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罢工浪潮的血泪问责

（山东）牟传珩

    在台资富士康员工接连跳楼，不断自杀的阴影笼罩下 ，今年 5月以来，中国工人罢工浪潮迭起，外资厂尤其密集：  5月 28日，韩资北京星宇车科技公司千名员工罢工，要求加工资三成；5月 27日，北京凯莱大酒店200多名员工罢工，抗议资方赔偿不足； 5月 27日，云南红河州13县市巴士司机罢工，抗议当局新政减少他们收入；5月26日　日资上海夏普公司工人罢工，要求增加工资； 5月 24日，重庆綦江齿轮传动公司一名工人过劳死亡引发工人大罢工；5月 17日，日资本田广东佛山南海厂工人罢工，要求加工资，致本田在华 4厂全线停工。广东佛山南海日资本田（ HONDA）零部件制造厂、日资上海夏普（ SHARP）电器、韩资北京星宇车科技公司、江苏无锡日资尼康（ Nikon）等，都相继大罢工。

    国企和民企也如影随形，包括北京凯莱大酒店员工罢工、云南红河州 13个县市巴士司机大罢驶、重庆綦江齿轮传动公司工人大罢工及河南平顶山棉纺织集团下岗工人大示威等。平顶山工人竟打出“请共产党母亲给碗饭吃”的横额，挑战意味极浓。该厂原为国有企业、现为股份制企业的河南省平顶山市平棉纺织集团，逾万下岗工人和家属从本月 14日起堵塞厂区大门，工人包围工厂。16日后，新华社记者到现场采访，工人不断向记者讲述他们的诉求。他们要求加工资，同时要求资方追加补偿金，追究原厂长土地、款项不知所终的责任。前日，北京现代供货商千余员工又奋起罢工，工人大都在生产线上睡觉 .据了解，本月罢工的工厂，还有山东枣庄棉纺厂（万泰集团）、南京新苏热电公司、深圳百达五金厂、江苏昆山国有锦港集团等。罢工的工人，最少数百人，最多达数千人。

    当代中国劳工，长时间的劳动、极低的工资待遇、恶劣的生产环境、危险的工作条件、政治上无权、经济上无利的现状，已引起世界性的关注。据设在美国纽约的“中国劳动观察”发布的《美星鞋厂调查报告》透露，该厂违反劳动法规、侵害工人权益的事实有：每周高达81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远远超过中国劳动法规定的每周平均44个小时的法定工作时间；加班工资低于正常工作时间的工资，明显违反劳动法中关于加班工资不低于正常工资1.5倍的规定；工人没有带薪节假日和产假，没有医疗保险；使用有毒化学制剂，给工人的健康带来严重威胁；对于怀孕女工没有任何保护措施；无论工人在不在工厂食堂就餐，工厂都收取伙食费；对工人进行非法搜身，对工人进行威胁、辱骂甚至殴打等等。这是当今中国劳工现状的最真实写照。这种现实曾分别于2004年4月和2005年5月，引发了该厂两次工人大规模罢工。这些罢工事件，令人不得不反思中国劳工权益的制度性原因：为什么“以工人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国家”，官方机构却从未有这样的报告？中国的劳工现状为何只能由国际媒体关注和国外人来伸张正义？

    然而，令人愤怒的是一些御用学者竟发出“剖析中国工人喜欢加班加点”现象的奇谈怪论。据报道，一位来自国家政府机构的学者居然说：“一些工人喜欢加班加点，这样他们可以多挣点钱，如果没有加班加点，有的工人就跳槽走了。”这是在明目张胆地鼓励资方非法加大工人的劳动强度，延长劳动时间。如今台资富士康也在掩盖工人“加班加点”事实。其实这种现象的背后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给工人规定工时内的工资标准太低。资方用如此低廉的国内劳动力价格，才迫使工人们想借助于延长工作时间来增加收入，来养家糊口呢。这就是工人“喜欢加班加点”的血泪理由——政策性盘剥劳工利益的低工资标准，才是工人们被迫接受加班加点的根本原因。也正是在中国如此歧视劳工权益现实条件下所形成的劳动力廉价市场，才成为国内外资本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

    由此可见，当今中国的快速发展，在本质上就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广大劳工权益为代价的。于是有的企业就利用工人的这种充满苦涩的无奈心理，规避法律，要求工人签订“加班同意书”，以达到合理合法盘剥之目的。如果哪个工人不愿意加班加点，就要承担被解雇的风险，而没完没了的加班加点，就是在滥用和透支他们的体力和生命。

    国务院研究室曾发布的一份通报情况称：农民工超时间、超强度劳动现象非常普遍，休息权利没有保证。76%的农民工在节假日加班未享受过加班工资。有些企业甚至通过扣留部分工资做押金，强迫农民工加班加点。

