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难太子长了哪些见识？

冯崇义

    最近，位高权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总后勤部政委刘源将写于几年前的一篇序文在《中华读书报》刊出，标题定为《为什么要改造我们的文化历史观》，并经网络转载而流传。我孤陋寡闻，这是第一次读刘源的文章，本以为他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又有相当不平凡的阅历，见过世面、曾经沧海，应该有一些精辟见解。更何况，刘源出道以来素有为人谦逊诚恳、脚踏实地之誉。然而，始料莫及的是，此文竟读得我直冒冷汗，甚至于毛骨悚然。

    近来坊间关于“太子党”与“团派”逐鹿中原的传闻及演义不绝于耳。坊间的“太子党”，不是一个严格用语，指的不是古代中国那种以当朝太子为核心进行权力博弈的政治派系，而是泛指当今所有在政界、军界、商界身居要津的上层“红色后代”及其配偶。刘源是前国家主席刘少奇之子，当然是货真价实的“太子”，而且是落难之后东山再起的太子。以他这种身份与官位，难得在媒体公开坦露心迹，因而他这篇行云流水、直抒胸臆的文章应该受到重视。

    有谦和之誉的刘源当然不以太子自居，甚至还特意力戒盛气凌人的太子之气。但他这篇文章天马行空、恣肆汪洋，确实与拘谨刻板、谨小慎微的“团派”风格恰成对照。刘源的这篇文章指涉甚广、陈义甚远。他在此文中发出三问：问战、问史、问路。针对这三个大问题，他相应地提出了三个观点：

    战争尽管惨烈，战争值得讴歌；

    中国历史特殊，西方的理论解释不了中国历史；

    中国共产党人走自己所选择的道路，绝不投降。

    刘源的这些观点在“太子党”中间究竟有多普遍，我们无法知道。鉴于具有“红色血统”的上层“红色后代”们能量甚大，而且与刘源生活经历极其相似的几位落难太子很有可能左右中共十八大之后的中国政坛。如果这些落难太子们果真与刘源英雄所见略同，则国家堪忧、民族堪忧、人民堪忧、世界堪忧。

    笔者是过来人，与刘源一样，青少年时代在农村的“广阔天地练红心”，奉信“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诸多愚民教条；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上大学学习历史、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文化热”与“思想解放”大潮中东奔西宊、如痴如醉。因而，我能切身体会刘源上述观点的来历。八十年代是激情燃烧的年代，现在回想起来仍然令人心潮澎湃。但那也是国门初开、学界初醒的年代，思想学术的整体状况是刚刚走出荒漠的肤浅空疏，人们尽管为得到新知而欢喜若狂，但刚刚告别文化荒漠的人们所得到的只是一丁点可怜的知识。当时人们自以为很反叛、很“非主流”，但在思想学术上根本没有跳出马列主义如来佛祖的手掌。遗憾的是，刘源后来进入政界和军界，春风得意，再也没有机会深造、没有机会告别肤浅空疏，特别是没有机会与真正的人类主流文明接源、通过党国文化之外的丰富知识资源来丰富和深化自己的思想和学术。而且，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中国及整个共产主义世界那场天翻地覆的变故，没有促使刘源进一步觉醒，反而是促使他向后转，回归那已被历史淘汰、给家国天下以及他本人带来灾难的红色文化，尽管他本人自以为已经走出了灾难的阴影。

