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强国之路
（武汉）乔新生
最近，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前国务委员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那种认为中国“强大”后会变得“强硬”的担心既无依据，也没有必要，关键要看我们的实际政策和行动。
这是关于中国国际定位的最新观点。最近一段时间，中国朝野开始对中国的国际定位展开激烈的辩论。在辩论时衍生出许多似是而非的命题。譬如，有些学者认为，大国不等于强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但不是一个强国；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历史经验表明，中国是一个从未奉行对外扩张政策的国家，即使中国经济总量不断攀升，中国也不会制定对外扩张政策；甚至还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人口结构和人口素质决定了中国有可能未老先衰，解决中国国内的问题，始终是执政者关心的头等大事，中国不会实行强权政策，更不会奉行霸权主义。还有相当多的学者忧心忡忡，认为世界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土分裂的大国，一个国家强大的根本标志，就在于是否能够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么，中国就永远不可能成为世界大国。
如何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
这些讨论充满政治意味和感情色彩，唯独缺乏学术气息。中国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所以，中国学术界还没有做好大国学者的准备。面对一些西方新闻媒体设置的重要议题，中国学者难免进退失据。中国长期奉行韬光养晦的外交政策，缺乏战略眼光，缺乏进取心态。极少数中国政客的子女长期滞留海外，他们在制定决策的时候，难免会受到子女的影响，他们的发言充满政治说教和利益交换的意味。
讨论中国的国际定位，必须明确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首先，如何确定大国和强国的内涵和外延？如果按照人口总量结算，那么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大国；按照经济总量计算，那么中国也是一个大国。如果按照人均生产效率计算，那么中国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弱小国家；按照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来计算，中国在世界排名100位以后。这样的国家怎么能称之为大国呢？
更重要的是，衡量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不仅要看政府的经济实力，同时也要看国民的经济实力。实行不同财政政策的国家，经济实力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是一个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上世纪中期实施分税制改革之后，绝大部分税收上缴中央政府，所以，中央政府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中国的核心城市建设一座座令人瞠目结舌的高楼大厦。这些美轮美奂的建筑，很容易让西方国家某些人士产生错觉，以为中国是一个典型的经济大国。其实不然，中国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已经越来越大，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相对贫困人口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进一步增多的趋势。即使在中国城市，贫富之间差距也显而易见。极少数人拥有绝对数量的财富，绝大多数人由于缺乏社会保障，很难进入中产阶层。可以肯定地说，在可预见的日子里，中国很难成为世界大国。这不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总量不够，也不是因为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缓慢，而是因为中国是一个财政中央集权制国家。虽然中国赋予各个地方自主权。但是各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博弈的过程中处于绝对的劣势地位。不过在与普通居民博弈的过程中，地方政府却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地方政府为了发展经济，可以竭泽而渔，普通居民苦不堪言。用中国前任总理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现在民怨沸腾。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各自为政，相互掣肘，以至于中央政府在每一轮宏观调控政策出台之前，都必须强调“全国一盘棋”，要求地方政府克服地方保护主义，服从中央宏观调控的大局。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少数发达城市的资源高度集中，并不意味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现代化大都市的繁荣，也不意味着中国建立了可持续的发展体系。在粗放式的经营模式下，中国经济出现了结构性的问题，如果不及时加以调整，那么，中国的经济很可能发生严重危机。
