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审视《历史决议》，深入揭毛批毛，是启动政改的契机
——读学者们座谈《历史决议》发言的感想

晓 明

　　2011年10月，北京学术界的朋友组织了两次民间学术交流研讨会，就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历史决议》），邀请部分学者举行座谈会，对《历史决议》中的有关问题进行交流研讨。前些时，宇锋先生把座谈交流会上各位的发言（选编）整理成文后发来给我，读后令我深受启迪，并引发诸多感想。

　　关于此次交流研讨会，接到宇锋发来诸位的发言（选编）后，我曾电话询问郑仲兵先生，他告诉我，早在2010年5月之前老部长朱厚泽先生在世时就想召开的，后由于诸多原因未能如願；此次交流研讨会的召开，也算是完成了朱厚泽先生的遗願吧！


　　一、


　　这是两次难得的民间学术研讨会，均由郑仲兵先生主持。先后在研讨会上发言的有李洪林、徐友漁、卢跃刚、卢弘、张思之、阎长贵、孟繁华、刘家驹等多人。亊后，离休老干部何方先生也就此事给郑仲兵写了简短的来信，提出了自已的意见。在这些与会者中，郑仲兵、徐友漁、阎长贵等诸位先生是我近年来与之交往过的朋友，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文章都是令我赞赏的；其它的与会者虽然未曾相识，但也久闻其大名，都是一些在学术上有独立见解、有成就的人，如张思之律师和学者李洪林，卢跃刚等人，我早就拜读过他们的不少文章，都是令我敬佩的。

　　郑仲兵先生在座谈中首先声言：“今天邀集朋友们来评说三十年前出台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意在回顾和反思那段历史，自然是不带任何政治功利目的的纯史学意义的民间自由讨论，请大家随意发言”。与会者中多数已是花甲或古稀之年的老人，由这样一些老人们参加的学术讨论会，当然是不可能有什么政治功利目的，有的只是一颗赤诚的爱国、爱民之忠心和救党之善心罢了！

　　纵观与会者们研讨会上的发言，涉及的内容是多方面的，都是诚恳的、合乎历史事实的善意忠言，概括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1、1978年12月，中共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屆三中全会”；1979年1月至4
　　月，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中宣部长的胡耀邦主持召开了理论工作务虛会，以实践是检驗真理的唯一标准，以及党的理论、政策、是非的标准等问题，对中共建政30年的历史，特别是十年文革，以及毛泽东应负的责任问题，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和总结。这两次会议可以说都是中共历史上仅有的生动活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会议，是中共有史以来划时代的伟大进步。

　　如果真正按照这两次会议的指导思想行事，《历史决议》绝对会是另一种样子，会是一个忠实于历史的、实事求是的文件。然而，在胡乔木、邓力群等人的鼓噪下，在邓小平的指挥下，把胡耀邦的正确所为看作是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他多次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腰斩了理论务虛会和思想解放运动，取消了民主表达自由思想的“西单民主墻”，抓捕了魏京生、傅月华等人，取缔了从反对“四人帮”暴政而自发产生的民间组织和刊物。

　　《历史决议》就是在此种情况下，由邓小平親自指挥，排挤胡耀邦等人的正确领导而产生的，与三中全会精神——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悖谬的。

　　2、《历史决议》实际上是在人为制造历史。为什么要造出《历史决议》？“决议”就是要人服从，让思想服从决议，这是不可行的。实际上《历史决议》就是要继续维护毛泽东的独裁专制权威，同时要树立邓小平新的独裁专制权威。

　　1945年中共七大时在延安通过的那个《关于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就是为了把毛泽东的地位正式树立起来；1981年通过的这个《历史决议》，则是要把已经垮掉了的毛泽东重新树立起来。因为毛泽东是中共一党专政的化身，要坚持一党专政，就必须维护毛泽东这座尊神的形象。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其实就是毛泽东的衣钵，是中共的传家宝，和贾宝玉佩戴的那块“通灵宝玉”一样，是万万丢不得的。邓小平虽然两次被毛泽东打倒，他的内心里不可能对毛泽东沒有怨恨；但，他深深懂得，在毛泽东的威信彻底崩愦之后，在三中全会确立改革开放方针之后，如果不赶紧祭起毛泽东留下的传家宝，摆脫了毛泽东阴影的中国人民就会进一步摆脱一党专政，走上自由民主的大道。所以，他才在三中全会闭幕刚刚三个月之后，就发表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这些讲话没有一点新的东西，全是毛泽东的遗产。