    刘源的三个观点都似是而非、大错特错。第一，刘源无原则讴歌战争，所颂扬的是血腥的道德相对主义史观。刘源在文章中这样赞美战争：“战争和战争中的人，太辉煌！太伟大！太沉痛！太厚重！不容我们所有人不尊重！作为足够成熟的人，需怀有虔敬之心，应秉持膜拜之礼。……很多人或许没注意到，人类文明史，往往由最残酷、最惨烈的战争来划定阶段。国家是强力机器，正由暴力铸就；历史写满杀戮血祭，新文明、新文化，往往以战争为起始”。刘源特别强调战争对“大一统”中国的贡献：“统一中国的力量，来自无穷的征战。皆知其所害，不知其为利之大。战争造就‘大一统’！不战，哪来的大一统？不武，怎会有民族大融合、血统大融合、文化大融合、南北大融合？历史——血流成河、泪流成河，不废江河万古流：中华民族的历史，仍是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各民族共同创造融合而成”。因而，刘源要求国人随时准备开战：“时下，‘阶级斗争’不愿再提了，说历史是人类斗争史，没错！古籍连牍，青史满篇，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我琢磨，称之为人类对立统一的历史（或斗争团结史），好像该完整全面些？对立统一也罢，斗争团结也好，其最高级、最极端的表现形式就是战争！战争，‘国之大事’，与文明史，与文化历史，密不可分！兵者，‘生死之地，存亡之道’，稍有淡漠恍惚，都意味着巨大代价，‘不可不察’！”

    中共政权本就是社会边缘人“由马上得天下”而建立起来的政权，中共军功集团经过二十多年“血流成河”的拼杀才夺得江山。因而，一些“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们特别崇拜暴力，特别难以告别血腥暴力，在身居庙堂之后也无法造化为追求礼仪、戒杀厚生的儒雅君子。从刘源这篇文章看来，这种暴力崇拜的血脉，原封不动地传给了部分“太子党”。呜呼！哀哉！

    中华民族虽然号称“爱好和平的民族”（哪一个民族不自称“爱好和平的民族”？），但吾国吾民古来就盛行只问胜负不问是非的兵匪文化、盛行成王败寇的兵匪逻辑、盛行以成败论英雄的兵匪史观，将对生灵涂炭的恻隐之心斥之为“妇人之仁”。中了兵匪文化、兵匪逻辑和兵匪史观之剧毒的“英雄”们，为了复仇、为了荣耀、为了疆土、为了宝藏、为了勋章、为了纪念碑，血流成河、尸横遍野也完全在所不惜。因而，这个“爱好和平的民族”，实际历史绝不比其它民族更少血腥的战争杀戮。刘源所顶礼膜拜的那位实现中国大一统的秦始皇，在灭六国的过程中常下的命令便是“灭，鸡犬不留”！同样崇拜秦始皇的中共毛太祖及其追随者们，在夺得江山之后，就不断拿在内战中“消灭国民党军队八百万”的武功向世人炫耀，好像被杀的只是蚂蚁而非骨肉同胞。

    推动人类历史和人类道德发展主要力量是和平建设，绝不是刘源所讴歌的战争。战争与人类历史确实如影随形，但绝大多数战争都是残害人类、毒害人心的大恶，毫无善处可言。即使是“正义战争”，也是万不得已的“必要之恶”，不可无条件地讴歌和膜拜。中国诸民族的统一与融合，更多的时候是通过和平交往来实现的，采取战争手段来实现统一和融合，是多种选择中最坏的选择。刘源所讴歌的那种用战争血泪铸造的统一与融合，绝不可取。中国古贤孟子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这区别就在于人有恻隐之心、仁义道德。西方现代文明的主流自由主义，将人的生命尊严视为至高无上的权利。按照人类文明规则，只有在自卫中使用暴力才合乎正义（受国内独裁者杀戮迫害的弱势民众和受外来兵匪侵略凌辱的弱势族群，无力自卫而请外力帮助，仍属自卫范围）。这就是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任贤君子都谴责战争。即使是在正义战争中建立战功，仁心未泯的将士们时刻也不能忘怀“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惨烈与浩叹。

