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左派的“乌有”势力究竟在干甚么？
　

（四川）石天河

　　最近这些时候，北京“乌有之乡”网站及他们那一伙打着毛泽东旗号叫喊“反对党内修正主义集团”的“极左斗争专业户”，忽然把他们的“造反大业”暂时搁下，组织起“北京公诉团”，要求人大和法院对辛子陵、茅于轼两位“救党派”的理论家“起诉”。为了张大声势，他们还展示了他们的“公诉团”阵容：包括“重庆公诉团”、“湖南公诉团”、“江西公诉团”、“吉林公诉团”、“云南公诉团”、“河南公诉团”等等，据说，在山西太原，居然还召集了“山西公诉团”的极左代表，开了个有30个人参加的“山西省公诉大会”。——这些活动，一方面不免使人觉得奇怪，一方面也难免不使人觉得滑稽。因为，既然那被认为要“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辛子陵、茅于轼只是两个七老八十的老人，而且是手无寸铁、只有笔杆和打字机的文人，怎么会需要七八个省市的公诉团来对付这两个人呢？“极左斗争专业户”的先生们，像这样如临大敌似的作法，究竟是自己欠缺勇气需要虚声壮胆，还是另有隐情需要公开作秀呢？他们葫芦里卖的甚么药？大家不该猜一猜吗？

　　网上已有好几位朋友，对他们这种行径，提出了质疑，认为他们提出的所谓“公诉”，既不合逻辑，又没有法律常识，“提起三牲找错庙门”，应该找纪委的却找到了人大，应该找检察院的却找到了法院，似乎他们已被辛子陵、茅于轼气得晕头转向，完全失去了正常人的理智。其实，我倒认为，他们并没有丧失理智，他们的疯狂只是佯狂，他们的糊涂只是作秀。因为他们真实的目的，并不在于起诉辛子陵、茅于轼。他们只是借所谓“对辛子陵、茅于轼的起诉”，实行了一次“八省左派大串联”。目的也并不只是向中央施压，而是要向中央示威。甚至也并不只是示威，而是在“大串联”之后，要发动被他们蒙蔽的人们一同起哄，进一步展开他们的“造反行动”。他们的纲领是公开发表过的：“对中国共产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造反有理！”——这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他们不断在政治路线问题上唱反调，要求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路线，并把毛泽东死后的党中央（第二、三、四代）领导人，一律叫成“党内的修正主义反动统治集团”，誓死要把现在的中共中央领导层全部打倒。——对这一点，他们是并不隐瞒的。只是，他们自己明白，三十年来，他们的每一次“造反活动”无不以灰头土脸的失败告终。这不能不影响他们自己的信心和他们那支“乌有之众”的士气。所以，这一回，他们不敢再像过去那样“三上万言书”、“七次声言要对胡锦涛提出控告”。他们发觉，那种作法，并没有几个人响应他们。因为，每一次他们把“造反”的旗子刚一打出来，人们马上便意识到：这就是那批“文革”中鼓动红卫兵在北京打死了一千多人。在大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手段杀了三百多人，在湖南道县以“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声势杀了四千五百多人的“造反派”。“哦！——”群众无不摇头咋舌而去，谁还会跟着他们去“上二次当、犯二遍罪、挨千年骂，遗子孙羞”呢？所以这回，极左诸君知道他们那一套打着“阶级斗争”旗号杀人的极左口号已经不再吃香，不能不把谎话翻新，更讲究点策略。

　　他们的策略是甚么呢？

　　策略之一曰“趁火打劫”。他们看准了中东北非事件发生以后，中国某些从事于维稳工作的人，有一些因职业性的敏感而陷于神经紧张的情况，竟然把中东的“ML花”与中国的“救党派”扯为一谈。因而本来无事的中国，也连带着吹皱一池春水，闹了些不愉快。而就极左诸君来说，他们的鼻子一向就是最灵敏的，只要政局上一旦有空子可钻，他们就认为是机会来了，必须抓住这个机会，以“灭火”的姿态去“趁火打劫”。他们认为：这时候，他们把“极左”的面目巧妙地掩藏在“灭火”的面具之后，粗心大意的维稳工作人员，是非但不会多心，而且会对他们表示欢迎的。他们这第一步，在时机上掌握得非常及时，在姿态上也伪装得相当有效，你不能不认为他们是善于投机的。辛子陵、茅于轼被他们连骂带栽诬，却因为被噤了声而不能回答，这岂不是“造反的”打倒了“救党的”吗？

