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有自己的歌

（四川）杨汶

　　日前拜读胡平先生的《我们没有自己的歌》，于是有了一些联想。

　　首先，想到了几年前我的一则短文——
　

　　听歌
　

　　元宵节刚过，朋友就邀我去一个轻吧听青年歌手赛。

　　歌手还未到，观者已列坐满堂，或倚坐看报，或促膝谈心，或翘首张望，或悠闲地嗑着瓜子啜饮着冰淇淋……没有市尘的喧哗，没有歌厅的噱头，那气氛那景况，令人惬意。但我因有事，后来只听了五位歌手的演唱。印象最深的要数一位女中音的演唱。她唱的是《吐鲁番的葡萄熟了》。与关木村相比，简直可以乱真。她音色醇厚而嘹亮，尤其是她那沉稳的低音沉郁而饱满，一声声，直击人心扉。听一位评委说，她不是专业歌手，但她的演唱无疑给满堂的听众带来了久违了的快乐和享受。

　　听歌，确实是生命欢娱的历程。

　　听歌是自古有之的——有人唱就有人听。春秋时所谓的“季扎观乐”，实际上是既观舞又听乐，而且那表演的顺序就和后来《诗经》的篇目次第差不多。“诗三百，孔子皆弦歌之”，可见孔老先生还是一个音乐家。魏文侯“端冕而听古乐，则惟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子夏给魏文侯讲了一通关于“德音”与“溺音”的大道理，魏文侯听懂了没有，不得而知。我想子夏是解决不了这样一个大问题的——《史记·礼书》记子夏语云：“出见纷华盛丽而悦，入闻夫子之道而乐，二者心战，不能自觉。”其实，“纷华盛丽”和“夫子之道”的关系，就是“德音”与“溺音”的关系。魏文侯的问题，就是子夏的问题。以盲导盲，能走到那里去？

　　我个人是经历了许多听歌的欢娱和痛苦的。或听其铿锵之音，或品其撼人之词。儿时听到“解放区的天，是明亮的天”，就满眼灿烂的阳光；文革中唱起“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飞到北京去见毛主席，告诉他革命人民想念你”，就泪流满面；八十年代听到邓丽君的“我一见你就笑，你那翩翩风采太美妙。跟你在一起，永远没烦恼”，就彷徨“心战”不已；后来又听到“为什么老虎不吃人，模样儿还挺可爱”、“为什么和尚越来越多，为什么和尚越来越懒惰”就有了“不知倦”的感觉。又后来，在一个寒冷的早晨，一阵如春雷如飓风般的广播里的歌声把我从睡梦中拉了起来：天地之间有杆称，那秤砣是老百姓……歌声在辽阔的原野上肆无忌惮地奔窜，我于是几乎是赤条条地跑到了一个小山冈上，去静静地领略那份开天辟地的伟壮与高亢……

　　当然，很多时候，听歌是一种受罪。有一次，我听了一个演唱会，整台节目就是《亚洲雄风》、《我们的大中国呀》式的调子。“亚洲雄风震天吼”，吼给谁听？要吓唬谁？难道我们的人都发疯了？

　　听歌真好，能听出一种人生，能听出一个时代。听说，几年前，有一个教师教学生唱《女人是老虎》，有人大惑不解：怎么能教学生唱这样的歌呢？他的惊讶却引出了我的更大的惊讶——为什么就不能教学生唱这样的歌呢？由此，我听歌的经历中又增加了一份无边的悲凉……

　　说是开天辟地，并不为过——岂止文革时代，又岂止东方红时代，在中国，几千年的所谓文明史中中国老百姓都没有一首自己的歌，却只有庙堂音乐充斥整个天地。特别是从中共延安整风起，就开始了它的红歌时代。中共执政后，更是彻底放逐了溺音俗乐而以雅乐正声一统了天下，虽然底层偶尔也有一点郑卫之音，但既使是异常温和的旋律也会被立即和谐掉，比如邓丽君和她的歌声，比如在莫斯科播出过的《南京知青之歌》以及它的作者。

