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伐“党文化”

杨本华

    中国传统恶俗文化代代相传，中共建政60年来，出于“打天下，坐天下”，“红色江山万万年”的考虑，大力弘扬种种恶俗文化，形成了具有强烈中共特色的“党文化”，这是一种更深刻更残酷更虚伪更无耻的恶俗文化。

    2009年，中国人第一个向“党文化”宣战的是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夏业良。他在博客中发表公开信，指责中共主管意识形态的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不学无术”，抨击中宣部“控制国民思想和阻碍学术自由”。“中宣部有一种淫威，就是专制，管制思想控制意识形态的淫威，没有人敢反对”。夏业良直面神人共愤的“党文化”，斥责刘云山每年禁止所谓“思想不正确”出版物出版，强制新闻与《人民日报》等官媒保持一致，报喜不报忧，令国家蒙受耻辱。“现在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已经很少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新闻出版的检查是可以的，但是要给出足够的理由，现在中宣部连理由都不用给，连文字都没有”。夏教授说如果因为他的这封公开信而失去北大的教职，或者最终被迫使离开，那么“我将会感谢你成全了我”。“中国知识份子犬儒化愈来愈明显，慢慢放弃了自己的良知和底线，一再地退让，总是怕事。愈怕，它就愈是得寸进尺，我们已经没有退路，这个时候必须有人站出来。”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由儒释道三教有机融汇，贯穿着天人合一、尊师重道、忠孝节义、仁义礼智信、爱国御侮、图强革新、敬业守职、为政清廉、助人为乐、尊老慈幼、见义勇为、克已复礼、恭宽信敏惠、见贤思齐、杀身成仁、和为贵以及躬自厚而薄责于人、修齐治平、积善成德等意识形态，孕育和规范了中国精神与民族道德。中共建党近90年，建政60年来，把优秀传统文化批了个体无完肤，将马列主义与斯大林主义外来文化的凶残面做到最大程度应用，创造性地发展到一个崭新阶段，与中国传统恶俗文化融汇贯通，形成了举世罕见的中共“党文化”。


专横跋扈  武力驭民


    中共“党文化”发展至今，杂芜紊乱，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假大空加横行霸道。毛泽东一言以蔽之：“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的哲学”。斗争哲学就是斗争文化，也就是霸道文化。说到霸道，近日网上盛传的“执政党要建立基本的政治伦理——国庆60周年前夕一位老同志的谈话”中，开宗明义地指出的第一个问题即是“霸道”——“我们党有7000多万党员，是一个最大的党，而这个党至今还没有在社团管理部门登记过”。“国家还是党的国家，而不是党是国家的党。60年了，‘党和国家领导人’这个概念没有变。在财政上，党库与国库之间的那堵墙还没有建立起来。再看看，数百万军队还叫解放军，没有变，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武装力量。党军一体没有被国家对军队的领导来代替。即便在党内，60年了也没有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竞争性选举制度，更不用说在国家范围内了。”毛泽东执政时的霸道行径罄竹难书，他一言九鼎：“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到了所谓第二代到第四代中共领导人，对内强势霸道，喋喋不休鼓噪“稳定压倒一切”，这个“压倒”所包括的内容计有人权、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集会自由、维权行动等等。“四个坚持”的稳定就是“政权即镇压之权”。邓小平明白无误地说杀20万人，换20年稳定。多么血腥，这就是“党文化”中的霸道主义。

    中共霸道主义使一切真实意义上的选举成为不可能。如今已举行了“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建政以后也召开了十次“中共全国代表大会”。这两个所谓“党和国家”的最重要大会，其实早在代表们风尘仆仆地来京开会之前，谁当主席、总理或委员长，谁当总书记、常委、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早已内定妥当。“定盘子”的地点是在中南海抑或北戴河，有时甚或就在京城一处“超级元老”的住宅里。北京人民大会堂里人头攒动的代表们只管对宣布的名单举手，拍手。

    专制独裁、横行无忌、暴力冷血这些反人性的特质即是党文化的首要写照，也就是党文化的核心。在党文化的操弄之下，中共建党近90年来始终无法无天。建政之后更是权势熏天，从来称谓自已的高管人员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堂而皇之地将党永久性地置于国家之上。