总而言之，衡量一个国家是否强大，不能仅仅看经济总量，也不能仅仅用人均ＧＤＰ来衡量，而应当考察这个国家的综合竞争力。
中国是一个处于中下游地位的国家
中国近些年经济之所以快速发展，是因为中央政府在一定程度上释放出自己控制的权力，从而极大地调动了地方政府和普通民众的积极性。但是，这种权力下放的改革不具有可持久性。当中央政府感觉大权旁落，必须重新收回行政权力的时候，中国的市场经济就会很快变成模拟的市场经济。事实上，现在主要资源都掌握在国有企业手中，中央政府一方面加大征税的力度，维持中央政府庞大的开支，另一方面借助于中央企业，与地方政府争夺资源。这种“家天下式”的财政分配政策，不可能使一个国家强大起来。
所谓国际大国至少应当符合以下基本标准：首先，必须建立与财富分配相适应的国家宪法体制，每个公民都可以参与国家资源的配置，参与决定国家的公共事务；其次，整个国家的组织架构应当合理，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财政分配由宪法来决定，地方政府之间只有协作关系而没有竞争关系；第三，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必须受制于国家的法律，在没有经过立法机关批准之前，政府不得实施宏观调控，改变资源配置方式和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向；第四，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绝对的约束，除了国防、外交等少数权力之外，中央政府不得对地方经济事务指手画脚，更不能无偿调拨各个地区的经济资源；第五，地方政府是建立在社区自治基础之上的国家机关，地方政府官员不得损害社区居民的利益，地方政府的每一项决策都必须征得社区居民同意。社区居民可以通过民主的方式界定公共利益，地方政府不得以公共利益为理由，随意处分居民的财产。
所谓国际强国至少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首先，国家必须拥有足够的财政实力，确保国家的军事国防外交正常运转；其次，必须在国际事务中拥有规则的主导权和充分的话语权，在单边主义逐渐式微的转型时期，国家必须能够在国际社会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制定或者修改国际公约，参与讨论国际重大问题，充分反映本国公民的意见；第三，必须有完整的政府组织架构，在关键时刻可以动员国内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应对国际国内重大危机；第四，必须能够主导地区事务或者国际事务，在联合国乃至区域合作组织中，扮演领导角色；第五，必须在保持国家统一的前提下，不断地在国际社会寻求共识，凝聚共识，以共同的价值观念，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
按照上述标准来衡量中国的国际定位，我不能不这样描述：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国家。作为一个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经济仍然处于十分脆弱的状态。虽然近些年来中国经济持续发展，但是，由于中国的经济结构存在严重问题，收入分配差距日渐扩大，所以，中国经济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国，也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强国，而是一个靠着勤劳积累，购买其他国家债券提高自身形象的国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或许刚刚摆脱传统意义上的殖民地国家形象，但是，由于外贸依存度过大，所以，中国是一个处于中下游地位的国家。
中国如何改变自身的形象？当前中国的经济不断增长，但是，居民的幸福感并没有随之而增长。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出现了严重问题，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分配模式存在严重缺陷。中国要想改变自身的国际处境，必须首先敢于面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能动辄以大国或者强国自居。
重新思考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
中国改革的目的，中国发展的终极目标需要通过修改宪法重新思考。中国30多年的改革带来了财富的增长，但中国的财富增长是典型的“虚拟性”增长，扣除沉睡千年土地的增值部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每年大约在2%到3%左右。换句话说，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速度远远没有政府统计部门和海外研究机构估算的数据那么高。中国当前经济存在的问题，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的增长方式不科学。在盲目追求经济发展速度的同时，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种极不科学甚至极不人道的计算方式。譬如，中国的房地产改革，使得许多城市的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2位数。