　　他们的策略之二曰“借尸还魂”。这回，他们知道，在那位“最可爱”的祖师爷去世以后，决不能单凭马老一、章哄二、陈亏三那几张褪了色的镀金铜牌去唬人了。必须焚香顶礼、直接高举毛泽东的丈二灵牌，才有“借尸还魂”的一线希望。所以，他们提出的“公诉”对象，也不再直接指向中共中央胡锦涛，而是弯环倒拐地指到了要“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辛子陵、茅于轼。他们可能听说过，古代的巫师，打仗时是要用素车白马载着老王爷的灵牌出发的。如今，虽然明知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死人的灵牌已不可能再有什么对黎民百姓的号召作用，但是，他们想过，既然邓小平当年没有全盘否定毛泽东而留下了“三七开”，他们今天反对“把毛泽东还原成人”，至少，借那保留下来的“七分神性”把自己装成神灵附体，还是有把握的。谁能说“极左派在文革后已经成了政治僵尸”就绝不可能再借尸还魂呢？他们这第二招，虽然过于老套，但对他们来说，毛泽东是他们的神灵，不举灵牌是会使魂魄离散无所依附的。所以，老套新用，即使骗不过中央大员，骗骗国家某些职能部门不会识别真假的工作人员，还是不为无得的。就说这回在他们里面充“喊山”的章哄二吧，由一个工农兵大学生，毕业后到大学作了个普通教师，据说竟自称“教授”、“主任”等等，以至到处以“教授”名义宣扬“左”道，攻击改革开放，“把一切主张改革开放的人都骂成卖国汉奸”，他的文章的特色，就在于以恶言秽语叫骂连天的流腔去攻击别人；以毛天毛地满身披毛的语言来伪装自己。人们以为他这样“铁杆挺毛”必然是深得毛家真传的理论家。其实，他的全部“左学渊源”都是从“文革”中操练来的，所以他从没有公开过他的学历与经历。真的，此人在“文革”中究竟干了些甚么？其经历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为什么呢？就因为他深得“以左面目掩坏心肠”的“借尸还魂”之道。居心险恶而来历不明，不可不察也！——不过，这应该是组织部门和人事部门的事，旁人是只能冷眼观螃蟹而不能越俎代庖的。

　　他们的极左策略之三曰“撒豆成兵”。极左派里面，像马老一那样年近百岁真正算得上“毛派”（即真正跟毛泽东走南闯北干过多年）的人，其实是凤毛麟角，为数不多的。在北京的高干群里面，“文革”时的“走资派”，被整得五痨七伤大半早已谢世，称得上“老左派”的人也已经凋零到屈指可数了。有少数较左的离休老干部，近年也多已经不再露面。现在，中年一代里面最爱出面的章二哄已如上述。其他则大都在年龄差距上断开了几十年。虽名为“毛派”，多半也只是在“毛主席接见红卫兵”的情况下，举过一下“红宝书”、喊过几声“万岁万岁万万岁”而已。所以，极左派要想正儿八经地闹一场“造反”，还不能不考虑“缺兵少将”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搞了30年，谁要想回头再搞一场文化大革命，十三亿人里面，恐怕很难找到有一万三千人会真心同意。过去，他们以为凭网络上的点击率，就可以判断有许多民族主义愤青是极左派的政治粉丝，可是，现在看来，愤青们往往是时左时右、可左可右、有时也是不左不右只发点个人牢骚而已，极左派要想依靠愤青去“造反”，只怕还是“瞪眼者多、应声者少”。所以，极左派唯一的办法，就只有“撒豆成兵”。这“撒豆成兵”的办法，倒确实是毛泽东传教下来的。例如，“文革”时期，毛泽东知道，要想依靠当时的党政军各级干部把刘少奇、邓小平、以及全国各省市领导干部以及人民解放军的三军将帅都打成走资派，那是很难办到的。于是 ，他搞起了发动“红卫兵造反”以及利用“造反派大串联”来裹挟群众参加运动的办法。——也就是“撒豆成兵”。最近这一回，极左派居然在很短的时间内，搞起了八个省的所谓“公诉团”，确实可以说，是继承了毛泽东“撒豆成兵”的传教。只不过，他们这一回，摊子撒得宽，而招来的人马却不成气候。例如，他们在太原召开的“山西省公诉大会”，名为一个省的“大会”，“大”到怎么样呢？只有30个老头子参加，开成了超级微型的“大会”。如果八省都是这般光景，那他们这一次“八省左派大串联”，也只不过动员了240来个豆子兵。如果他们将来要以这种方式动员全国左派遗孽去干“打倒党内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大事，力量未免差得太远了。由此可见，“撒豆成兵”的魔法，即使毛泽东活着，要再搞第二次也是难于成功的。极左派的遗老遗少，要想效颦于毛泽东，光是卖力地高举毛泽东的灵牌，没有毛泽东活着时的魔力魅力和蛮力，看来还是不行的。不过，话说回来，他们既然把豆子撒出去了，又口称已经动员了若干万人，这“八省左派大串联”的“造反”声势，其动静到底如何，国安部门还是不可大意的。