    中共霸道观念演绎出种种“武力驭民”和横行恣肆的作派。霸道必然衍生出垄断，中共处处显示垄断——政治垄断、文化垄断、思想垄断、教育垄断、军事垄断等等，近30年来尤其凸显了经济垄断。中国社会严重不和谐的根本原因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无不存在的不公正。改革开放以来分配不公成为当今中国社会第一大不公正。这一不公正分别表现为收入分配的起点不公平、机会不公平，过程不公平、规则不公平，从而使得结果完全失去公允。这样一种结果遂使以财政税收为主体的收入再分配过程被权力所垄断，潜规则肆虐，黑箱操作大行其道，导致恶性循环，从而愈发无公平公正可言。这里的第一次分配不公，不在于市场经济内看不见的手，而在于官场经济黑幕里那些垄断的手。第二次分配的严重不公正性，也完全不是经济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正常现象，主要原因还是人民无权，整个社会没有财经民主。党文化所伴生的垄断性让其信徒放手在土地、能源、铁道、电力、电信、银行、烟草、航空、邮政、广电、出社、报业等领域形成全垄断。从中央到地方，有权有势者对全国各地的经济活动随意设限立禁，强行垄断了创收和分利的权力，为特权利益集团开拓了无限宽广的垄断态势，形成制度化的全面腐败的基本运行特征。当前无官不贪的腐败行为从短期看是对收入分配的逆向调节，从长期来看更造成全民的腐败心态，尤为可怕的是荼毒年轻一代甚至是少儿一代的心灵。


沽名钓誉 辱人辱已


    中共的党文化陈腐不堪，人们对听而生厌的党文化经长期浸润后见怪不怪。大约从中共七大之后，凡是中共党魁登台表演只要嘴巴一张便是“最新指示”、“重要讲话”。笔锋一转就是“推动历史的圈阅”。秘书们写出的各类文稿一旦集结成书，便大吹大擂成“划时代的理论文献”，“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凡是会议无不是“隆重的”，凡是大会无不是“胜利的”，凡是经济无不是“创历史新高”，凡是成绩无不是“辉煌的”，俗不可耐。党文化中假大空的恶俗东西层出不穷，八九民运之后，中共拿出浑身解数，不停顿地填充党文化，忽悠广大民众。毛泽东弄了个“思想”；邓小平搞出个“理论”；江泽民堪称“与时俱进”，从“讲政治”延伸到“以德治国”，大吹“三个代表”；江泽民笔杆子留给胡锦涛，无耻文人开始为“胡四世”玩党文化，从“两个务必”、“三个为民”到“八荣八耻”；从“三个凡是”、“和平崛起”到“科学发展观”，令人眼花缭乱。金玉其外，掰开一看，全是假大空的败絮。


厚颜无耻 弄虚作假


    2009年8月，江苏当局任命原南京市长蒋宏坤为苏州市委书记。人们发现这位新任书记的学历是大专，这在“博硕士官员”云集的江苏政坛，仿佛鸡立鹤群。然而这位蒋书记的不高之学历，却获得公众的广泛赞赏。网民慨言，江苏省高校与科研机构如林，蒋书记身为封疆大吏，想弄个博士帽带带，如探囊取物。但他一直填写大专学历，凸显其诚信不阿，该属于凤毛麟角。更加难能可贵的是现任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此人长时期维持中专学历，民间评论家说：“一纸中专学历，展现出无可替代的含金量，羞煞多少权力文凭！”

    作为“傻老百姓”，网民们对上述两位高官的履历与政绩一无所知，可由于他俩实话实说，赢得了人们一定程度的信任和尊重。对于这二位的褒扬，反映了人民群众对于充斥官场的“权力文凭”这一党文化变种的极度鄙视和厌恶。中国的老百性最能忍受，在任何欧美人士看来必须拍案而起的事情，中国老百性都咬牙忍了。但他们对于心中的圣殿——大学和科学院的腐败是难以宽宥的。学术腐败已呈燎原之势，官场商场上博士硕士帽儿满天飞。不少媚权的大学校长们透过向高官赠送文凭，互通有无，官学勾结，为学校或其本人谋取利益，实现官学双赢。这是中共党文化在新世纪的急剧腐烂化新发展。


