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家宝打造的“服务型政府”
（北京）余杰
我与中共秘密警察的接触，始于2003年我应美国国务院之邀访美前夕。当时，北京市国安部门的便衣约我喝茶，希望我将在美国会见的人士的名单提供给他们，被我断然拒绝。再以后，就是粗鲁不堪的国保上场了。2005年12月，我因与刘晓波等起草一份中国人权状况报告而被北京警方传讯，国保的各种骚扰从此便没有中断过。不过，贴身的服务始于2008年春美国国务卿赖斯以及国会几位议员访华期间。李鹏政府和朱镕基政府从未向我提供如此服务，唯有温家宝政府考虑得如此周到。
免费出租车等候多时
赖斯访华跟我毫无关系，我既非党国领袖，亦非外交官员，自然没有计划会见这些从远方来的“美国朋友”。然而，赖斯一行的来访却让让我失去了自由。首先是从赖斯抵达北京的前一天开始，我家中的电话突然中断。我打电话给电话局查询此事，电话局的技术人员表示毫不知情。拖了好几天，电话才姗姗开通，那时赖斯等人已经结束了在中国的访问。我们都生活在长城内，生活在笼子中，虽然中国人拥有电话和手机的数量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人却没有基本的通讯自由——党想什么时候切断你的电话，你的电话便沉默了。
赖斯访华期间，刚好有一个周日，她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当然会找一个教会聚会。我知道，她肯定去不了任何一个家庭教会，只能被官方安排去一个“三自会”控制下的教堂。我当然不会去这样的地方。然而，当我和妻子刚刚下楼的时候，三名便衣立即走上前来。他们搬着椅子坐在我家楼下，看来是等候多时了。一名便衣询问我要到什么地方去，表示他们奉命驱车送我。我说，实在没有这个必要，我不愿浪费国家资源。他们则说，这是上级给的任务，希望我不要为难他们，甚至暗含威胁地说：“如果不坐我们的车，在路上出了事情怎么办？”
交涉了半天，我发现跟这些法盲根本无法讨论公民有哪些基本自由和权利。我验看了他们递上来的警官证，果然是朝阳区国保大队的警察。无奈之下，为了礼拜不迟到，我只好坐上他们的车去教会聚会，而由妻子独自驱车去接朋友。一名便衣开车，另外两名便衣坐在我旁边。负责开车的那个便衣说，这是奥运前夕，警车不够用，所以他开自己的车执行公家的任务。为了确保奥运安全，他已半年多没有休息。我说，我与奥运毫无关系，我既不支持也不反对奥运，我从小体育课就不及格，对任何体育赛事都不感兴趣，当然也包括奥运在内。
谈起教会，便衣们还颇有兴趣的。一名便衣叹息说，人是应当有信仰，否则太空虚了。我反问他说，你们不都是共产党员吗，不都对着党旗宣过誓吗，不都信仰共产主义吗？一个戴眼镜的便衣回答说：“这不是大话吗，这年头谁还信仰共产主义啊，当年宣誓的时候说过什么我都忘记了。我们当警察，只是捧一个饭碗罢了。”
这个便衣说的是实话。他说，这样的任务他们也不愿接，上级命令他们在这三天一直如此护送我。我告诉他们，我将撰文将此事原原本本地写出来，我本来在家中安安静静地写作，你们偏偏要制造出新闻事件来给党和政府抹黑。当然，你们对我还算礼貌，我不会添油加醋地将你们“妖魔化”，也不会将某个具体的个人当作“敌人”。我按照我的价值和信仰来生活，而你们跟着饭碗走，我们本是两类人。我不跟你们辩论，也不想说服你们。
礼拜完毕之后，我陪同朋友去后海游览老北京的胡同，三名便衣继续护送我。到了后海，我与朋友在老胡同里散步，便衣一直跟踪我们。我们刚一回头，他们又假装到一个摊位上去讨价还价去了。直至晚上我们吃完饭，他们送我回到家中，一天辛苦的工作才告结束。为了避免我与美国人见面，党国如此煞费苦心，哪里有半点大国的自信呢？
奥运开幕前几天，同一群便衣又上门来“站岗”。这一次，“免费出租车”的待遇持续了一个多月，直到残疾人奥运会结束之后几天才取消。仔细算下来，这段时间我节省了上千元的交通费，而奥运期间北京实施的单双号限行措施也没有对我造成任何“不便”——他们总能安排到一辆可以出行的牌照的车辆送我。
我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多少个就业机会
奥运期间，当局启动前所未有的“安保”措施，我享受到差不多是“部级待遇”：每天楼下有4到6名保镖，出门到任何地方都有专车送行，且必定有两名便衣如影随形。反正温家宝的政府有的是钱，反正中国政府也有的是人，为了共产党的面子，这点经费和人力还是消耗得起的。于是，奥运终于“圆满成功”了。论功行赏，奥运的“安保”成就遂成为值得推广的好经验。奥运会之后，“部级待遇”成了胡温当局时不时送上门来的“外卖”。
这一“保护”级别，从赖斯访华到奥运，再到“两会”、“六四”20周年、“十一”庆典等“敏感时刻”，我已经享受过多次了。以每班最少4人计算，每天分3班轮作，共有12人。在金融海啸的阴影下，我这个两袖清风的书生，居然帮助政府创造了12个人的工作机会，也算是为中国GDP的“保八”作出了贡献，胡锦涛和温家宝先生应当好好感谢我才是。
2009年11月17日晚，当我在市内吃完晚饭回到我居住的小区的时候，发现至少有四名便衣负责我的“安全”：我家旁边的警务工作站内有两人，这两人级别较高，在室内舒舒服服地看电视；我家单元门的巷道口还有两人，这两人级别较低，在零下6度的低温与寒风中，裹着厚厚的军大衣，仍然瑟瑟发抖，令作为被监视者的我反倒对监视者有了些同情之心。
