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大西洋月刊》2011年12期报道，世界著名经济调查研究机构——“麦肯锡全球研究所”最近公布了对世界财富（包括全球股市、保险基金到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的统计分析报告。
根据这项最新报告，截至2010年，人类全部财富加起来共计约198.1万亿美元。在这约200万亿财富中，其中将近80%为西方发达国家所拥有。这非常符合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提出的不平衡法则，即20%的人拥有80%的财富。
美国和西欧的家庭财富占全世界家庭财富的将近60%，占全部世界财富的1/4。毫无疑问，他们是人类世界中最富有的家庭。
中国人口占世界人口的20%，家庭财富占全世界家庭财富的7.6%，占中国总财富的1/3。一般西方民主国家的家庭财富占到该国财富总额的一半左右。中国国民目前人均收入是1090美元，位居全球第100位。相反的，中国大学的学费位居全球第一，相当于一个农民家庭不吃不喝41
年的劳动所得，是世界学费第二高的日本的3倍。
养老金、保险和慈善事业等构成的社会福利中，美国、西欧和日本共计拥有44.6万亿美元，占世界福利资产的84%；中国以世界20%的人口，拥有世界福利总额的2%，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0。中国政府在民生福利方面的支出明显偏低，2009年全国财政收入6.85万亿元，医疗、教育、社保、就业支出占比仅有14.9%（相比之下，美国这一比例达到61%）。这从接连不断的校车惨案与公车挥霍可以得到清晰的印证。中国卫生部副部长黄洁夫说，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1600亿，中国目前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
1978年国家财政税收相当于3.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或者相当于8.5亿农民一年的纯收入；1996年的时候达到一个最低点，只要3亿8千万农民一年的纯收入就可以支撑政府的财政税收，但是2009年这个数字上升到12.3亿农民的纯收入，达到5.1万亿。2011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超10万亿元，占GDP的近23%。若按照13亿人平均计算，相当于每人纳税约8000元，约等于4.3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而如果以今年农民的纯收入作为基数，则相当于14亿农民的收入。从明中期到晚清，中国的财政税收基本是国民收入的3%左右，乾隆中期朝廷的财政收入在5000万两银子上下，相当于今天的95亿元；到晚清，朝廷收入是8000万至9000万两银子，不到今天的200亿元，跟今天国家一年3.9万亿的财政收入比，当年的朝廷开支还抵不上零头。
根据财政部公布的数据，2009年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总共是6千亿元，等于是国家总开支的15%，等于GDP的
2.4%，当然这些福利基本全部投入到城市而不是农村地区，而以老干部为代表的黑领阶层又是这些福利的主要针对群体。美国2009年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就业福利上的开支是1.5万亿美元，占联邦政府总开支的61%。
据另外一种统计显示，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各主要西方发达国家政府的国民福利开支一般占本国政府总支出的1/2到2/3，占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NP）的20%~30%。而相比之下中国2009年中央财政中的社保支出、医疗卫生支出、教育支出分别为7.6%、2.7%、
4.5%，中国整体国民福利水平与西方民主国家几乎不可同日而语。中国近30年高速发展，一方面得益于全球化体系带来的后发优势，另一方面来自所谓的“人口红利”。随着老龄化中国的过早来临，未富先老的中国在养老保险制度方面捉襟见肘漏洞百出，这势必给中国的持续发展带来重重危机。
以央行为主的政府资产总额中，中国政府遥遥领先，以4.3万亿美元成为全球最富有的政府；如果加上中国国有银行和国有企业，那么中国政府的财富还将翻上两番，占有全国财富总额的绝大部分。相比之下，美国等民主国家的政府财富仅占全国财富总额的4%左右。从这一点来说，中国无疑正走向“社会主义”的反面——国家主义；相比之下，藏富于民的美国西欧则更像社会主义。不幸的是，中国政府的行政支出占到财政收入的20%，是日本的10倍，是美国的两倍。2011年9月14日的《郑州晚报》报道称，4月11日至5月9日，湖北省委第六巡视组在贫困县秭归花费80万，相当于200多当地农民全年收入。其中，仅礼品一项就高达113477元，包括每人一件900元的衬衫，2600多元一件的运动服，400多元一双的当地特色布鞋，还有脐橙、茶叶等。