可是，房地产改革非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进一步拉大了贫富之间的差距，导致许多居民不得不将大量的财富用于购置房地产，从而导致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这样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必然会出现泡沫化现象，必然会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失去速度。到那个时候，中国政府要想力挽狂澜几乎是痴心妄想。事实上，近些年来中国政府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几乎在每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都把调整经济结构放在首要位置。但中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要想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经济结构几乎是痴人说梦。在现有的资源配置结构中，既得利益集团不仅仅拥有现实的经济利益，他们还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和决策权。政府的改革只能在增量上做文章，当粗放型的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会出现结构失衡的现象。中国的执政者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首先进行行政体制改革，自下而上建立一种崭新的决策机制，并且由决策者深入民间，重新寻求共识，凝聚共识。执政者曾经试图修改宪法，在中国各个阶层实现利益的平衡，譬如，在重申保护私有财产的同时，强调对人权的保护，但现在看来，这种官样文章不可能产生社会共鸣。其中的道理非常简单，保护私有财产需要非常严格的法律，而法律必须首先约束行政权力。可是现在，中国法律旨在约束公民的权利，所以，保护私有财产只能是画饼充饥。
从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来看，中国政府这些年致力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从医疗体系改革、教育体系改革到住房保障体系改革，中央政府可谓殚精竭虑。但从效果来看，似乎与中央政府的努力正好相反。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尴尬的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改革的决策权掌握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的手中，要想从他们手中分配资源，就好像抓起自己的头发站起来一样；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广大的中下层居民对于执政者彻底失去了信心，他们除了希望 “搭便车”之外，不敢也不可能对中央政府的社会福利制度改革抱有幻想。改革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社会矛盾，但无法解决中国社会深层次的问题。
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这是中国改革初期决策者设定的目标，但现在看来，中国的改革非但没有实现共同富裕，反而使整个社会分化日益严重，国家资源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所以，中国的执政者要想扭转乾坤，必须重新开展改革目的的大讨论，让人们通过讨论进一步明确改革的目标，并且为执政者实现目标建言献策。
审视整个国际环境发生的变化
中国不是一个孤立的存在，在地区乃至在国际事务中，中国的影响因素越来越大。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已经成为大国和强国，而是因为整个国际环境发生变化，资源配置的方式出现了特殊情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西方之间的冷战导致国际社会形成了特殊的贸易格局。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建立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关贸总协定和世界银行，掌握着国际贸易规则的制定权，建立了一套有利于发达国家的国际贸易体系。冷战结束之后，东欧国家逐渐地加入欧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不断东扩，地缘政治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不仅如此，由于美国等一些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变化，这些国家企业不再热衷于产品的制造，因而这些国家的政府修改了国际贸易规则，建立了世界贸易组织。在世界贸易组织内部，新兴的市场经济国家与传统的市场经济国家之间重新展开冷战，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传统的农产品、工业加工制成品的贸易方面，希望争取更多的利益；而传统市场经济国家则希望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制定国际金融贸易服务规则，保护他们的既得利益。