    如今中国从城市到农村，官商结合、黑白一家，正在利用社会公共权力，挖空心思，处心积虑地大规模的“圈地”，蚕食公众利益。一些政府官员，利用国家资源与不法奸商联手，共同聚敛社会财富，倒买倒卖获取惊人的个人巨额暴利。与此同时，相伴而来的是大批农民为此而失去生存条件，不得不为养家糊口，背井离乡，涌入城市，源源不断地为劳务市场提供廉价劳动力。罗伯特。威尔在《当前中国工人阶级状况》一文中对农村记述道：“农村随着国家对全球市场的不断开放，地方官员大量向开发商出售土地，对于村民却没有足够的补偿，农村地区的环境破坏非常严重，这个政策让数亿人挣扎于谋生的方法，剥夺了他们从前享受的集体经济的社会支持。超过一亿的人成为城市的打工者，在建筑工地上干活，在新的出口为主的工厂干活，或者最脏最危险的工作，他们缺乏最基本的权利。对于许多打工者来说，在他们半永久地在城市居住下来后条件就越来越糟，因为随着年龄的增大，健康问题就随之而来。” 这批新的产业工人队伍，并不全部是由失去土地的农民组成，还有相当多的一部分农民民工自愿加入进来。这些新兴工人与原来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人比，具有明显的不同之处：他们缺乏技术，文化偏低，过分自卑，力量分散，不懂得自身如何团结起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他们不得不忍受着政治上的高压和经济上的盘剥；使得他们的日常生活过的尤为艰辛，但又无可奈何。

    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招用农民工的单位，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极差，用农民工的话说，“干得比牛都累，吃得比猪都差，起得比鸡还早，下班比小姐都晚，五年后比谁都老”。不仅如此，在社会广大劳工群体中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处于绝对贫困状态，他们甚至连最低的生活水平都不能维持。这其中有两种情况：一是只有最低工资收入，家庭生活难以为继；二是虽然收入超过最低工资线，但家人患病或遇灾害。这种绝对贫困家庭究竟有多少，政府从不公布数据，但我们可以从全国并不全面享受最低生活保障的两千多万人分析估算，数据应是远远大于此的。这些家庭维持一日三餐都很困难，更难以承受“看不起病、上不起学、买不起房”的新三座大山的压迫。近年来职工的贫困，是以失去劳动和工作条件为特征的。除去社会上失业的，还有大量职工下岗。

    总之，处于中国社会各种阶层的人们，经过近30年来的“改革和开放”，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正在重新分化整合。在这诸多的社会力量中，劳工群体在社会中以其绝对比重大，人数总量多，所在社会行业广，遍及全国各地，本应成为社会力量的强势。然而，越是人数众多的群体，越是力量薄弱的群体，越是被不断边缘化。原因何在？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中国政府在“市场化改革”的同时，拒绝民主政治改革。在“发展就是硬道理”的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不遗余力地追求GDP，为谋“发展”，从“消灭资本家”的一个极端，滑向媚资傍大款的另一个极端，以牺牲社会公平与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劳工群体权益为代价。政府的“政策屁股”，片面地坐在资方的立场上，拒绝劳工成立自发组织，打压工人群体维权，使广大劳工群体失去了与资方平等谈判的资格，沦为资本市场上被任意宰割的羔羊，导致社会缺乏对资方贪婪发展的制衡力量。而官方的工会又只“服务于大局”，形同虚设。加之国家新闻舆论一向压制报道劳资矛盾与工人集体维权事件，且从未有任何机构会独立做出“劳工状况调查报告”，官方媒体上也从来没有见过被“红色记忆”称之为“领导阶级”的中国劳工状况的真实报道。

    为什么中国没有像被称之为“资本主义国家”那样的“劳动观察”的机构，来为国内劳工群体调查和呼吁？为什么工人群体上访、罢工等维权消息，成为中国舆论导向的禁忌。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居然如此掩饰近年来愈演愈烈的劳资矛盾，这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吗？如今的罢工浪潮，凸现的正是这种根源性的血泪问责！

    自胡温执政以来，提出“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等口号，直到中共六中全会做出“建构和谐社会”《决定》，中国官方仍然视劳资矛盾为禁区，不准报道，政府的新闻媒体对有关工人大规模罢工事件一项是严加封锁，但却欲盖弥彰。

    据海外新闻网消息称：近日中共政治局会议关注到工潮，认为是新时期工人运动的开始，是一个危险的苗头，应给予足够的重视。富士康和本田事件以及各地频频爆发的工潮，给了中国几十万家企业和逾亿产业工人起极负面示范作用。北京高层要求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先放下别的工作，处理（富士康和本田）这两件事”。另有消息称：中宣部亦下令禁止媒体报道罢工，内地网站昨已删除部份有关罢工消息及呼吁恢复罢工宪法权利、要求成立独立工会的网志。但近期接二连三的罢工浪潮，已在社会上传得纷纷扬扬。在如此罢工浪潮凸现血泪问责的现实面前，当政者该是让全社会了解中国劳工群体真实状况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