　　决议的整个起草过程，邓小平一直抓得很紧，多次向起草组面授机冝。他唯一念念不忘的，就是“毛泽东的旗帜不能丢”。在决议里虽然不得不否定文革，但却多方的在粉饰毛泽东。邓小平要继续髙举毛泽东的旗帜，树立毛泽东这尊“圣像”，让人继续膜拜，实际上就是要把邓小平的“圣像”树立起来，由他来继承毛泽东独裁专制的绝对权威。

　　3、《历史决议》对历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或叙述片面，或予以歪曲，或公然迴避。
　　如：关于抗日战争那段历史的说法根本有违事实；对抗美援朝则只字不提；对1958年的那段历史，不说“三面红旗”这个“纲”，按“目”分述，又略去发动“大跃进”，强建“人民公社”的动机及其危害后果；对三年大饥荒饿死四千万人的惨痛历史竟敢勾销，刘少奇说“人相食，要上书的”；思想领域里的反胡风、反胡适、反右、反右倾，以及镇压反革命中乱杀人等等，决议中不是走了样，就是迴避了事。因此，可以说这个“决议”实际上是“邓记‘决议’”。

　　4、《历史决议》指出：“历史已经证明，‘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发动，被
　　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段42个字的决议，除“领导者错误发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是符和历史事实人们无异议外，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则是值得质疑探讨的。

　　所谓“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人所皆知指的就是林彪、江靑“两个反革命集团”，毛泽东
　　能被他们利用么？毛泽东一生明察秋毫，从不上当受骗；说毛泽东为林、江利用，并无根据。文革中的所有“决策措施”都是毛泽东親自作出的，无一是林、江作出的。是毛泽东充分利用了林彪的军人集团和江靑的笔杆子队伍来达到他的政治目的，倒是真实的。

　　文革开始之时，全国处在一片混乱之中，那时林、江“两个集团”并不存在。如“江靑集团”中的主要成员，在1969年4月中共九屆一中全会上，江靑、张春桥、姚文元才成为政治局委员，而另一成员王洪文那时还是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在1972年9月才由毛泽东调到中央工作的，可见这个“集团”在文革开始全国大动乱之时是根本不存在的。而林彪“集团”文革开始之时也并不存在，是在1967年通过“513”事件成立军委办事组才开始形成，但在1971年9月即覆灭。这两个“集团”在文革中虽然都罪行累累，罄竹难书，但文革中最主要的罪恶则是由毛泽东的独断专横、胡作非为、和他那邪恶思想指导下所造成的。

　　5、11月13日，老党员、离休老干部何方先生致郑仲兵的信中说：“……我在做出《决议》的当时，就在几次有关的会议上提出过批评。我认为这次《决议》和延安的《历史决议》一样，都是为了搞个人崇拜。那次是确立对毛的个人崇拜，这次则既捍卫对毛的崇拜，也制造对邓的崇拜。其实在坚持专制独裁制度和实行独断专行上，邓小平就是第二个毛泽东。而且在六四镇压、教训越南、一手板倒三个总书记（华、胡、赵）和指定两代接班人问题上，邓还超过了毛。但我以为对邓还可一分为二，对毛就谈不上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看，毛几无什么贡献，多为负面影响。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饿死三四千万人，发动文革等，足以使他成为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这些学者们在交流会上发表的意见，是多么诚恳而实事求是啊！笔者十分认同和赞赏他们的意见。