世界银行2009年底发布的一份中国经济报告指出，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长了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仅增长了1.4倍，农村居民的纯收入则只有城镇居民的1/7—1/3。中国2011年的财政税收将达到10万亿，相当于5亿城镇居民一年的可支配收入，这些钱都是被谁用了？陈志武批评道：“中国的钱美国可以用，非洲可以用，朝鲜可以用，官员可以用，官员子弟可以用，二奶可以用，私生子可以用，唯独老百姓不能用。”
中国目前仅失地农民就达1.27亿左右，接近总人口的10%，而实际失业率应不低于这个数字。与福利支出严重偏低形成对比的是政府用于镇压的“维稳”支出：2011年维稳费用的预算为6244亿人民币，比上年增加了21.5%，且超出了中国2011年公开的军费预算6011亿元人民币。
据胡润中国富豪排行榜，中国个人财富超过10亿美元的超级富豪达130人，仅次于美国的359人，财富超过150万美元的富豪，达82.5
万人。根据世界奢侈品协会2009年的资料，中国奢侈品消费额94亿美元，占全球的27.5％。这一比例仅次于日本，远远高出中国人口所占份额。这说明中国富人总数并不低，虽然中国财富只占全球财富的8%。“贝恩资本”日前发布的报告中称，2011年中国奢侈品消费增幅达25%-30%，首度破1000亿元人民币，约合157亿美元。2012年中国奢侈品贸易和消费将超日本成全球第一，同时中国的豪车拥有量也仅次于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只是一个奢侈品消费大国，而不是奢侈品生产大国，这些奢侈品几乎全部来自从西方进口。
作为世界工厂，中国制造业属于技术低端的加工生产；准确地说，是世界加工厂。前商务部长薄熙来坦言，中国要出口1亿条裤子才换回美国一架波音747。对中国来说，只有中国制造没有中国创造，离开了西方的科技支持，中国制造亦无从谈起。据说全世界每年申请的发明专利，美国占40%强，中国不到
1%。中国是世界最大的皮包和服装生产基地，但中国没有LV、古驰和阿玛尼。法国经济学家雅克·阿塔利在《国家的破产》一书中如此鸣不平：“月入不足
1000欧元的中国人，却将省吃俭用的血汗钱供养着收入10倍于己的美国人。”在世界各国人均工资中，德国30美元/小时，美国22美元/小时，泰国2美元/小时，中国只有0.8美元/小时，居世界倒数第一；如果按每年劳动时间比较，荷兰1389小时，美国1610小时，日本1758小时，巴西1841小时，中国为2200小时，居首位。
人类发展史也是财富的增长史。财富与财产的不同在于，财富是一种总体概念，财产则属于个人。财富是一个国家和社会共同创造的。人类社会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向前演进，最终趋向文明，因此产生了政治。所谓政治，其实就是就是财富的分配方式。如果说财富是一个社会共同的财产，那么这个财产的瓜分就是政治。历史证明，一个国家的崩溃，绝对不是经济最差的时候；一个国家出乱子，恰恰是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没有解决好利益的分配和改革问题，从20年前苏东崩溃到今天的阿拉伯之春都是。
如果把财富比作蛋糕，财富分配的过程就是切蛋糕。大体而言，蛋糕有两种切法，一种是公平的，尽可能地照顾到不同的人，使蛋糕的价值实现最大化；一种是不公平的，有人得到太多，有人得到太少，甚至一无所获，前者挥霍浪费，后者饥寒交迫。依靠垄断的国家力量，政府本来是切蛋糕的人，如今已经坐大成为蛋糕的拥有者，创造财富的民众则沦为得不到蛋糕的乞丐，这就是国富民穷，或者说国进民退。
无论“殷革夏命，周革殷命”，无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所谓革命也罢，进步也罢，人类发展的所有目标都是为了自由和民主。所谓自由，所谓民主，其实只是为了得到蛋糕的所有权。民主的终极其实还是税收问题。荷兰的建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从政府征税问题引起的。既然民众创造了蛋糕，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政府只是一个切蛋糕的操刀手而已。陈志武指出，中国政府是世界上最昂贵的“刀手”。从1995年到2010年，如果把通货膨胀的影响去掉，政府预算内财政税收（不包括更大的预算外收入，比如各种非法收费和罚款），在这15年里翻了10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除去通胀大概只增长了2.2倍，农民收入只增长了1.7倍。
中国以食为天，却没有蛋糕这种食物。蛋糕切到怎样才算公平？在西方传统中，蛋糕的人总是总后一个吃蛋糕，而他只能挑其他人剩下的那一块。中国人没有发明蛋糕，更没有发明蛋糕的切法。在西方人看来，没有蛋糕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不会切蛋糕的中国更加不可思议。蒋方舟在《纪事中国2011》的末尾写道：“中国人来了，勤劳能干得让全世界汗颜与惊恐。两个意大利记者穿越亚平宁半岛去寻访中国移民，写下《中国人不死》的书，他们眼中的中国人只工作、不生活、机智努力、封闭乐观、死而后生、永生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