    利益之争，有是非善恶。对战争的评判，更加离不开是非善恶。不问非善恶成而只崇尚强权战功的道德相对主义或道德虚无主义，是文明人类所不能接受的剧毒。以武力战争来解决争端，是人类必须尽力避免的野蛮行为。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为人类通过和平博弈和民主协商解决争端提供了无限广阔的空间。在成熟地建立起民主制度的国家，承认民主规则的各种政治见解和政治势力都可以合法地展开和平较量，国家权力的争夺和权力更替都不再诉诸战争。而且，现代自由民主制度的建立也为解决国际争端开辟了新的途径。自从民主制度建立以来，民主国家之间从来不相互开战。有民主国家为了商业利益向专制国家开战，有专制国家迫使民主国家奋起应战，有专制国家大规模残杀国内民众或侵凌其它国家而迫使民主国家通过战争来进行人道主义干预、有民主国家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而越境作战，但民主国家之间从来不相互开战，而是通过民主机制来解决争端。不是出于自卫，而是为一人一姓、以党一派、一群一族的狭隘利益和偏见挑起战端、涂炭生灵，乃是人神共愤的滔天大罪。无条件地崇尚武力、讴歌战争、穷兵黩武，是野蛮的专制主义传统，终将为人类所唾弃。

    成败之上有道义在，因而文明人类“不以成败论英雄”。人以群分，野蛮的人群才“唯以成败论英雄”，只问胜负、不问是非。善良的中国人古来就鄙夷那种趋炎附势、见利忘义的势利小人。善良的西方人也耻于与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马基雅维里主义”为伍。古今中外有良心的人，党国立国以来长期以“阶级仇、民族恨”为核心的专制党文化，毒化国人心智既深且巨。人类进步到了二十一世纪，部分国人为美国“九?一一”恐怖主义袭击带来几千无辜平民死难而幸灾乐祸，为“三?一一”地震海啸夺去成千上万日本人的生命而幸灾乐祸，反而为国际恐怖主义恶魔本?拉登被击毙而深感哀伤，将残害无辜生命的恐怖暴行与拯救生灵的义举等量齐观，可见价值迷失和价值迷乱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如果说以往恐怖主义者绑架无辜平民而争取政治目标，只要不滥杀无辜，尚可得到人们的一丝同情和理解，以本?拉登为代表的恐怖主义者将滥杀无辜当成了他们的政治目标，居然还能被那么多国人引为同道，实在是匪夷所思；那么多被毛泽东专政害的家破人亡的人们，却还要血脉贲张地将秦皇毛祖之“法、术、势”真传发扬光大，实在是匪夷所思。专制狭隘的党文化培育了这种乖张的心态、党国宣传制造了这种暴戾的情绪（“民意”），这乖张的心态与暴戾的情绪又反过来影响党国决策，绝非吾国之幸。

    第二，刘源所颂扬的“中国特殊”论，是中国古代专制主义者和现在专制主义者制造的神话和鬼话。刘源在文章中罗列了一批有关中国的“独一无二”的现象，诸如源远流长的大一统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2000多年间实行自给自足的大农经济，一脉单传的文字，没有统一的宗教，文明赓续而没有失落，等等。古代中国很长时间都处于分裂状态，说“大一统局面一直维持了2200年”，显然言过其实。其它那些现象，很多其他民族也都经历过，只不过延续时间相对短一些而已。照顾一些中国人感情，将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比较突出的现象提高到“独一无二”的高度，也还不伤大雅。但是，刘源从这些现象中进一步引申出中西有别、起源于西方的现代理论解释不了中国的特殊现象，就陷入牵强附会、以偏概全了。现代实证主义史学，对于解释中国大一统由于消灭了政治多元竞争而维持君主专制主义统治制度的千年延续、解释自给自足的农耕文明受君主专制主义的维护而在简单再生产的基础上不断复制、解释那些种种宗教只要“服从领导”而不与君主专制主义朝廷作对就可相安无事、解释中国的文字和一些文明因素形成一脉相承历史积淀，都绰绰有余。