　　二、


　　对于这个《历史决议》，笔者除赞同与会者们的意见外，也想在此补充某些看法，表明自己的初浅见解，供朋友们参考，并请批评教正。

　　1、所谓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否存在，是值得质疑与探讨的。笔者认为，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首先是这两个集团并非是在文革一开始就存在的，其次他们反哪一家的“革命”？反什么呢？反对文化革命么？反对毛泽东么？这些都不是；那时是毛泽东親自发动和领导的“革命”，林彪、江青则是真正拥护毛泽东，为毛泽东发动的文革作乱而费尽心机、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既是毛泽东的“革命”，林、江都是站在毛泽东一边，为毛的胡作非为火上添油，助纣为虐，对毛泽东而言，林、江又属于哪门子的“反革命集团”呢？！

　　纵观林彪、江青两个集团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作所为，除了他（她）们乘文革之机而迫害过他（她）们认为是自己仇人的人以外，所有文革中的一切内乱，全国范围内的夺权，挑动派性斗争，武装“造反派”或者“保守派”，武斗，杀人放火，打倒一切，迫害从国家主席刘少奇到以下各级干部，迫害知识分子、文化名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那些原来已经戴帽的“地、富、反、坏、右”被诬之为“牛鬼蛇神”，这些人文革中所遭到的迫害都是令人发指的，如北京地区1968年8月的屠杀，1967年冬湖南道县、邵阳开始的大屠杀，1968年内蒙及广西的大屠杀，这都是反人类的屠杀。再有文革中经济的被破坏，传统文化和文物古迹的惨遭破坏，都是史无前例的。所有这一切与人们所理解的“革命”毫无半点关系。一切事实充分说明，毛的所谓“文化大革命”实质是革文明的命，革文化的命，革一切好人的命。而所有这一切，全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的，是毛泽东要当“世界共运的领袖”，为了他的独裁专制后继有人，在他死后不至被人鞭尸，他必须恨抓“阶级斗争”，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鼓吹“专政是群众的专政”……等等歪理邪说，在他的这些思想指导下出现的累累罪行，都应是毛泽东的巨大历史罪过。

　　毛泽东的这些罪过，是充分利用了林、江两个集团来达到他的罪恶目的倒是真实的。制造出林、江两个所谓的“反革命集团”，其目的为毛泽东的文革罪孽开脫罪责，用林、江“两个集团”作为毛泽东的“替死鬼”。事情就是这么明摆着的，所有从文革中走过来的人，对这些都是全然清楚明白的。

　　沒有什么林、江两个“反革命集团”，有的只是“毛泽东、林彪、江青反人类血腥恐佈集团”，因为他们都是一丘之貉的同一集团，是不可能分割开来的。文革中人们看的清楚明白，江青是毛泽东的夫人，在文革中她为毛冲锋陷阵，她所起的作用是任何人都无法代替的。在后来审判江青的时候，她直言自己是“毛泽东的一条狗“，狗是唯主人的话从命的，叫她咬谁岂有不咬之理。文革中大量的事实都说明了这一切。

　　而林彪向来是紧跟毛泽东的，早在井冈山时期和其后长期的共产革命斗争中都是如此，特别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斗围攻长春的战役中，十多万长春百姓被活活饿死，林彪是罪责难逃的。毛泽东取得政权后，林彪长期称病不出；但从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搞掉彭德怀，让林彪接替国防部长后，林彪效忠毛泽东的忠心再次表现出来了。从批判彭德怀起，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效忠毛的讲话，到后来的在全军大学毛泽东思想，选编《毛主席语录》，直到文革提出“四个伟大”，林彪给人的形象是“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他带动全国把毛泽东推上了神坛，自己则成了毛的“親密战友”、“接班人”和“副统帅”，文革一开始就步步紧跟毛泽东，好话说尽，坏事做绝。这些不都充分说明了他们是同属一个集闭的同伙么？！

