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监委”换帅，中国党悖论全球？

（北京）巩胜利

　　【特别提要】：2011年10月的最后日子，中国官方新华社发布国务院任免国家工作人员消息：原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接替刘明康出任银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原建设银行董事长郭树清接替尚福林出任证监会主席、党委书记；原农业银行董事长项俊波接替吴定富出任保监会主席、党委书记。一切水到渠成，四大金融监管机构“一行三会”中，“三会”首次同时更换掌门。这是中国金融史上首次监管领域高层密集一统同步大换血，引起了国内外业界极大的关注。而最后，就剩下一言九鼎的下届中国人民银行（央行）行长一职位的人事最后变更。

　　日前，中国国资委公布了《央企2010年度分户国有资产运营情况表》，从披露的数据来看，整个央企的运营情况良好。官方人民日报刊发专文，认为央企成绩令人兴奋。遥想1995年全面实行国有企业改革之时，“1/3明亏，1/3暗亏”，对比2003年组建国资委的时候，所有央企的利润合计为2400亿元，今天中石油一家的利润就达1241.8亿元，足可见国企改革颇见成效——这是中国特色的资本利润来源……这也是中国金融、货币当局根源“党指挥枪”的中国特色。

　　中国变更期掌舵

　　有资深观察家发现：此次中国金融界调动和传统意义上“军区司令式”的调动轮换有所不一样却也有“雷同”之处，中共中央充分考虑了各人的经历和能力。从任命格局上来看，将对中国经济、改革方向有十分明显的指引作用和主导的传递意义。在名义上，中国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都是国务院直属正部级事业单位，但在业界看来，这几道“防线”的现状却各不相同，几位新帅走马上任后也将面临各自行业历史上形成的棘手问题。当然，一马领先的证监会将格外引起海内外的广泛关注，特别是中国13亿人对中国财富有所期待的人们的广泛瞩目。

　　2011年最后一个季度，美国华尔街被占领，欧洲央行换帅，世界金融市场暗潮涌动时，风传了几个月之久的中国金融管理机构的人事变动终于有了定论，三大监管机构一同换帅。“三会”主席进与退，一时间触发了议论已久的话题。正所谓有人星夜赴任，有人辞官归隐。一切都是“根据国家金融工作的需要”，在中国金融体制改革30余年之后，专业银行家逐步成为了中国金融掌舵者。“三会”主席的升迁既是对过去成绩的肯定，对过去辛苦的犒劳，也是一种既定的升迁。

　　中国证监会之帅落子郭树清，将面对目前最看不清也道不明的中国股市，A股问题历史积淀重重：新股改革、国际板、法律监督、新三板、又怎样与国际、市场经济地位国家接轨与当然的兼容？这位55岁的学者型官员将如何应对？而其前任尚福林，在执掌证监会9年之后返回银行业，中国第一任银监会主席刘明康留下的是一个很不错的大好局面：银行业不良贷款率、拨备覆盖率和平均资本充足率均良好，但他要面对的风险则是目前备受关注的地方融资贷款平台、除了国有之外资本链的建立等等问题。解决了农业银行这个国有银行的“老大难”问题后，项俊波将涉足一个他之前还比较陌生的领域，履任保监会新一任主席后，但作为金融业的保险业，当然保监会是最寂寞、无奈的一个机构，这位曾经的诗人，将如何用他铁腕作风掌控上万亿资金的风险?中国保监会，在中国金融编年史里几乎还没有过“大展宏图”的机遇和华章。

　　1985年时年29岁社科院博士研究生郭树清“挤”上了重庆一条游轮“巴山号”，参加了对于中国当代有重要意义的“中国宏观经济改革与发展研讨会”，从此开始了他所谓的“改革”生涯。1988年开始到1998年，郭树清一直在国务院体改委任职，这是当时赵紫阳智囊智库的主要来源。此间，他与吴敬琏、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等人共事，被称为“整体改革论者”。因为参与完成《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整体设计》，2010年11月，郭树清和吴敬琏、周小川一起获得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1998年他出任贵州省副省长，最早开始住房改革试点。2001年担任央行副行长，外管局局长，也正是这个时候，央行的外汇储备体系开始完善，外汇储备急速增加。2005年，建行股改引资的关键时刻，前行长张恩照东窗事发，郭树清临危受命，推动了建行继续朝商业化银行转型。无论是在政策研究机构还是在决策部门，郭树清一直以改革者的面貌出现，这一点也能在项俊波和尚福林的履历中被发现，那么2012年之后的中国证监会就充满了无限空间的想象，中国从来没有这么多人对财富如此期盼、对股市充满了“无限风光在险峰”的希冀。