言而无信  文过饰非


    中共党文化内容庞杂，“博大精深”。言而无信和文过饰非这两条经过近年的揭露和批判，人们认识甚清。这样的事例在历史上不可胜数。中共为何在“第三次国内战争”中打败国民党，细数起来原因有十几条，其中第一条就是民心。民心怎么得来？是承诺，大多国人善良地相信这一承诺，于是普遍支持中共打天下，幻想中共“坐江山”后“实行民主真宪政，只见公仆不见官”。谁料中共从骨子里就是根本言而无信，执政前后对于民主的态度可谓冰炭两重天。在抗战胜利前，《新华日报》等中共党的喉舌连篇累牍宣传西方民主，中共党魁摆出一副“不达民主，决不甘休”的架势，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也实行了普选，“解放区”也搞民主竞选。1944年10月9日，《新华日报》发表了《全世界民主大家族的家法适用于中国》的社论，毛泽东与谢伟思会晤时信誓旦旦地说：“我们的经验证明中国人民是了解民主和需要民主的”。他煞有介事地告诫共军将领：“我是不学李自成的，你们要学刘宗敏，我劝你们不要学。”然而在中共即将打下江山的1949年5月，当时中共浙江省委书记谭震林已洞察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底蕴，在干部大会上说：“现在毛主席在北京当了皇帝，我们是封疆诸侯”。当时“党的高级干部”大多都认知了谭震林的这一思想。等到大众明白了这一事实，生米已煮成熟饭。中共的党文化的最大真谛是“不说谎话办不成大事”。夺取政权时把民主化作大棒，开辟“第二条战线”，坐稳天下后将民主视为猛兽。


为所欲为  恬不知耻


    笔者一次与老一辈法学家于浩成交淡，他说：“人类需要人权、民主和自由，就像需要空气、阳光和水份一样。”而党文化告知人们，中国因为国情特殊，不能实行民主。中国不能搞民选，因为中国老百姓文化素质太低。中共十七大后，新华社发表一篇题为《新一届中共中央委员会和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诞生记》的文章，指出这一届中央委员们大学学历以上的占92.2%.数字表明他们的文化程度已不能算低下了，可仍不准实行党内民主直选领导人，甚至差额选举也不行。中共党文化是坚决排斥民主的，也是与普选水火不相容的。党文化派生出了一党专政和独裁的制度，变相的世袭官场体制。党文化与“皇文化”相比对，应用了亲缘性群体换位世袭制，取代了家族化的对位传统世袭制。这一点比古巴的“兄终弟及”和北韩的“父位子承”强一点，权贵官僚们将国家权力资源在至爱亲朋之间进行“利益共用”的共荣性分配，变家族直接对位世袭为徒子徒孙换位世袭，形成了中共特权阶级的权力全继承模式，不容他人分享与染指，所谓“青红帮”——青年团、红卫兵和上海帮在当代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已完善地上演了变权世袭的官场体制，以“青红帮”为代表的大大小小的权贵们将国家权力资源在亲友间随心所欲地进行瓜分。他们不但占据了绝大多数省部级以上的高位，而且将中下层级的官位也尽收囊中，能“安排”多少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网”中的人就安排多少，剩下的待价而沽。

    这种变相世袭官场体制大耍障眼法，以“拍拍手，举举手”的假性民主，掩盖实质上的授官制。它以貌似定期的官职调动，掩盖实质上的准终身制，时至今日，变相世袭官场体制已是天怒人怨，给国家、民族和民众心理带来无尽的危害。前几年有个名叫张二江的贪官，此人原任湖北省天门市委书记，深谙中共党文化中的为官之道，积累多年经验，写下一部党文化奇书——《下级学》。书中专门论述中共下级官员该如何向高层官员拍马溜须，媚上压下，结党营私。从这部书中，人们窥悉了中共官场在积年累月中形成了以江湖功利为纽带，以共存共荣为桥梁的既得利益群体，是彻头彻尾的官僚资产阶级，这个阶级中的成员无一不是极端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者，无一不是满口党文化陈腐不堪说教、满肚子犬马声色的社会蛀虫，无一不是行贿受贿的腐败分子。以张二江为例，光是情妇就包养了108名。

    2009年8月24日的《扬子晚报》载文：近日一份上半年全国城镇居民的工资单 ，引来网民对工资“被增长”的热议。对此，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线民的意见自己看了也脸红。这位局长可算良知未泯，绝大多数官僚早已不知“脸红”为何感觉。