　　好在林彪的军人集团一伙人，特别是林彪本人，从1969年的中共九大以后，对毛泽东的独裁专制本质逐步有所认识，最终走上了反叛毛泽东之路，他的《五七一工程纪要》就是最好的说明。虽然他最终斗不过毛泽东，被逼出逃戟折外蒙温都尓汗而丧命，但他的反叛精神是有可取之一面的。他的那几个大将党羽，像黄永胜、吳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在文革中也跟随林彪、毛泽东干了不少坏事，也是有罪之人；但在他们行将进入另一个世界之前，能和他们的子女说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毛泽东、江青、周恩来等人的一些重要史料，或是写回忆录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史料，都是可取的，受人称赞的。虽然他们觉悟得似乎太晚了，但觉悟了总是一件好事，比起江青集团来林彪集团一伙人要好多了。江青是一个至死都不认识的死硬份子，最后只有自杀来结束自己罪恶的一生。至于江青集团的一些马前卒，如像蒯大富那样的人，文革之初受压，被打成反革命，那是令人同情的，那时他的造反精神也是受人称赞的。但，他们后来被江青、毛泽东利用，干了不少坏事，据说他至今仍念念不忘毛泽东，不忘他那时“造反派领袖”的一段生涯，还在信仰毛泽东、吹捧毛泽东；如果这些属实，则实在是可悲而又可怜的。

　　2、关于文革的发动问题。《历史决议》的第（18）条中指出：“……这期间的错误，责任同样在党中央的领导集体。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但也不能把所有错误归咎于毛泽东个人。这个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江、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显然这是一段有违历史事实的结论，是在为毛泽东开脫罪责，是不符事实的结论。在毛独断专横的条件下，有谁能制止毛泽东呢？谁又敢于站出来制止毛泽东个人崇拜和专断作风呢？如果有的话，这样的人恐怕早就被毛泽东打入十八层地狱了。

　　文革是怎样发动起来的呢？是“林、江、康生这些野心家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毛的这些错误”才“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么？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文革的发动当然是有诸多复杂的原因和时代背景。但，归纳起来，毛泽东之所以要发动文革，主要是下述因素所决定的。

　　（1）、毛当政后一系列的罪错激起民愤，人民苦不堪言，动摇了他的独裁统治地位。为了巩固他的独裁统治地位，使他的政治对手不敢言他，在他的面前臣服，都成为像周恩来那样的奴才；也为了使他的个人崇拜永远继续下去，使全国人民都成为他忠实的奴仆；

　　（2）、吸取斯大林的经驗教训，死后不至被人清算、被人鞭尸；

　　（3）、斯大林死后，他要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大搞革命输出，高喊“解放全人类”，大搞“反帝”、“反修”，要使北京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

　　（4）、为了大树特树他个人的绝对权威，为了他的思想能在中国乃至世界永远传承下去，永远由忠实于他的人执掌中国的统治权。

　　当然还可能有别的复杂因素，但，主要就是以上几条则是无疑的。

　　为了这些，他必须要找到一种办法才能到他的目的。经过相当长时间的思考，这种办法他终于找到了，这就是自上而下的层层发动群众，鼓吹“造反有理”，“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才是导致发动文革的真正原因。如果不是这些原因，如果不是毛泽东的自我所为，再来几个林彪、江青、康生一类的野心家，不管他们怎么样的利用毛的错误，文革运动也是不可能发动的。

　　3、《历史决议》的第（27）条指出：“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他的“功绩远远大于他的过失，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这同样是一段不能令人信服的结论。

　　如果说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具有爱国爱民的思想，立志唤醒民众，为民富国强而热心于社会变革，那倒是真实的话；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共产主义的幽灵徘徊到神州大地后，毛泽东从列宁、斯大林那里接受了被他们修正了的马克思主义后，特别是他上了井冈山后，一系列的共产暴力革命就值得质疑和讨论了。如果对这些我们姑且先不论的话，就算他是“建国有功”吧，因为人民希望结束战乱，建设国家，以便过上和平幸福的安宁生活，对胜利者一方总是寄予希望而拥护胜利者的，这种願望是完全在情理之中，是可以理解的。但，取得政权后的毛泽东，早就把他在夺取政权前的种种诺言抛到九霄云外了。从1950年起，他的一系列所为，诸如土改、三反五反、统购统销、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对农业和私人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肃反、反胡风、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大饥荒、农业学大寨、四清、直至文革，有哪一件不是在中国的胡搞折腾、害苦了中国人民？！所有这些，充分说明毛泽东是毫无功绩可言的，有的只是民族的历史罪人吧了。