　　中国金融界，没有硝烟，却惊心动魄。他们能够成为三道“防线”新帅自然有其道理。实际上，在业界看来，这次履新的三帅身上，有不少共同点：三人都曾担任过中国央行副行长之职，并都曾“执掌”过一家国有大行，现在成为“三监委”掌门人。有评论家认为，这使得他们既具有宏观视野和大局观，又有金融实务的操作经验，有利于实现“十二五”各项金融改革目标，如构建逆周期的金融宏观审慎管理制度框架。但有资深批评家则认为，中国这“三监会”换帅与国际社会特别是与“法制国家”“市场经济地位”的兼容方面依然难有根本突破性进展。

　　有意思的是，很多业内人士都提到，这几位的性格中，都有着魄力和果断的一面，之前也都曾有过临危受命的经历。尚福林有过“股改开弓没有回头箭”最特别的豪言壮语，在其任内，中国股市千头万绪，起伏不断，最后落得近30年的谷底，业界称其有处理复杂问题的才能，却回天乏力，江河日下，甚至连中国经济发展的脚步也难以跟上；也是他在中国资本、股市九年，他一手操持的中国股票资本市场是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中国经济最强劲时期、中国股市最败北的一个领导者；还有深度分析认为，好在他不是担任中国国家的央行行长，若是中国央行按照他9年证监会掌门的做法，那么中国金融、货币将是在劫难逃的一场空前浩劫……而现在他新掌舵的中国银监会，不同于中国证监会则关系到这个国家、国民财富的大聚大散。银监会，是一个辅助性功能、就是一个裁判员的角色，“裁判员”是不可能掌握大略的。

　　行船的方向与道路抉择

　　但对于中国13亿人、投资者而言，最为关注的是中国股市收益。在过去九年中，中国股指似乎走了一个轮回、有回到了原点，始于熊市，终于熊市。中国股民一句“千好万好叫我亏钱就是不好”，最是民主的资本、股民市场的怨愤心态折射到整个国民对监管层的不满。相信没有哪一个监管者愿意看到自己为之奋斗的资本市场整日疲软无力、疲于奔命，理智而为公的监管者也不希望股市出现疯狂上涨，但现实是，监管层的很多决策往往受“指数”裹挟过多。每逢股市低迷，人们总是期待监管层能够出台某些举措刺激股指上涨。而在历史上，Ａ股的确多次出现政策制造的牛市行情。如此循环，无论是投资者还是监管者都对政策与指数的关系格外关注。以至于，当推出一项新的改革时，决策者首先要考虑其对指数的影响，一些本应推进的改革甚至会因“指数”而停滞。

　　有评论说，郭树清曾任国家外汇局局长，他曾经的下属说，郭局长有钢铁一般的神经（“钢铁般的神经”值得推敲，“钢铁”真有神经吗？）。2005年，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东窗事发”，郭树清随后临危受命，他铁腕改革，掀起问责风暴；项俊波从央行上海第二总部到接手农行几乎都是“急就章”，被人称为“总是出现在国家最需要攻坚的部门，是当之无愧的‘救火队长’”。虽然是任期和年龄问题导致的正常人事调整，但是如今“三会”的密集统统调整依然被人们寄予了很多希冀，就像8年前的大调整一样。其中隐含的意味，就是每次证监会主席的更替，都被人们默认为“中国资本断代史”又一个新时期的开始。或许，中国可以用此前刘明康以原银监会主席身份，在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时说的话来期待：“希望大家都过得越来越好”，中国股市却每况愈下、今不如昔。往往事与愿违的是，中国经济发展火火红红，领先、领跑于全球；中国股市几乎全球、全中国的人都想不通：中国经济如此之火，而中国资本市场却缤纷落英，退回到20多年前的霎那，跌入近30年全球资本股市谷底，甚至连遭遇世纪金融海啸、欧债主权危机国家也不如。