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成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与传统市场经济国家之间发动战争的“新阵地”。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非但没有获得预期的收益，反而成为众矢之的。近些年来，由于中国的贸易增长过快，引起了发达国家的高度注意，也导致其他发展中国家对中国采取贸易保护政策。假如中国继续韬光养晦，试图以贸易发展增强自己的国力，并进一步在国际社会争取话语权，那么，就会在国际贸易组织与其他国家迎头相撞。国内少数决策者认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遭遇到的反倾销反补贴指控之所以增加，原因就在于中国必须为融入国际贸易体系付出代价。现在看来，这是一种非常无知的表现。中国根本不应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因为世界贸易组织已经成为新冷战的大本营，成为各国保护本国利益讨价还价之地。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贸然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只能会让其他国家掉转枪口，把中国作为一个任人宰割的羔羊。中国应该另辟蹊径，彻底放弃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建立区域性的双边和多边贸易体系，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出路。
中国作为一个后来者，存在诸多后发劣势。在国际市场瓜分完毕的大背景下，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不仅仅表现在经济贸易领域，还表现在领土、领海、领空等诸多领域。中国如何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关系呢？
中国周边许多国家要么是美国的保护国，要么曾经是苏联阵营的成员。苏联解体之后，几乎所有的周边邻国都纷纷倒向美国。他们为了表达对美国的忠诚，不约而同地对中国采取敌视政策。虽然近些年来这些国家试图搭上中国经济发展的列车，分一杯羹，但是，他们宁愿看到一个四分五裂弱小的中国，也不愿看到一个民族昌盛的大国乃至强国。正是在这样的心态支配下，中国周边国家越来越习惯于借助于国际社会的力量与中国抗衡。东南亚一个小国的前领导人甚至大言不惭，希望美国能够继续在东亚地区存在以牵制中国。这种在冷战时期遗留下来的恐怖平衡思想，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现在，中国东西南北的邻国都在发起对中国的挑战，他们要么提出领土要求，要么提出领海要求，中国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时期。假如重新阅读中国的近代史，人们就会发现，今天的中国与晚清时期中国何其相似乃尔——中国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但是，中国所面临的周边环境却越来越严峻。一旦风吹草动，中国将不得不四面迎敌，中国改革开放的财富积累将顷刻化为乌有。
因此，中国既要改变传统的“中央大国”的心态，认真对待中国周边国家；同时也要防患于未然，通过合纵连横，逐步改变中国的周边局势，为中国居民安居乐业创造良好外部条件。
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民主政治问题
最后，中国当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不少关心中国问题的学者，对中国国内的经济感到忧心忡忡，也有一些社会学者把中国的社会矛盾描述为不断崛起的既得利益阶层与中下层之间的矛盾，甚至还有一些法学工作者把中国的社会矛盾简单地归纳为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这些看法都有一定的道理，但未必切中要害。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历史，人们就会发现，前30年中国的执政者是把武装斗争夺取的财产按照战前约定分配给劳苦大众，然后以非常快的速度收归国有，变成政府的财产；后30年则是把国家财产，以改革的名义重新分配到少数人手中。这一点在宪法的修改中清晰可见。土地作为重要的生产资料收归国有之后，政府以改革的名义把土地使用权出让，由少数特权阶层获得土地使用权，然后以房地产开发的方式，从中牟取巨额利润。不仅如此，为了确保房地产开发商能够持续不断地获得高额利润，国家颁布物权法，明确规定土地使用权到期后自动续期，这就意味着中国把土地国有制重新变相改为土地私有制。凡是取得土地的既得利益者，都可以通过土地开发利用，源源不断地获得丰厚的利益。所以，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不是简单的经济问题或者效率问题，而是一个在资源再分配过程中的公平问题。
部分社会学者把中国的社会矛盾看作是不断崛起的既得利益阶层与中下层之间的矛盾，似乎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但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本末倒置。中下阶层与既得利益阶层之间之所以发生利益冲突，根本原因就在于中下阶层缺乏改革的主导权。中国当前改革的思路是，首先进行资源的配置，在资源配置完成之后通过立法的方式保护既得利益者。在这种情况下，中下阶层之所以反对改革或者仇视既得利益集团，不是因为他们天生的处于中下层地位，而是因为不公正的改革，让他们不得翻身。他们面对竞争者几乎手无寸铁，既不能通过市场竞争，与既得利益集团相抗衡，也不能运用选票决定自己的领导，所以，当他们的切身利益受到损害的时候，他们只能以死抗争。