　　连马克思自己都不承认的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至死没否认自己是撒旦传人，魔教使者，又何来毛泽东这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呢？！而所谓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同样是子虛乌有的。他的所谓“革命”就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就是“共产暴力”，就是“武装夺取政权”，这就会造成连续不断的內乱，对百姓们只会是灾难而无任何好处可言。而所谓的“战略家和理论家”，也是不能成立的。难道他在抗日战争中指示他的部下要“保存实力，不要替蒋介去抗日”，甚至批评彭徳怀将军为抗击日冦而发动的“百团大战”，以便其后内战夺权，这就是他的“战略”吗？取得政权后为在国内大搞“共产试验”而进行的一系列误国害民的胡作非为；再有什么“三个世界的划分”，输出革命，号召亚、非、拉的人民团结起来“反帝、反修”，要“解放世界人类”，他要成为“世界共运的领袖”……等等，这是害苦了中国人民，也害苦了世界上一些国家和人民的“战略”，这样的所谓“战略”是绝不可取的。再说他的所谓“理论”，不就是他的思想成了“当代马列主义发展的顶锋”，不就是“阶级和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专政是群众的专政”，“造反有理”，“均贫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阴谋”与“阳谋”……等等的一套么？事实证明这都是误国害人的歪理邪说，是绝对称不上什么“理论家”的。

　　无数的事实充分地说明，毛泽东充其量是一个“农民造反者”而已，和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造反领袖如李自成、张献忠、洪秀全等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一旦取得政权后，就成了一个迫害狂，成了一亇更为独裁专制的统治者，一个沒有人性，专搞阴谋，专横拔扈而又极端腐化的暴君，这些倒是真实的，在许多地方毛泽东胡作非为更要超过他的前辈造反者。


　　三、


　　《历史决议》中的一些问题是值得质疑与探讨的。实事求是的把这些问题讨论清楚，对当今不论是政治体制的改革还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都是大为有益的。

　　中共“十一屆三中全会”后，新的执政者改掉了毛泽东的贫穷社会主义，否定了他的“阶级斗争”，政治上也作了某些改正，特别是经济上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迅速增长，已成了当今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市场繁荣，人民的生活水平大为提髙，彻底摆脫了毛泽东时代人民受饥挨饿的苦难生活。这是世人有目共睹的，是中共有史以来的伟大进步。

　　辉煌的成就人们应该看到，并且会为之欢欣鼓舞；但，当今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则是我们更加要清楚认识到的，并要力求彻底的改正，这个社会才能不断的前进。

　　当今的中国社会存在哪些问题呢？从各级领导者到广大的普通民众，大概都会看到当今社会存在的种种问题。诸如：贫冨两极的悬殊分化，贪腐橫行漫延，买官、卖官随处可见，官商勾结、官黒勾结侵吞国有资产，侵害民众合法权益的事件屡屡出现，环境的严重破坏，群体性骚乱事件频发，天灾人祸频发，各种刑事犯罪和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居髙不下，走私犯罪、制假贩假屡禁不止，黄、赌、毒泛滥成灾，诚信危机，道德滑坡，一切向钱看已到了最缺德的时候……等等。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严重地影响着社会的和谐与进步，是令所有的中国人都会为之深思与忧虑的。

　　面对当今中国的种种存在问颐，有学者指出“中国又走到十字路口”了。回顾晩清戊戍政变时，辛亥革命时，毛泽东夺权成功建立新政权前夕，莫不都是如此的。而今30多年的经济改革开放，使社会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但主要还是限于经济上的改革，政治上的改革却滞后，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历史似乎又到了一个关键时刻，中国应当奔向何方呢？

　　早在2007年上半年，上海学者沙叶新先生就曾写有一篇《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文章，标题虽有些耸人听闻，但内容却是实在的，并且说理有据且充分。下半年，又有十七位前部长联名上书党的十七大，其中也说“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这种说法和主流媒体的说法显然是相反的。然而这些看法却是真实可信的，与主流媒体那种“形势大好，处处莺歌燕舞”的宣传，百姓们早就看多了、听惯了，是不会有多少人相信的。

　　面对当今社会现实存在的这些问题，当然是要严加治理和解决的，好在当今的执政者们都反复強调了要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出台了不少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决定条例之类的，也在实实在在的着手解决这些问题，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就。