　　如果从履历来看郭树清、项俊波，包括转战银监会的金融老将尚福林，无疑都是符合这种预期的。他们都是久经沙场的改革官员，虽然各自有不同的经历，但是“改革”是其职业生涯的核心词汇。郭树清最为典型，其个人的历史，几乎就是中国经济改革的历史。如果说“改革”是他们职业生涯的共同特点的话，学者型官员又是他们个性上的共同特征。全部都有博士学位，都对自己从事的领域有过相关论著。项俊波甚至担任过三年南京审计学院的院长。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都曾临危受命。都在危机时刻，在银行和证券系统担任要职。尚福林在证券系统推动股权分置改革，使得A股成为全流通股，业界普遍认为这是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证券市场健康发展的重大制度性缺陷。郭树清完成了建行股份化和国际化。项俊波则成功地降低了农行的不良贷款率，同时在金融危机的时候，逆市而上，完成了农行的股份制改革。在处理危机，应对危局方面，他们都有着丰富的经验。

　　综合而言，成长于改革时代，拥有专业知识，丰富行业经验，是三人的共同特点，也是各方看好的原因。但是他们三人也都有另一个共同的特点：“铁腕”，都善于集中行政权力，展开攻坚，善于在短期内见效。比如尚福林在掌管证券市场，推动股权分置改革之时，就曾经放出“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豪言，他见识过股市跌到千点以下的萧条局面，并不为所动。项俊波在任农行董事长的时候，被誉为“金融铁帅”，做起事来雷厉风行。农行内部评价其非常强势，企业内手腕很硬。也正是这种作风，使他在三年内完成了农行的脱困上市，扭转了农行赔钱银行的形象。这种作风强硬，做官如打仗的特点大概是中国官员身上独有，一般而言，虽然因为金融业本身的专业性要求更高，不为人们熟悉。但是在行事特点上，他们与我们所熟悉的一般技术官僚更为相近，而与伯南克、德拉吉、格林斯潘、保尔森等欧美金融家有着较大的差别。这就很难让人相信，按部就班行事的金融官僚能有突破性的创举，如果有，那可能是仇和式改革。对于高度技术性，程序化的金融业而言，这样的改革绝非福音。

　　“三人行”中国需要诸葛

　　现在，在郭树清帐下，上任之后的首次发审委会议IPO审核仅有一家获通过，其余三家均被否。中国市场由此猜测，新任主席开始调控新股发行节奏，并将此视为一大利好消息。减少新股供应的确有利当前股价，但这其中透出的指数思维要不得。投资者万勿寄希望于行政手段的救市，监管者须谨记自身的定位在打造一个规范运行的市场。梳理中国公众对中国证监会的指责，新股发行可谓是批评声音最为集中的地方。人们普遍认为，中国证监会操纵着发行节奏，股市扩容过度，甚至猜测，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环节存在种种不可告人的秘密。

　　究其原因，新股发行作为一级市场是在向二级市场输送股票，二级市场股票的质量和价格都与此密切相关，而对于企业来说，一旦成功上市，则意味着镀了金身。尽管监管层从制度、机制上做了十分缜密的安排保证决策的公正，但涉及多方巨大利益的新股发行审核仍然给证监会招来了不少骂名。

　　事实上，中国证监会已经认识到权力集中带来的难以承受之重。尚福林在一次发审委成立大会上曾明确表示，新股发行审核实行注册制肯定是未来的发展方向，目前正在对此进行研究。对于郭树清来说，未来如能秉着放权的思路，进一步减少行党政色彩，推进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监管者才能卸下不能承受之重担，回归投资者保护的监管重任，与国际市场同行，才是中国证券市场的根本出路，人们在不断发问：尚福林去了，中国股市能回归吗？