　　他们的策略之四曰“两面三刀”。何谓“两面”？他们一面尽力地维护毛泽东的神性尊严，不许别人“把毛泽东还原为人”，表面上似乎把自己一脸涂得通红，硬说“批毛”就会改变国家政权的性质。可是，暗地里，他们致力于全国串联，积蓄力量，针对他们最恨的“党内修正主义统治集团”搞颠覆活动，还把他们黒到无以复加的黑色阴谋，说成是“造反有理”。这样的两张脸，比起“文革”时期的“当面说好话，背后下毒手”，显然是“青出于蓝”了。何谓“三刀”呢？试看：他们的第一刀，是明晃晃地砍向“救党派”的辛子陵、茅于轼，目的是压死“救党”的呼声，使团结在共产党周围的“救党派”人士被共产党自己废掉武功，使国内促进政治改革、促进廉政建设、促进生态保护、促进民主宪政的进步性舆论，从此噤声。使人民群众由于“党不许救”而更为失望。使社会两级分化、官民对立、贪腐公行、权钱交易、道德滑坡、公信不立、以及黄赌毒盗、世风淫靡的种种现象，由于失去进步舆论的有力监督，社会丧失自我修缮的功能，民间失去主持公义的喉舌，病斑难去，正气难升。结果将必然侵蚀政风，动摇国本。说得更确切点：极左派的这一刀，就是要砍断执政党与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走向进步的良性互动联系。那么，他们的第二刀呢？转过脸来，他们的第二刀就正是砍在中共中央的脸上。他们知道，“七一”就要到了，中共中央要举行“九十大庆”。在这时候，他们啸聚起各省所有能动员起来的极左虾兵蟹将，举着毛泽东的灵牌，打着毛泽东的旗号，假借“各省公诉团”的名义，要求对“救党派”进行审判。审判什么呢？审判他们“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这一项大罪。——这是不是有点滑稽呢？毛泽东难道真的不是人吗？不！“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他们并不只是要审判“辛、茅”两个老头子，实际上，他们是要审判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因为，反对把毛泽东神化，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历届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见诸言论、行动、文件、决议的一致意见。所以，他们要求审判“救党派”的两个老头，就是要乘“九十大庆”之机，把毛泽东重新搬上神龛，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届中共中央领导人全部打成被告。请问，这第二刀，不正是砍在中共中央脸上吗？那么，下面还有的第三刀呢？试想，极左派为什么敢这么胆大妄为呢？因为，他们看准了，既然三十年来中共中央的历届领导人谁也没有执行过邓小平的遗言和党内高层的决议“对毛泽东的功过重新评价”，现任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年以后就要下台，估计他们也只好保持现状，维稳维稳唯维稳，不可能倒转“三七开”。因此，他们就还可以抓住毛泽东对中国有“七分功劳”的这个把柄，在“九十大庆”的时候，抬着毛泽东的巨幅画像大摇大摆地走过天安门，走过长安街，走过北京每一条大街小巷，一面高呼“毛主席万岁”的口号，一面散发“对党内修正主义统治集团造反有理”的传单和小册子，宣传“九十年来的一切功劳都是毛主席的功劳”，而毛主席死后的“两极分化、社会不公、贪污腐化、以权谋私”，则全是邓小平以后历届“党内修正主义统治集团”的责任。——这样一来，“九十大庆”以后，就必然会在全国再一次掀起“毛泽东热”。极左派在全国各地的活动分子，就可以用他们那“毛主义共产党支部”、“工人（共产）党支部”的名义，渗入各地共产党基层组织大量地招兵买马，采用“偷梁换柱”的方式，逐步把共产党的上层架空。到十八大党代表选举的时候，各地极左派只要渗入到十八大的现场，他们那有组织的极左势力，就可能比中共内部的其他派系更具党内斗争的实力。那时候，他们在共产党外，有两个“毛主义党”，在共产党内，又渗入了一个极左派系，他们就真的可以呼风唤雨了。甚至他们“发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的纲领，也就更具有付诸实行的可能性了。——这就是他们的“两面三刀”。

　　总的来说，他们的这些策略，是一整套的“连环计”，这一套“连环计”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叫作“瞒天过海”。他们知道，三十年来，由于国家“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央的主要领导人，多半是工科出身或沿着经济建设进程而上升到领导岗位来的，对国家建设都很内行，都是能手，而对政治斗争的纵横捭阖、权术阴谋，却没有哪一个能比得上毛泽东。而在极左派里面，则能够传承毛泽东“匣底阴符”的人，则从“康老”以来，代代相传，人才辈出，张春桥、姚文元之后，“文革”的遗老遗少，以及“文革”后“整风”漏掉的“三类人”，现在仍然是极左派的潜在支柱。所以，他们只消使出这整个一套“瞒天过海”的连环计，他们“为文革翻案”、“为四人帮平反”的计划，都是有可能实现的。他们唯一忌惮的，就是有一批老不死的“救党派”，“瞒天过海”不容易瞒得过这些老不死。虽说谢韬去世，李锐已经过了九十岁，但辛子陵、茅于轼还在写文章，所以，他们的第一刀，必须砍倒辛子陵、茅于轼。这是他们“造反大业”的第一刀，如果这一刀成功了，“瞒天过海”也就“首战告捷”了。——这个问题，希望中共中央的现任领导人，和十八大以后的继任领导人，都能冷静地思索一下。


　　2011年6月12日人和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