评人士邓聿文先生指出：对专制政权来说，对权力的垄断和专断，泛政治化以及大众的信任赤字不是一个新事物，任何专制政权都具有其中某些或全部特点，习近平新极权不仅完全包揽了它们，而且把它推向阶段性极致，这就是习的新极权之“新”所在。它至少在三个方面创造了历史。一是在党和社会其他权利主体的关系上，党管一切，根本不和它们分享权力，使中共对权力的垄断和排他性达到新高度；二是在中共内部的党权分配关系上，习独占人事、决策和监督大权，成为唯一核心和唯一权威，致使其在权力的行使上非常专断；三是对讲政治、讲大局、维护个人专权的强调和制度安排，也极罕见，导致对大小事情的处理都泛政治化。这个新极权体制不仅造就官场大批的依附性官员和他们的依附性人格，不敢主动作为，坐等上面尤其最高领导发号施令，也造就社会特别是基层失去应有活力，在灾害来临时缺乏自救能力。
问题还不仅如此，泛政治化还会排斥技术官僚，使重大决策缺乏科学性。2003年4月23日，中国SARS疫情正在全国蔓延之际，国务院副总理吴仪兼任新成立的国务院防治非典型肺炎指挥部总指挥，并在三天后兼任卫生部部长，具体指挥领导全国的防疫工作。吴仪重用敢于进言的钟南山院士，整合北京医疗力量、加速成立小汤山医院；中国卫生部开始每天公布感染和疑似病例；非典也逐渐得到遏制。时评人士吴强先生认为，在2003年胡锦涛及温家宝时代，当局对控制疫情的授权较为充分，但是目前的是在最高核心的领导下：“这个小内阁能否充分的调动、发挥，专业防疫的能力。确实值得怀疑。他们都以党务官僚为主，并没有以公共卫生专家为主导，行政支援配合的方式来进行。我们看到这个小组最关键的是缺乏公共卫生的技术专家。”
我们可以说，周市长的甩锅戳破了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谎言。比较西方宪政国家，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政党竞争用选票保障了人民主权；地方自治保障了地方政府面对突然其来的自然灾难的及时应对；议会民主保障了民意的表达和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避免了类似愚蠢的封城决定；公正的司法保障了公民合法权益和对行政权的制约。但很可惜，这些现代政治文明在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中都不存在。唯一存在的是像神一样高高在上的中共领导人，但很遗憾他也只是一个拥有七情六欲的普通人。
武汉肺炎病毒是一面镜子，它将中国落后、任性和野蛮的国家治理现了原形。共产党或许可以用枪杆子强迫人民服从它，但强迫不了病毒。病毒在说：信了你的邪，红的像番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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