作威作福  营私舞弊


    中共建政后思想最为开明的省委书记是任仲夷，他在“烈士暮年”后最关心的大事，就是改造党文化。他认为这种体制最大的弊端就是缺乏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是腐败蔓延的根本原因。在“党天下”体制下，大多数官员于悄无声息中就变成了贪官污吏，形成“官天下”。任仲夷认为“我们现在是自己监督自己，如同用自己的左手监督右手，是远远不够的！”吴南生说：“这种体制，鬼都会腐败！”吴南生曾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是深圳特区第一任市长，也是中共体制内真正实事求是的正直敢言之士。10多年前曾出过一本书，把中共在30、40年代公开发表的社论、评论和声明结成一集出版，书名叫作《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承诺》。“老同志”谈话中明确指出：这部书里的内容没有一份是伪造的。那些承诺毛主席在3、40年代的许多著作中都有。可是到了5、60年代都被那个毛泽东著作编辑委员会修改掉了“。他痛心地说：”我一直就不同意‘辉煌50年’、‘辉煌60年’的提法，这不符合事实。“”60年了，只要关心国家发展前途的人，都会想到怎么样推进政治民主化的问题。我们的老百性和社会团体对国家政治生活既表达不了独立的看法，又参与不了实际政治过程，也监督不了执政党，人微言轻！这种‘三不’状态总不能这样延续下去吧？不能总是一成不变地讲话如仪、视察如仪、指示如仪！要多想想执政党对国家、对老百姓、对历史应该承担的历史责任！“有起码良知的人，对于这位”老同志“的中肯而痛切的谈话决不会无动于衷，而是应该引起共鸣，应该深刻反思，党文化带给中国和民众的苦难以及遗患至今的不可胜数社会负面现象乃至严重弊端。


只可载舟不得覆舟


    党文化的猖獗化趋向，导致官僚权贵资产阶级日益趋向寡头化，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口头提倡法治，事实上绝对不会在宪法与法律的框架内限制自己。人民大众完全陷入权利贫困的境地，改革开放之初的前4年，全国民众的上访数量一共为2万起。近几年，每年的上访数不低于3000万起。上访本来是非常艰难困苦的事，由于在当地走投无路，只好咬紧牙关走这条徒劳无益的上访路。这样的恶性循环，遂使专制者愈专横霸道，无权无势的草民愈来愈无助，愈弱势。别说中高级官员专横跋扈，为所欲为，就是那些比“芝麻官”还小的“细菌吏”也凶强侠气，为祸一方。福建省南平市委书纪徐谦曾讥评道：“总认为我的权力我说了算，可以随心所欲，随意裁量。我说白就是白，我说黑就是黑。就算我说错了，也是对的，你也得认可！”在泡沫政治下，中共各级权贵认定老百姓们“只可载舟，不得覆舟”。中共的大官小吏们普遍信奉“我死后，哪管它洪水滔天”的极端末日心态。几年前，在吉林省靖宇县的受贿案中，全县科局级干部无一不向县委书李铁成行贿，致使这些干部“全军覆没”。党文化使得官员们没有是非感，羞耻感，行贿与受贿，买官与卖官，早已不是对垒之双方，而是福祸与共的“战略伙伴”。不是正义与邪恶在搏战，而是“随行就市，进行交易”。正常的变成不正常，不正常的变得正常；好人举步惟艰，坏人游刃有余。这就是党文化带给当代中国的最消极、最负面的影响和祸患。


假仁假义祸国殃民


    为了对后世负责，我们必须审视和认清那些在党文化“伟大成就”这块遮羞布掩盖下极为严重的隐患，内中包括在“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口号遮挡下对于生态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掠夺式的糟蹋和毁坏。在“伟大复兴”与“大国崛起”这一说教荫蔽下的贪腐公行和两极分化。在“稳定压倒一切”这一霸王思维的包装下对言论自由、结社自由、游行示威权利等民主权益的剥夺和取缔，在“维护党国荣誉”虚伪说教之下的说假话、做假证、物欲横流、道德论丧……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对于党文化派生的无理取闹、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竭泽而渔等浑噩和邪恶的做法完全看透和正本清源并非易事。近年来国内很多民运人士“再也不能忍受了”，他们奋起组党，一旦被察知，立即横遭拘禁。在所谓的起诉书上，无一不是指控他们非法组织政党。对此律师发问：“中国有合法组织政党的法律，法则和实施细则的规定吗？如果中国人要组建一个政党，应该到哪里去申请？如果说在今日中国组党无门，那么宪法规定的结社自由又是什么？”人们根本无法知道，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如何组党才算合法！