　　就个人能力、个人经验而言，“三会”新掌门无疑都具备人们所普遍希望的“突破”改革能力，而且也具备这个时机，但都无法向美联储、欧洲央行那样，独立行使金融的权力。中国的银行已经从技术破产的危局走上了全球利润第一的宝座，中国的证券市场股票总额已经突破25万亿，规模已经逼近美国证券市场。但是唯一的问题在于金融管理不仅没有继续集中，独立性不仅没有增强，反而在下降。央行货币委员会依旧是一个决策咨询机构，央行实际没有独立的货币政策制定权。而地方政府不断推出的地方金融中心建设计划，也在无形中不断侵蚀银监会本身的权力。2003年出台的《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央行的主要任务只有一个，维护金融稳定，实际上也就是维持人民币币值的稳定。但是，今年央行的主要任务已经是四大基本任务，包括稳定物价，调整信贷结构，防控金融风险，已经远远超《中国人民银行法》的规定。根据行政的需要，不断改变央行的主要工作内容，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央行的实际权责在缩小，其自身政策的独立性并没有提升。以饱受各方非议的货币紧缩方式为例，央行不断地提高准备金率，使用数量管理方式。未必是因为央行官员排斥市场化手段，更多还是因为央行担负了太多宏观调控任务，完成行政工作任务仍然是高于一切的工作重点。同样，证监会迟迟不能推出退市措施，不能有效培养机构投资人，培育价值投资环境。根本还是因为企业上市对于政府而言，有指标考核意义，也有短期内增加GDP的现实意义。

　　对于中国金融而言，一次人事变动并不会有什么具体的改变。实际上当代中国金融都是伴随着改革形成的，其从业者最具有改革意识和专业素养。可以说中国金融并不缺乏能突破窠臼，大胆创新的领军人物，但是让他们作为一个金融家、银行家去发挥作用的空间并不充分，金融行业本身的独立性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尊重。此番“三会”换帅之时，恰逢中国金融亟须进一步国际化、市场化的关键时刻，更应该调整政府职能结构，尊重金融业的独立性，让新的掌门从政府的出纳、会计、办事员的角色解放出来，真正像一个金融家一样去建筑中国金融的百年基业，这其实是中国金融能有所“突破”的基础所在。

　　中国金融现状：金融大国、货币弱国

　　●中国的金融现实是在政府保护下的“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

　　●能否对中国金融业的“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有深刻认识，是事关能否正确选择中国金融未来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

　　其实,中国两岸近100年来都一样存在着货币矛盾、冲突的问题。但对岸的“新台币”则是“脱胎换骨”、彻底弊清了100年来那个中华民国“国币”的历史沉积和黑洞，走上了与全球“法制国家”相通的一条货币之路，而中国大陆却依然沿着1949年创建的人民币之路，不知有多深、多浅的依然向前……中国经历了前30年的三反五反、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混乱发展，又历经后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人民币长期的积弊谁能给一个完整的答案？尽管后30多年金融体系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但相对于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需求和国际金融环境而言，中国国金融业目前最明显的两大特征是“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特别是历史积弊形成的长期无底洞、无游戏规则，没有任何人能讲人民币理清楚。

　　中国金融的“不足”与“滞后”现象很多，简单讲，金融严重滞后于实体经济发展的需要，集中归纳表现为三大矛盾性特征：一是投资不足与产能过剩并存，金融资源优化配置的功能明显不足。在产能过剩、大量产品无法在国内市场消化而转向国际市场引起国际收支严重失衡的同时，国内“三农”、第三产业、创业投资、人力资本和研发投资等又严重不足。二是货币供应过多，“货币迷失”与资本化不足、金融抑制严重并存。一方面，M2／GDP之比如此之高，居全球前列，另一方面，在拥有如此之多的流动性情况下，大量的中小企业及“三农”领域融资困难，一些该发展的行业缺乏必要的金融杠杆支持，中国企业的外部融资占GDP比例明显偏低。三是对外的大量金融投资与较高的FDI（自然人或法人）并存，在国际资金大循环中，总体金融效率低下，对外净资产收益率明显低于德国、日本、美国等发达国家。