    刘源在文章中吸纳了近年来中国史学摆脱马列主义教条所取得的一些成果，却依然引申出错误的结论。比如他指出，中国以往官方史学将中国商、周时代定为“奴隶社会”，但商、周社会奴隶很少，倒是实实在在地实行裂土分封的“封建制”；官方史学秦汉以后的中国社会定为“封建社会”，但那时的中国已基本上没有裂土分封的“封建”，而是实行中央官僚体制一杆插到底的大一统。马列主义史学将臆造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五大社会形态”来硬套中国历史，确实只能闹笑话。但是，“五大社会形态”套不了中国历史，决不能证明“中西有别”、“中国特殊”。“五大社会形态”同样套不了西方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用这“五大社会形态”来套美国的历史，比其用它们来中国的历史，笑话要更大得多。

    又比如，刘源指出，西方生来就民主而东方生来就专制的说法是一个偏见，因为中国古代的“宗教多元化”比其西方古代专制的宗教一元化要民主得多。所言极是，但这更加不能说明“中国特殊”。中国古代就有一些现代民主趋势接近的因素，正好说明中国与西方国家也适合于建立现代民主制度。实证主义史学早就揭示，没有哪一个国家或民族生来就民主或生来就专制，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历史都充满民主与专制的较量，民主制度靠战胜专制而建立起来，也不断战胜专制力量而维护和发展自己。

    笔者在一系列文章中一再强调，种种关于哪一个国家具有绝然不同的“特殊国情”、哪个民族特别优秀、哪个民族特别低劣的说法，都不过是腐朽肤浅的种族主义偏见。生物科学和人类历史都极为清楚的证明，整个人类同源同种，而不是由肤色或其他任何因素界定的不同品种。正因为人类同源同种，黑白红黄各色人等相互交合所生产的后代，仍能正常地不断传宗接代，而不同于不同动物的交合所产出的无性之物、不同植物基因嫁接之后的无子之果。正因为人类同源同种，人类才会基于相同的生理结构和心理结构而形成共同的人性，人类才会形成守望相助的种种普世价值或种种共同标准，人类才会“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而形成交往理性、遵守共同准则。既然整个人类“性相近、习相远”，不同国家和族群之间见物思齐而少走弯路，也就顺理成章，怎么能够向刘源那样举出“国情特殊”的破旗、强词夺理地硬说：“对中国这样人多、地大、古老、事稠的发展中国家，不论是学习超强大国的终极经验，还是套用寡民小国的顶峰实践，不变味儿，肯定行不通！……若是想借全球化的‘民主’魔力扇哨儿，恐怕会画虎类犬，弄巧反拙。”

    每一个国家民族都有一些特殊情况，为什么只有那些实行专制制度的国家的当权者及其辩护士才特别强调“特殊国情”？问题的关键在于，专制主义者要维护专制统治者的特权，又说不出合乎逻辑、合乎人性的道理，因而就举出“国情特殊”这面旗帜来蛊惑人心、强词夺理。当宪政民主早就在全球所有不同文化变为现实，继续以“文化独特”、“国情特殊”之类的借口来排拒宪政民主，便特别显得顽固不化、不可理喻。一个国家政治发展的具体路径、具体措施、具体操作，当然要根据特殊情况因地制宜。但是，如果在根本的层面上违反普世价值，违反整个人类的行为准则，便只能是祸国殃民的倒行逆施。

    第三，共产党人告别党国专制而拥抱宪政民主，是顺天应人的无尚光荣之举，而绝不是刘源所谴责的投降行为。刘源在文章中对共产党内部的投降和叛卖行为进行谴责，严重地指控“党的总书记都有不少背叛、变节的。国际国内，早年近年，不胜枚数”。谈论投降和叛卖，对于刘源来说是异常沉重的话题，因为其父刘少奇正是以叛徒的罪名受迫害并含冤而死。刘源是孝子，当然无意对含冤于九泉的父亲进行鞭尸。他的目的是要表示永不投降、捍卫红色江山万年红。但是，审时度势而让共产党的红色江山改变颜色，究竟是应该遭到谴责的投降和叛卖行为，还是应该受到颂扬的造福人类的义举，说来实在话长。