面对中国当前出现的问题，我们必须抓住问题的根本。中国当前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民主政治问题。由于中国居民缺乏参与民主政治决策的有效通道，所以，他们对执政者采取敌视的态度，对每一项改革都将信将疑。这一点可以通过中国的互联网络得以检验。当普通民众与政府官员发生冲突的时候，不管是对是错，几乎所有网络的参与者都把矛头对准政府官员。中国的政府官员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局面，就是因为中国缺乏有效的民主选举制度，几乎所有的政府官员都来自于上级官员们指派。尽管每年人民代表大会装模作样选举政府官员，但是，普通中国人都知道，这样的选举毫无意义。只要执政党确定了人选，那么，即使人大代表不予通过，他们也可以易地做官。这是一个连中国的执政者都不加掩饰的政治秘密，是中国民主政治的惯常表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使有少数官员清正廉洁，极力维护执政党的形象，但由于民心的向背早已发生了变化，他们的努力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局面。这些年来执政党树立了一系列劳动模范，但从实际效果来看，除了短时期内能蛊惑人心之外，很难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思维定势。
当年苏联的执政党面临着与中国执政党同样的窘境，戈尔巴乔夫振臂高呼，希望通过发展党内民主，重振雄风。但是，由于执政党的内部早已人心涣散，所以，当政治压力突然释放之后，执政团队的成员很快作鸟兽散。中国执政党如果开始戈尔巴乔夫式的改革，那么，最可能出现的结果是，执政党内部四分五裂，既得利益集团利用自己攫取的政治经济资源，很快占山为王，把中国模式的市场经济变成彻底的寡头垄断市场经济。
所以，中国一方面要加快民主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也要防止执政团队成员混水摸鱼，利用改革之机，扩大自己的地盘，非法获得更多的利益。中国近来的一系列改革已经出现了十分危险的苗头。譬如，中国进行分配体制改革，那些掌握着决策权的行政官员不分青红皂白，利用人力和社会保障部门糟糕的绩效工资改革制度，大量掠夺国家资源。可怜那些处于最基层的劳动者，又一次沦为改革的牺牲品。
笔者曾经大胆预言，在中国当前的政治格局下，“改革”的步伐越快，寡头垄断出现的可能性就越大；改革涉及的领域越广，受到损害的群体就会越多。中国执政者现在面临内外夹攻的困难局面，一方面是发达国家对中国围追堵截；另一方面则是国内绝大多数有识之士希望重新改革，调整现有的政权结构。而一些受到国际社会资助的新闻媒体从业者蠢蠢欲动，他们利用自己所掌握的媒体资源，不断地煽风点火。中央为了维护自己的国际形象，一方面在国内采取“稳定压倒一切”的高压政策；另一方面则尽可能地屏蔽相关信息，希望营造一个欣欣向荣的大国形象。现在看来，这种掩耳盗铃的做法不仅令人感到可笑，而且可能会危及到执政者自身的利益。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与这样的政府真诚的交流，也没有一个国家的政府愿意逆历史潮流而动，赞同中国执政者采取高压政策。
中国当前的经济实力与国际政治形象严重不符，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不合理的政治结构。当中国的外交部门越来越多的对海外陷入困境的中国同胞施以援手，希望借此改变中国政府形象的时候，在中国国内却出现了另类的声音——一些新闻媒体不无调侃地指出，在国内大量的农民工背井离乡，忍辱负重，赚取微薄工资的时候；当政府为了追求政绩，采取暴力手段强制拆迁的时候，中国外交部门动辄数百万美元派专机迎接那些到海外旅游的既得利益者，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中国执政者四面楚歌
现在中国政府左右为难，即使采取与其他国家相同的手段，致力于维护中国公民的安全，也可能会招致中国国内强烈的批判。中国的执政者为什么会陷入到四面楚歌的境地呢？
概括起来无非以下几点：首先，中国的资源配置极不合理，少数人占有绝大多数资源；其次，中国政府在国际舞台上扮演“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可是，却让中国国内的民众忍饥挨饿；第三，不断满足既得利益集团的非法要求，可是，对弱势群体的切身利益却不管不问。
近些年来人们注意到，在中国的执政团队内部，少数决策者的身体力行与整个执政团队的臃肿以及办事拖沓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共和国的总理在第一时间赶到地震现场，可是当地政府居然在豪华的办公场所无动于衷。共和国总理带头捐款，地震灾区政府的办公楼却美轮美奂。任何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面对这种可耻的画面，都会拍案而起。可是，他们也仅仅只能表达愤怒而已。