　　中国在2007年提出过“金融弱国”这一概念。其主要依据是，在国际比较中，看一国金融制度及其运行机制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是否占上风，是在影响别国还是被别国所影响？作为一个世纪上举足轻重的大国，其货币只自足自给、没有定价权、流通话语权、其影响力、影响世界经济的能力是足以“看得见”的。由此，有理由认为中国属于“金融弱国”，主要特征有这么几个表现形式：

　　1）、人民币远不是可以自由兑换的国际货币，这是中国“金融弱国”的根源标志。由于人民币尚未成为国际货币，加上中国汇率还相对固定于其他货币，因此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主要国际货币发行国货币政策的严重影响和制约。主要体现在国家层面的货币错配、货币交换有阻碍，长期以来央行的负债支撑着规模庞大的外汇储备，三万多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却操纵在别人手中，自己没有任何主动权、话语权。这是中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2）、相对于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仍受制于他国货币、汇率政策影响，缺乏对大宗原材料、能源定价的话语权，这只能表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还仅仅是一个“跛足巨人”。人民币长期60多年，积弊的漏洞、黑洞一如文化大革命及前30年一样，没有任何人可以说清楚；特别是人民币长期一直非市场经济化的党政运行，已经完全失去了货币公正、透明、独立等的功能作用。3）、中国金融市场的规模，无论从深度还是广度上看，国际化程度都不高，原是一种自生自灭性的金融性质、主要资本管制项目一直尚未开放，中国的金融市场尚未经历国际市场大幅波动的冲击。对那些活跃于国际金融市场的绝大多数金融交易产品，人民币均无标价权、定价权。在各国金融市场之间，更多的国内市场的波动体现为受国际市场影响，而不是相反。4）、中国金融体系的市场准入仍受到严格的审批管制，外资银行、保险和其他非金融机构，其各方面的业务经营仅占中国金融业务的极小份额。一个大国的金融与货币，要能融合世界上主要国家和融通于主要贸易国家，否则你的“主权货币”在国际上有什么地位，怎样去说话算数？5）、金融微观主体的国际竞争力不强。有些机构尽管在资产、利润规模上名列世界前茅，但“国企”色彩浓厚，治理结构仍不健全，靠着相对关闭的金融国门和政府的间接保护，应对国际间的竞争。6）、货币政策调控手段基本仍是行政化，而非市场化，缺乏金融强国特征下的全球金融调控的“阅历”，当然也缺乏与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相适应的、影响全球金融市场的调控工具与方法。中国2011年在全球各国的经济地位位于第二，与其金融、货币的运行很不相称。

　　人民币，自1949年开始正式公开起步，原就是一个无本之木，没有阳光、游戏运行规则的一种货币。一如“中华民国”前60年的货币一样。现在，这棵无本之木经过60多年封闭、自成一派、长成了一棵奇怪无比的“参天大树”，但一直也没有改变人民币原始一锅乱粥的本性。因此必须承认，与全球主要国家及主导国际金融运行机制的国家相比较，中国整个的金融体系还是一个“弱国”“无能”的体系，原属自给、自足、自我消化的一种货币；现在后30多年，面临国际社会，人民币怎么能担当这种宏愿重任？能否对中国金融“金融滞后”和“金融弱国”有深刻认识，这是事关能否正确选择中国金融未来发展战略的首要问题。

　　中国金融业有“死结”

　　如果说中国的金融官员是学者型官员的话，那么伯南克、德拉吉完全就是学者。伯南克是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知名经济学家，尤其以对大萧条的研究而闻名于世。德拉吉则是哈佛大学教授，曾担任世行的执行行长，高盛副总裁，也属于名头响亮的经济学人。对伯南克、保尔森等人而言，都是跨党派、官员身份是依存于金融家身份的，金融家是其根本职业。而中国的金融官郭树清、项俊波以及尚福林则相反，其金融家身份依附于官员身份，还是这些行业、产业中国共产党的“党指挥枪”。全球没有一个大国、哪一个“法制国家”是这样在金融、货币、利率、市场等市场经济地位体系中是如此严重的“党指挥枪”。对此而言，无论是学术经历还是企业经历都是为其职务身份服务的，中国金融高官都无法规避一个魔咒——党的利益要高于国家利益、国家利益要避让党的领导。