　　所以，我很赞同胡平先生的说法——我们没有自己的歌。

　　音乐，或者直接说其中的歌曲，是人类最早产生的艺术，比如“邪许”之音，就是所谓“杭哟”之声，就是音乐的雏形。但后来，统治者发现了由此可以“观得失”、“知厚薄”“一其行”的特殊功用，于是乎礼乐并称，列为六经之一，雅乐，几乎成了统治者的代名词，成了统治者统治人民的理想的软工具。

　　重庆的唱红，就是这一封建专制“乐政”的延续。

　　笔者此前在重庆待过几年，知道唱红是怎么一回事。从参与和被参与的群体来分，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娱乐派。这是唱红的主体，是由退休老头老太组成的，一般也是自发组成的群体，人数多寡不等，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即唱的都是红歌（他们实在找不到红歌以外的歌曲）而且准时集合到场，有如上班。他们的目的很单纯，就是娱乐，打发充裕的时光，同时也通过唱红来回味他们曾经的生命。这一派，不特重庆有，全国各大中小城市都有。但这一派实际上早已存在，并不是唱红的产物。勉强纳入唱红的范畴，有点被唱红的味道。二、宣传派。这一派有浓厚的官方色彩，比如企事业单位和社区和各大专院校的老年合唱团以及各地被养起来的歌舞团等演唱团体，还有由政府或工会临时组建的演唱队伍。他们的活动，一般都获得了官方的经济资助奖励和政治指导。这一派人数虽然是少数派，但却是唱红运动的主力军，大多数时候，活动是由他们担纲的。比如重庆进京的唱红班子，就属于这一类。三、挺毛派。这一派人数最少，但政治色彩最为鲜明，热情也最高。这个群体的成员并未组成单一的群体，他们分布在各种演唱群体中，但他们有一个先天生理上的共同点——他们几乎是清一色的有官衔的官场中人或某方面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唱红来怀念他们的辉煌历程，同时宣泄他们的渴望和不满——他们对现实也有微词，但他们知道，这个现实和刚刚失去的，实则是一脉相承的，它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因此，这一派是毛派的社会基础。

　　其次，想到了一则真实的小故事，可以证此——

　　路边闲话：

　　时间：2011。11。21

　　地点：成都华阳

　　闲谈人：几个退休知识分子模样的散步者[简称“知识”]——一对退休工人模样的夫妻散步者[简称“工人”]

　　内容：

　　知识：……就看那些年，千千万万的死难者，是怎么死的？

　　工人（男）：干革命，哪有不死人的！

　　知识：干革命就一定要死那么多人吗？

　　工人（男）：为了巩固政权！

　　知识：政权是为了什么？不能保护人民还要那政权干什么？

　　工人（男）：没有革命，还不知道你们在哪里！

　　知识：哈哈哈，那就只有讨饭了……

　　工人：（愤愤而去）……

　　（观其官步稳健、言语凛然之意态，彼至少是一个处级公仆，并非一般工人）

　　又想到一个关于音乐的最直接的例子——

　　前不久，大陆某论坛，一个网友转发了一个名叫《十首能够舒眠心灵的天籁之音！【心灵音乐】》，是个音画帖，其中有十首歌曲，多数为红歌比如样板戏中的唱段。帖子一发，立即引起了争论：一方认为“谢谢！我们是比较喜欢样板戏的－－关于它的评价，分歧很大，大概还是要肯定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所以，对国家、人民还是充满热爱的……看见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往往是怒火中烧……”；一方要求：“坚决抵制所谓“红色记忆”之类的东东！其立即删去……我们这个论坛不需要这种沾满血腥的、为文革招魂的玩意儿……样板戏是地地道道的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这种浑身带着血腥的“样板”能带给我们什么教育？道德教育？公民教育？都不是！而是那个大劫难时期的党化教育！”——这场争论，是发生在一群知识分子中的。

　　事实说明，雅乐与俗乐之争，毛派与右派或者团派之争，在大陆，正在表面化公开化和扩大化，基层、中层乃至高层，在这一场关于中国走向何方的大辩论中，无一能幸免。

　　这是好事。看来，统治了中国大陆几千年的雅乐是到了终结的时候了。

　　是的，中国老百姓没有自己的歌曲，但应该有自己的歌曲，而且必然会有自己的歌曲——这样的歌曲，从人民的心灵深处发出来的一曲黄钟大吕，正在时代大潮中孕育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