    绝大多数中国人在中共建政年间，几乎没有政治文明范畴内的任何真正权利，不能真实公开地在新闻媒体上表述对于不公正的批判，不允许开办任何一份无官方主管的民间媒体，也就是说中国人没有任何自由交流见解和讨论国计民生的公共空间。人们不仅不能依照自己的意志组党建团，同时无从按照自己的意志选举民意代表。人们也不能依循这部本来就不完善的宪法所赋与的权利，得到起码的自由择业等诉求。目前这部宪法虽然写明“尊重和保障人权”，但每当人们的人权受到轻贱和践踏之时，也是无处说理。说到底，布衣庶民除了浑浑噩噩苟且偷生，可以说没有丝毫精神上的自主，没有知情权，没有发言权。没有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选择领导人的自由。

    要想从根源上清除这些与现代化社会水火不相容的弊病，就要从清算和批判“党文化”入手，面对中国几千年的皇权专制传统和一党独裁的政治现实，每一个中国人都亟应更多地吸纳具有普世价值的理念，充实并完善自己的政治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中国官僚体制内专制主义痼疾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巨大绊脚石，黑箱操作，潜规则猖獗、决策昏慢、推卸责任、效率低下，乃至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泛滥，最终造成贪腐成风、道德沦丧、物欲横流，在国际社会中一步步落拓为不受人尊重的大国。

    中国在过去30年间由于逐步推进市场经济，调动了民众发财致富的积极性，所以赢得了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壮大，并不意味着其软实力同步增长，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是取得世界认可和尊重的必要条件。即使经济总量2010年果真达到世界第二位，可一旦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在全球的排名至多在100位左右。时下的中国社会问题成堆，弊病成山，所以无论民间抑或官方，都对中国经济能否持续增长充满疑窦，并没有多大的信心，甚至充满巨大的危机感。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要赢得世人的尊重，不但需要具有日益增强的硬实力，更要有让人服气的软实力和聪明实力。


变本加厉信口雌黄


    从党文化的精致文宣上乍一看，当代中国的道德品质标准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毫不利已，专门利人”、“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到“三个代表”、“保先”和“三讲”，直到“八荣八耻”和“科学发展”。但由官到民，从老到幼，今天的中国人无不心知肚明，这些假大空的党文化捏造的“高大全”的老百姓，根本无从做到。大大小小有权在手的官吏无人幻想实践一下。一个人、一个政府或一个政党为了自私自利的目的、为了损人利已、为了自己所做的非伦理和非道德的事，为了倒行逆施的罪恶，一般来说就要掩饰，就要颠倒黑白，需要说假话。一个国家及其公众习惯了说假话、谎话，就反证了这里为非作歹和尔虞我诈的事比比皆是。这个世界上哪一片土地上的人假话连篇？这个地方就在中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其统治集团开口就是假话，诚如胡绩伟老先生在他90寿诞上所总结的那两句“虎皮大旗伟光正，虫雕小技假大空”！各种媒体更是几十年如一日，假话谎言如同家常便饭，说起来还理直气壮，不可一世。党文化不但在几十年内将中国锻造成了谎言王国，也倾力打造出无数假史伪史。

    党文化渗透统领意识形态，修史或撰写历史文章成为党文化的一部分，必须依照掌权集团或主要领导人的意志与需要任意裁剪，杜撰，编造。在党文化的操控之下，中国大陆的现代史和当代史大体上是“伪史”。譬如中共本身是农民起义起家，便大肆讴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张角、黄巢、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之辈的杀人魔头统统被冠以“农民革命领袖”的光环，使民众在云里雾里将魔王当救星。再如党文化一再渲染“为取得革命胜利，我们牺牲了几千万人”，实际上从1927年的井岗山占山为王至1949年建政，中共全党全军总共牺牲的人员决不会超过几百万人，井岗山纪念馆公布的5次反“围剿”死亡者人数，真正查得到的不过一万人多点。中共抗日期间唯一的一次对日大行动，即“党史”上所说的“百团大战”，实际上参战的有多少团？毛泽东曾与林彪检讨抗战时说过：那时八路军只有3个师，3万2000人。因此说所谓“百团大战”，充其量也不过40个团。时至今日，党文化还信誓旦旦地说“中共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几十年来人们大都深信不疑。然而一旦看见“真史”，才明白“中流砥柱”之说实乃弥天大谎。日寇在抗战期间，上百次出动大队轰炸机群，重庆、武汉、西安等城市无不被日机狂轰滥炸，死伤同胞无数。然而与西安甚近的“抗日中流砥柱”的延安，却在8年抗战中未遭日寇一次轰炸！由此即可充分反证，中共哪是什么“中流砥柱”。党文化一再宣讲“1959年至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乃是“严重自然灾害”造成的，今天我们打开“历史秘辛”一看方才得知，主要由中共头脑大发热造成的大跃进之祸，党文化嫁祸于天，天何言哉！今天人们拨开这段伪史，终于得知真相，为“老天爷”平了反。