　　然而三十多年来各种问题却依然存在，有的并有愈演愈烈之势；因为长期以来虽然做了不少工作，但那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总也不可能彻底解决，这是不足为怪的。

　　笔者认为，要彻底解决当今社会中存在的各种问题，唯有重新审视《历史决议》，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才有可能的。这就要祛除某些人大喊的“六不搞”，建立真正的宪政民主体制，让司法真正独立，开放报禁，让人民有真正的言论自由，形成有效的舆论监督机制，各种存在问题才有可能彻底解决的。

　　要真正做到这些，当前最主要的是应该集中一切力量深入彻底地揭毛批毛，因为毛泽东和他的歪理邪说是所有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这些存在问题不能彻底解决的根本原因。只有把这一问题解决好了，把毛批倒批臭了，使毛的头像下墻，腐尸出堂，一切问才会迎刃而解。否则是永远也解决不了中国存在问题的。

　　要深入揭批毛泽东，当前遇到的阻力是多方面的，也是十分顽固的。这种阻力除了来自乌有之乡那些毛派分子以外，他们极力为毛泽东歌功颂徳，公然提出要“打倒现代的走资派”，要“为文化革命平反”，要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甚至呌嚣“还我江靑”，“还我春桥”，公然支持焚烧南方报系出版的杂志报纸，公开集会串联、游行。他们的人数虽少，但影响却是十分广大而深远的。

　　除此而外，这种阻力还来自广大不觉悟的民众。当今许多人面对社会的腐败现实和种种存在的问题，他们对当今的社会现实极为不满，因而怀念毛时代，认为现在“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呢”。这种看法当然是根本错误的；但，他们的这种思想也是有可以理解一面的，那就是他们对现实社会有诸多不滿，因为当今的社会存在的问题实在是太多了，不能令广大的百姓们满意。许多人尽管碗里夾着肉，嘴上却在骂娘，这是应该思考的一个实际问题。

　　应该看到，当今社会不管存在多少问题，比之毛时代都要好多了。起马大家都有饭吃，绝对不会再有人被饿死的；现在的市场繁荣，各种商品堆积山；再也不会担心搞政治运动挨整被批；再也不会是公社化那样的农奴了……。还可以举出很多实际的事例，毛时代能有这些么？那是根本不敢想像的。从毛时代走过来的人，都会记得那时的悲惨情景，在公社的军事化组织里，造田造地，修水利，大炼钢铁……等等，不但毫无报酬，还得像牛马般的被奴役，运动来了还得当心挨整，缺吃少穿，买什么都要凭票证供应，到处都有人被饿死……，还有许多方面，在此无须一一再举了。只要想想毛搞的那一个接一个的政治运动，至今仍是使人后怕的。只要想想这些，怎么能说“现在还不如毛泽东时代呢”？是绝对不能这样说的。

　　这种阻力还来源于文革的余毒，因为至今为止，文革中的许多许多罪错尚沒有彻底清算和批判。更有长期的封建思想在毒害和影响着中国人民，使许多人奴性十足，习惯于做奴隶，任独裁者奴役而不思改革进取。这些都是深藏于中国人思想中的大敌，不把它彻底清除，深入揭毛批毛是谈不上的。

　　从历史和现实的经验中，中国人民深深地懂得，揭毛批毛是时代进步的大势所趋，是中华民族的迫切要求。中国要进步，毛泽东是绕不过去的。只有彻底解决毛泽东的问题，国家和民族才有宁日，百姓们乃至官员才有宁日，社会才能不断地迈向前进！

　　学者茅予轼、辛子陵，作家铁流，他们都是揭毛批毛的时代先锋，为中国人民树立了好的榜样。还有刚故去的南京大学髙华教授，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李锐、何方，以及其它许多海内外专家学者们……等等一大批人，他们都是时代的先知先觉者们，在揭毛批毛上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是难能可贵的。所有这些先知先觉者们，都是值得所有中国人学习的。只要大多数人从思想上真正认识到了，都敢于站出来揭毛批毛，毛的头像定会下墻，腐尸出堂，他和他的思想定会成为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中国就会永远向前迈进了。

　　2011年12月下旬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