　　事实上，中国改革的初始目的就在于政治需求，一切改革都要服从于经济大局。金融业并没有独立性，扮演着政府出纳的角色，金融改革也都是以政治需要而展开。1997年开始银行清理剥离坏账，开始了大规模金融改革，到2003年确立一行三会的管理体系，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化上市。这样的大动作，6年内完成，在世界其他地区是很难想象的。比如这次欧洲债务危机，从危机开始到2011年10月达成的化解主权债务危机的广泛协议，欧洲足足花了3年时间。迟缓的反应，导致了目前欧债危机扩大化，但这也说明金融改革的复杂与艰难。之所以中国金融能有如此高效改革，原因就在于将金融问题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来处理。一般而言，坏账的剥离，企业的上市，都是一个复杂的谈判博弈过程。但是在中国这其实是一个行政决策过程，财政部如何发国债填补银行的坏账损失，银行如何剥离不良资产，这些全部都在一个体系内运作，丝毫没有按照经济标准核算并讨价还价。参与者更多地是一个行政人员，而非是一个金融家。而无论是郭树清还是尚福林、项俊波参与其中，留给人最为深刻的印象也是干练敏达，雷厉风行。这是典型的对行政官员的描述，而非是对于金融家的描述。

　　金融业自身对经济的统领作用，本身又有较大的开放程度，专业性较强，这都使得金融监管机构有着更强的独立性。其管理者身上也颇多个性色彩，比如伯南克的坚定到顽固，格林斯潘的睿智到狡诈，都充分体现了其个性特点，也充分说明金融体系的相对独立性。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堪称全球最强，既有美国的货币委员会、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体系，也有欧洲中央银行体系。但是不同于欧美金融官员身上的个人色彩，中国的金融官员更多的是一般官员的特点，并没有体现出金融专家和银行家的特征。这其实与中国不独立的金融体系是相适应的。

　　重中之重的中国证监会，有着中国国富、中国公民获得财富的千秋梦想。梳理中国各界给郭树清的建言，无论是改变股市重融资轻投资的定位，还是建立行之有效的退市制度和分红制度，抑或是加大对造假和操纵行为的打击，建立集体诉讼机制，都是从投资者保护的立场出发的。这充分反映了市场希望中国监管层切实肩负起保护投资者利益重任的强烈诉求，不要再步尚福林中国资本股市一跌再跌、跌至近30年谷底的历史教训。有人打了个比方：如果是为了获得财富，就要打破所有获得的不多财富清零，那么我们永远也不想获得财富！“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就这样中国经济最最火火红红的十年，中国股市却从人们的“青春期”里公然溜走了、败退到全球大国的一偶的凹底……

　　“保护投资者利益是我们工作的重中之重”，打开证监会官方网站首页，这句口号赫然在目。回顾证监会数年来的工作，很多举措的推出也正是本着这一宗旨。如创业板和股指期货的投资者适当性制度，其初衷是对风险承受能力较弱的投资者进行保护。但是，当前造假案件频发，违规成本极低，垃圾股满天飞，投资者受损难以得到补偿，与这一市场状况相比，投资者保护仍属于全球投资者短板。

　　全球美元金融海啸之后，欧元又步入主权债务危机的历史性泥潭，全球都在反思并加大投资者保护力度。而中国业界则认为，在中国市场，面对诸多侵犯投资者利益的违法违规行为，政者“不作为”，甚至是执政党一手操控资本股票市场，中国通胀到达62年历史之最，中国股市跌入近30年谷底，中国房地产又挤上62年高价之最，这不得不令中国政者来举世反思：致中国13亿国民的财富之梦、投资者找不到出路、甚至颗粒无收，而当务之急在于加大惩处力度，“心要硬，手要狠”，独立于党政运行，强力与国际社会接轨，否则中国股市依然是看不到前景，依然与中国经济背道而驰。这是近10年中国资本股票市场最最深刻的教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