    首创在共产主义阵营内部谴责和清除叛徒，正是党国专政的始作俑者列宁。正是列宁在1918年《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那篇雄文中御定“专政是直接凭借暴力而不受任何法律约束的政权”这一经典定义，并开启将反对党国暴力专政的同志定为叛徒进行整肃和清洗的传统。从那以后，苏联共产党及其它各国共产党制定极为严厉的家法处置各式各样的“叛徒”，无比惨烈，冤魂遍地、白骨堆堆。其父辈被作为叛徒整肃并因此而牵连受难的落难太子，尚能以肯定的立场来从正面颂扬对叛徒的防范，很有苦涩的反讽意味。

    刘源所指控的“变节”于“近年”的国内外“党的总书记”，所指范围究竟有多广，不得而知，大抵包括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和六四后被软禁的赵紫阳。在党国的账簿上，戈尔巴乔夫的“变节罪行”当然是从事民主化政治改革、屈从于人民的自由和民主要求而使联共瓦解、苏联解体。赵紫阳的“变节罪行”则是不同意向和平示威的民众开枪而造成党的“分裂”。戈尔巴乔夫和赵紫阳这两位共产党的总书记，都是起初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而反对党国的铁血专政。继而在面对广大人民大众要求自由民主的浪潮时坚持“在民主和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与人民大众发生良性互动而转到了自由民主的立场，因而也就成为党国的“叛徒”。

    问题在于，他们是否应该不惜一切代价保护一党专政的私利、血流成河也在所不惜？实际的情形的是，戈尔巴乔夫、赵紫阳属于共产党内悟性较高、特别珍贵的有识之士，他们比党内那些浑浑噩噩的“同志”们更早感悟到时代潮流的变动，勇敢地站到了顺应历史潮流的正确一边，而不是继续停留在与历史潮流反其道而行之的错误一边。

    这个时代潮流的根本性变动，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1848年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发表，是人类在二十世纪取得的最伟大成果，是人类历史进入“人权时代”的序曲。当文明世界在总体上给种族主义画上句号、宣告全球所有人和每一个人不分种族、民族、国籍、语言、宗教、信仰、性别、出身、贫富都享有平等权利的神圣原则，以阶级观点、阶级仇恨、阶级斗争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便黯然失色，尽管它凭借其惯性力量还继续滑行。在此之前，国际共产主义事业蒸蒸日上，成员不断增加、版图不断扩大，可谓“东风压倒西风”。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随着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通过和美国黑人民权运动的胜利，世界政治正式进入“人权时代”之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失去了道义、失去了吸引力而走下坡路，直到二十世纪末开始崩溃。中国人从清末李鸿章等人认识到“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开始投身由工业革命、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所主导的新世界，与世界主流文明亦步亦趋，直到俄国共产党创造出党国专政体制之后将中国阴错阳差地引上了共产主义邪道。好在这条邪道在“人权时代”终于走到了尽头，共产党人改弦易辙、改邪归正、奔向市场经济和宪政民主的壮举，如何能说是“投降”和“变节”？难道共产党人都应该象齐奥塞斯库和卡扎菲等独裁者那样冥顽不灵？

    诚如刘源在文章中所说，“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但那是上个世纪初的事情。到了二十世纪末，到了二十一世纪，“历史的选择”是结束共产党的一党专政。良知未泯的中国共产党人，都应该尊重了二十一世纪的历史选择，投身到结束一党专政、建设宪政民主的伟业中去。这不是投降变节，这是凤凰涅槃。