又让这么多人上门来“保护”我，实在有点不敢当。刘晓波先生的妻子刘霞女士告诉我，虽然丈夫已经系狱，但她家楼下的警力比平时增加了几倍：“六四”伤残者、方舟教会的教友齐志勇早已被带到北京郊外，跟外界失去了联系。
今天又有什么大事发生呢？原来，这一次当局的统一行动，是因为美国总统奥巴马来访，某些人只好暂时“人间蒸发”。就好像一个大财主请贵客上门，不允许那些长相不那么端庄整齐的子弟出来见客一样。如此，奥巴马看到的，是如同圣诞前夕色彩斑斓的玻璃橱窗那样的中国。北京和上海的楼宇之高耸、道路之宽阔，实在让他叹为观止。但是，上访村的恶臭、天安门母亲的眼泪、“结石宝宝”家长的哀号，统统都被屏蔽在他的感观之外。
当年，俄国的波坦金将军为了博取叶卡特琳娜女皇之欢心，在伏尔加河畔修建很多只有一面墻的、粉刷一新的“房舍”。他欺骗主子说，俄国的老百姓都住在这些富丽堂皇的房屋之中。叶卡特琳娜不禁心花怒放，却不知民怨已如开水般沸腾。如今，胡锦涛和温家宝的伎俩，比起波坦金来，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其实，胡锦涛和温家宝根本不必派遣一群国保来监视我，不必让他们在寒冬里为我守夜。我从来就没有想过与奥巴马会面，即便奥巴马主动邀请我见面，我也会婉拒之。我有自己的信仰和价值持守，我喜欢前任总统小布什，尽管他的许多政策不无争议，但几年前在白宫我与他牵手祷告的时候，我感到他与我的信仰是一致的，他对中国的宗教信仰自由的关切是真心的。而奥巴马在同性恋、堕胎、干细胞研究以及人权等问题上的立场，均是我所不认同的。我是一名独立知识分子，我批评所有我不认同的人物，既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也包括奥巴马。所以，我既不愿与胡锦涛和温家宝见面，也不愿与奥巴马见面，对于“胡奥会”更不感兴趣。
胡锦涛先生，温家宝先生，你们不必杞人忧天，亦不必庸人自扰。
两会来了，我又“被服务”
2010年3月，一年一度的“两会”又开幕了，官方媒体上大幅登出少数民族与会者身穿鲜艳的民族服装的照片。这些民族服装早已在日常生活中绝迹，唯有此时此刻才被从箱底拿出来穿到身上。在我看来，所谓“两会”根本不是“国会”，而是一场少数民族服装的大杂烩。
“两会”跟我毫无关系。我从来不曾投票选举过任何一个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们连接受我的批评都配不上。但是，从2008年奥运会之后，“两会”突然变得跟我有关了。虽然我既非人大代表亦非政协委员，但“两会”期间的待遇却优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楼下有保镖，出入有专车。
温家宝在这一次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信誓旦旦地说，要努力建设“人民满意的服务型政府”。温家宝的誓言立即在我的身上应验了：这几天，我带着不到两岁的孩子去医院看病，亦有专人陪同，他们在医院大厅里安静地等候；我去超市购物，他们热情地帮我搬运食品和日用品，自己还顺便买一些；晚上我与妻子去电影院看电影《福尔摩斯》，警察也与民同乐，只是我看电影是自费，他们看电影是单位报销。陪看病、陪购物、陪观影，警察叔叔无微不至的“三陪”服务，是不是在落实贯彻温家宝的讲话呢？
在推特上一交流，这才发现享受跟我相似的待遇的，仅在北京便至少有100多人。而且，当局根据每一个不同的“危险程度”而采取不同的对策，其方式精细化到了具体的人头上。比如，有人被邀请到外地游山玩水，有人被带到郊区疗养，有人被幽禁在家中不能出门，也有人像我这样享有“半自由”。
然而，这些服务不是我们主动要求的，用时髦的话来说，乃是“被服务”。我也是“人民”的一部分，既然是“人民”的“两会”，为什么如此害怕“人民”，甚至将“人民”当作敌人对待呢？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说：“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每天被监视，被“保护”，坐“免费出租车”，难道是更有尊严的生活吗？也许，温家宝本人每天过的就是这种生活，他想让我们这些“屁民”与他一起分享呢。
可是，这样的“好意”，我并不愿领受。一边是国保警察说，这是上面的命令，虽然不合法律，但请你多配合；一边是基层民警说，这些国保就是多事，你是一介书生，又不是江洋大盗，为什么要让我们做这种警察不该做的事情呢？那么，“上面”是谁？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看来，我只能向贵为总理的温家宝“问责”了，温家宝愿意回答我的问题吗？
与人民为敌的“两会”，必定如兔子的尾巴——长不了。在推特中文圈上，我看到推友蔺立成的一段打油诗，乃是对“两会”最为精妙的描述：天朝开两会，实在有点贵。五千台电脑，七十万部队。奥迪去接机，国宴来开胃。鼓掌又举手，傻逼全都会。戴表狂挥霍，人民猛交税。温饱不得求，消你妈个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