罄竹难书 积重难返


    李慎之先生在《风雨苍黄五十年》的雄文中，引用了毛泽东当年的前瞻性分析。毛泽东认为，在中共党文化指引下，“我们实际上实行的是训政”，一贯践行的是“愚民政策”。“我们的问题不止是官僚主义，而且是专制主义”。这种体制和机制总和而成的社会制度，致使历史非但不能长足进步，有时反而形成大倒退的态势，直跌到封建社会的初级阶段。今天，党文化这条“百足之虫”根据形势发展不断进行自身调适，不断变幻施政手法，带给当前中国社会和中国人民椎心泣血且难以平复的创痛巨深。

    党文化滋生的官场生态圈经过长年累月的变异，致使“官场通病”至今已然不可收拾，中共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人民论坛》编辑部整理出了近年来在官场上的十大“流行病”：红眼病、双重人格、恋旧病、推诿病、疑心病、争利病、冷漠病、漂浮病、享受病和空虚病。追根溯源，这场悲剧始作俑者还是那千夫所指的党文化。在党文化的规则下，中共始终严防死守“经济怎么改都行，政治坚决不能改”的底线。依照这一方针，他们大讲特讲的“党内民主”实质上是彻头彻尾的假民主。今天，政治民主化早已明明白白地成为普世政治常识，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任何一个国家，由极权专制向自由民主的转型，基本上已经不需要多少理论上的诠释了，而需只要一点一滴的行动和切切实实的操作。从中国来讲，由于皇权专制文化传统的历史久远，使得专制不但凝固成一种制度，而且演绎为一种文化，进而衍生成一种思维定势，集体无意识创伤。历代的大多数中国人在千百年间已经习惯了皇权与专制，所谓“习惯成自然”，因而今天要在心理上、精神上走出专制的阴影，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要让中国的专制政治转变为民主政治，必须从讨伐，清算和驱除党文化开始。

    中共“党文化”与时俱进了近90年，“解放后”这60年更是把中国人民牢牢地束缚住，让国人麻木不仁。党文化之危害说不完、道不尽，“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那么，今天我们应该用什么阳光驱除党文化之阴暗？朱厚泽在纪念胡耀邦诞辰90周年时，曾写过一篇题为《呼唤阳光政治》的力作，疾言：“近代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把‘政治’叫作‘众人的事’。众人的事，公诸于众，放到众人之中，交由众人议论，经过众人讨论，最终由众人决定。众人的事，诉诸众人，公开透明，在阳光下进行，这就是阳光政治。众人的事，不能任凭宫帷深处，一言九鼎，哪怕他是圣主明君。众人的事，不能听信密室策划，阴谋权变，不论他是政客精英。阳光政治是与专制政治对立的。阳光政治与权谋政治是不相容的”。伴生于党文化的阴暗政治是一党专制的痼疾，在这个大型政治黑箱里，中共不但强行垄断了全国的政治资源，而且垄断了几乎全部的社会资源与自然资源。时至今日，像北大夏业良教授这样有血性的“真中国人”再也不能忍受了，终于发出了“最后的吼声”——讨伐党文化，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向政治民主化奋力跋涉，向公民社会步步迈进。

    中国民主运动卓越政论家胡平在《纪念就是抗争》一文中，有一段极为精彩的论述，他说：“埋葬中共暴政，埋葬人类历史上最后一个专制强权，任重道远。我们的抗争无比艰难，也无比神圣，无比光荣，对自由的渴望深深地植根于人心之中，它永远不会熄灭。自由民主好比不死的凤凰，它可以失败一百次、一千次，但每一次都它会浴火重生。相反，共产专制只能输一次，它一旦倒下，就再也爬不起来。只要我们不屈不挠，坚持抗争，最终的胜利必定属于我们！”为迎来“新新中国”的早日到来，我们必须众志成城，从讨伐党文化入手，一步步地前行，一点点地斗争。


    （本文发表时有删节——编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