    刘源在文章论述当今中国共产党人的道路选择时，给出的答案是“返回马克思的原基点”、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指导。他还特别提出，“与其借他山之石以攻玉，我们何不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地，举起土生土长、百试不爽的，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主导提出、刘少奇主要实践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

    从何说起呢？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毛泽东、金日成、金正日、波尔布特、卡斯特罗、昂纳克、齐奥塞斯库等人的社会主义实践，绝不是“歪嘴和尚念歪经”。天下东西南北的和尚都无法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念好，是这个“真经”本身有问题。如果马克思主义的“真经”没有问题，苏联以降的所有共产党就没有必要害怕其它理论的平等竞争、没有必要害怕自由民主言论、没有必要大兴文字狱来消灭“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如果“四项基本原则”没有问题，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奉为圭臬的党国也就没有必要禁止国人通过民主实践来对“四项基本原则”进行检验。

    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我在以往的网文已经阐述过党国奇才朱厚泽前辈的精辟辩驳。这里请允许我重复2006年12月圣诞节那天朱老在钓鱼台国宾馆关于新民主主义的谈话。朱老发表那番宏论时，刘源所敬重杜润生前辈及张木生正好也都在场。朱老言简意赅：很多同仁认为新民主主义是美好事物，只是因为毛泽东1953年急急忙忙转为社会主义，转得太早，将事情搞糟了。这样的看法表面上看颇有道理，将改革视为向新民主主义的复归，很多老同志在感情上也比较容易接受。但是，我们对于新民主主义，是否存在着认识上的误区？当年我们认为新民主主义最合胃口，并没有认识到新民主主义主张某个阶级领导下的民主，不符合人人平等这一民主政治最基本的准则，会使民主政治走样。而且，说毛泽东过早将新民主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才闹出问题，这在逻辑上是讲不通的。毛式新民主主义和毛式社会主义，是息息相通、一脉相承的两个阶段，毛自己就讲得很清楚。如果说1953年转得太早了，1963年早不早？1983年早不早？今天转到毛式社会主义，还早不早？能不能接受？从历史和逻辑两个方面来说，既然毛式社会主义不能接受，对毛式新民主主义似乎也应该反思。

    当时还有一个小插曲，张木生中途插话，到马列主义著作中引经据典。极少动气的朱厚泽前辈将他喝住：有理说理，我们没有时间打无聊的语录仗。一直静听而不发言的杜润生前辈说了“要解放思想”五个字，并以颤抖的手将这五个字写了下来。（后来朱老对我说，他那天或许不该那么严厉，张木生属于一个类型，它们离开马列经典著作的语录就无依无靠了。）于今倡导向“新民主主义”或原典（原教旨）马克思主义回归，不能不正视共产主义运动的惨痛历史，不能不正视人它们所遇到的历史困境、逻辑困境和现实困境。

    历史曾经选择中国共产党，但是，党不与时俱进，便与时代脱节、与世界脱节，越来越不合拍、越来越心劳日拙。自封“为人民服务”、“为多数人服务”，都不算数。“多数人”早已经认识到，只有由多数人授权、并且能够被多数人收回授权的政府才能够真正“行仁政”、才能够真正“为多数人服务”。因而，“多数人”要求实行宪政民主。各国的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缺乏悟性的独裁者们负隅顽抗到底，可以延缓历史进程、可以给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更大的损失、可以给国家民族带来更大的灾难、可以增加独裁者们遭受报复的几率，但独裁江山“万年红”的奢望仍然是枉费心机，独裁政权仍然是无可奈何花落去、被时代大潮无情淘汰。

    “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人有落难之经历，本可更加思想深刻、更加宅心仁厚。少年辍学、学养不足，我辈皆然，但只要有心向学，在知识资源如此丰富的时代，弥补并不难；从小喝足狼奶、深仇大恨，我辈皆然，但只要有心向善、良知未泯，在人权政治如此盛行的时代，做尊重人权、敬畏生命尊严的君子也并不难。往者无可咎、来者犹可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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