普通中国人的内心深处都有清官意识，他们希望中国当代能够出现“中兴之臣”。可是，我们不能不遗憾地指出，这只是中国人的历史错觉。当年日本明治维新之所以能够让国家脱胎换骨，根本原因就在于首先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国家。可是，在中国由于执政者奉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保留了臃肿不堪的封建君主体制，以至于在强敌环饲，国难当头的时候，执政者还在颐和园歌舞升平，大宴群臣。所以，如果没有政治体制改革，不彻底改变“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投机思想，那么，中国永远不可能成为大国，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强国。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现在执政者越来越多地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挂在自己的嘴上，他们试图在维护既得利益的同时，保留现有的政治体制。即使倡导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希望在巩固执政地位的基础上，对于中下层官僚体制进行小修小补。除了因循守旧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解释。可以这样说，中国当前所面临的问题与清朝政府所面临的问题极其相似——执政者试图保留传统的政治体制，通过加快生产力变革，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但是，中国的近代史充分证明了这是一条行不通的道路。如果不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尽快调动国民的积极性，让他们直接用自己的选票，来选择执政者，那么，大难临头，国民会自觉地作出自己的选择。
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但是历史的悲剧却在一再上演。曾经有一些宪法学者主张，中国共产党应当理直气壮地把君主立宪变为执政党立宪，然后在宪法的体制内，不断地争取民心。但现在看来，执政者似乎连这一点都做不到。庞大的执政团队，并不足以争取民心。在中国的广大乡村、宗教势力、家族势力乃至“黑恶”势力早已盘根错节，共产党的地方政权除了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之外，不可能有其他的作为。在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中，少数既得利益集团，牢牢地控制着中国的资源，执政者投鼠忌器，不敢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国的土地管理法和房地产管理法明确规定，开发商购买土地，如果在法定的时间内不动工建设，政府可以无偿地收回土地。可是，许多开发商就在执政者的眼皮底下囤积土地，然后坐等土地价格上涨，从中牟取巨额利润。这究竟是执政者的无能还是执政者与开发商沆瀣一气，与民争利？
思考中国的国际地位问题，犹如站在高高的雪山上，感觉到脚下的冰雪一点点地融化，浑身颤抖；犹如站在汹涌奔突热气腾腾的火山上，感觉到大地的震颤，生命的危险。这是一个泥足巨人，看起来无比强大，但是，他正处在历史的洪流之中，随时都可能轰然倒下。
少数中国学者还沉浸在汉唐盛世的历史幻觉之中不能自拔，他们认为中国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强大盛世，傲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他们不在乎其他国家对中国人民的羞辱，只要这些国家的政府承认中国的执政者；他们也不在乎中国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只要这些国家对中国的执政者赞美有加。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态呢？
在传统的政府经济时代，政府可以通过掌握和分配资源安抚那些揭竿而起的起义者，可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越是贪婪，爆发社会危机的概率就越大。然而，如果政府真正实现藏富于民，那么，富裕起来的老百姓还为容许这样的政府存在吗？
历史的悲剧就在于，当我们把所有的栏杆拍遍，才会发现掘墓人就在眼前。那些身无分文，游荡在城市各个角落的大学毕业生、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找不到工作的失业者，将会成为中国未来社会变革的一股强大力量。只要知识份子振臂高呼，那么，中国社会就会掀起巨大的波澜。到那个时候，中国的国际形象将会随之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与其重新寻找中国通向大国或者强国的历史道路，不如静观事态变化，观察中国内部社会结构的变迁。如果执政者能够顺应时代潮流，惩恶扬善，那么，中国或许真的像日本的明治维新那样，能够成为世界大国或者世界强国。反过来，如果极力营造歌舞升平的假像，在国内稳定压倒一切，不允许出现不同的意见，那么，中国早晚有一天会像晚清腐败政府那样，任人宰割，重新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历史不允许执政者再一次作出错误的选择，人民不容许执政者继续犯错。执政者感受到民间的力量，听到公众的呼声了吗？
当少数执政者摇头晃脑，盘算中国是一个世界大国还是一个世界强国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明确指出，中国是一个风雨飘摇的国家。这个国家尚未统一，内部矛盾重重。如果执政者不尽快改弦更张，那么暴风骤雨就会来临。我们不希望中国学者为了提升中国的国际形象而忘记了自己的良知，也不希望普通中国公民为了满足自己的自尊心笑纳某些国家送上的桂冠；不希望历史学家咬文嚼字，为中国当代盛世寻找依据，更不希望经济学家放弃人本思想，追求梦幻般的经济统计数字。中国在近代史上已经留下了屈辱的一笔，殷鉴不远，希望决策者清醒过来，正视当前的危机。
（本文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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