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达沃斯论坛聚焦中国——
“暴力革命”还需要吗？

（广州）巩胜利

　　2012年欧洲最丰盛的思想盛宴达沃斯论坛挥手而去。这是在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三年后、欧元主权债务最严峻时刻召开的一次国际盛会。然而全球金融海啸三年挥之不去、爆发第一次金融海啸时，中国大规模经济刺激政策被视为全球的“救世主”。转眼进入2012年，商业和经济精英汇聚达沃斯，全球最最富庶的欧洲和美国正冷静、另眼的看待中国崛起，认为中国充满希望和机遇，但也有更大的可能在中国意外遭遇不快——因为中国毕竟是一个典型的人治国家，“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正在中国遭遇最严峻的冲突、挑战和悖论。2011年，中国GDP总量为人民币47.1万亿元（约合7.4万亿美元，正好是美国同年GDP的一半），全年GDP增速为9.2%，名义增长高达17.5%。

　　2012年度达沃斯论坛上对中国有普遍看法是：“中国让人欢喜让人忧。人们主要担心有两点：一、是中国经济仍过度依赖出口，还是在‘出口创汇’的漩涡中，这中国全球受冲击；二、是中国楼市现依然危机四伏。这个问题真是很微妙，因为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在挤掉泡沫的同时，不给其它经济领域带来伤害”。在中国房地产市场，却“熊掌与鱼可以兼得”，有这样的“市场经济”玩法吗？2012年，中国经济料将持续增长，增幅仍可让全球多数国家羡慕，但中国经济可能无法“软着陆”，与欧元区危机加深和美国经济复苏疲弱一样，此次成为达沃斯论坛热议中国的风险。正所谓：一花独放还是春天吗？

　　2012年参加达沃斯的多数经济学家预计，2012年年中国经济增幅是8%或者更高，较之去年的9.2%有所放缓，但符合中国引导经济增长以及出口主导向可持续发展转型的目标。中国拥有全球最大外汇储备，财政收入还在持续高速增长，税收为全球主要国家之最，信贷宽松存有空间，因此应对欧洲或衰退及市场低谷时，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但中国货币依然是全球大国的尖端，汇率依然不能象大自然那样自由——成悬河，“人民币国际化”一直都清晰的路向、明确的现实目标。


市场经济地位与自由汇率


　　中国龙年面临的挑战将十分艰巨。如，即使中国政策从收紧转向促增长，仍可能低估了楼市引擎放缓的影响，以及欧洲深陷债务危机对进口需求的冲击。中国面临的另一隐忧是，楼市繁荣及大规模修建基础设施建设时，地方政府积累的负债。有评论认为：“这是一个‘未知的不确定因素’。每个人都知道它的存在，但没人知道具体的威胁是什麽”。于是，中国经济生成两大根源性问题：

　　一是、欧债务风险意味着，中国不太可能再次出台4万亿元规模的刺激方案。数据显示，由於中国存在规模料为1.6万亿美元的“影子银行”，有关部门难以有效影响经济活动，挤掉非监管借贷形成的资产泡沫。另外，由於经济增长放缓，许多经济学家称，中国经济增幅必须保证8%，才能让城市有能力接纳数百万计的农民工，并维护社会稳定。中国党、政府运行是所有国家中成本最高的，仅中共党这一块，就是全球绝对是没有过的。党、政府运行成本高企，那么“西方企业面临在这些地区的最大风险是不敢参与，对中国大市场形成、阻碍担忧过多”。

　　另一是、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经济未来的根源问题。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简称WTO)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上周四表示，人民币汇率被明显低估，但低估程度还不清楚。拉米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的小组讨论环节中做出以上表示。不过他今日破例称，人民币币值被低估已形成普遍共识，问题是被低估了多少。他表示，人民币币值大幅重估将对中国央行的资产负债表产生重大影响，因为中国央行持有美元资产，但国内负债都是以人民币计价的。

　　美国为人民币汇率，从小布什到奥巴马已经经过了八年多的长期奋起抗战。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Timothy Geithner）周五（1月27日）在达沃斯论坛上表示，中国在允许人民币升值方面做得还不够，人民币汇率应更具弹性（退一步讲，如果人民币不能归为“自由汇率”的体制，将面临全球主要国家的长期、不懈的斗争）。盖特纳表示，由于中国对某些关键的进口产品实施补贴，并人为的压低人民币的汇率，这些行为都为全球贸易体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中国对其人民币汇率进行调整极为重要，并应该撤销对这些出口产品的提供补贴”。中国人民币，不是中央政府的专业金融、货币管理机构在运行，而是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9个常委们在定夺、运行。

　　盖特纳再次强调称：“我希望中国在汇率弹性上做得更多，并加快脚步”。这句话，不是在说人民币如何升值，而是讲人民币何时能够坦然的进入“自由汇率”、与大多数国家的货币汇率那样。

　　此次盖特纳更指出，中国汇率几乎从所有基本面指标来看仍过低，需要随着时间调升。无论如何，人民币汇率低于正常水平已经有一段历史时间，人民币汇率在未来需要相对美元、欧元和日元升值。美国财长盖特纳还表示，美国仍旧面临来自金融危机的重大挑战，需要对其进行修复，这可能要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并指出，美国财政问题令人生畏，但是几乎所有主要经济体都在可控范围内。在谈及欧洲经济形势时，盖特纳表示欧洲需要更强大且更具可信度的防火墙。若欧洲致力设立更有效的防火墙，预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成员国将支持其努力。


国家法统与体制的悖论


　　摆在全球各国、特别是“市场经济地位国”面前、一个绝对不争的事实是：绝大数国家贸易都难以大盈利，而唯独中国一花独放、长期大盈利？这公平公正从何、从哪里来？中国党政运行是全球大国中，体系最庞大（中国党、政分别设置各自运行，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中构架层次最多。中央，省、直辖市、自治区，副省级州、市，地市级行署、地区、地级市，县、区，乡、镇等有7级双重构架，通常的“市场经济地位国”只有3级、最多不过是4级政府构架。以新疆、西藏、甘肃、青海、云南、内蒙古、宁夏、湖南等构架最多、最繁杂，象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内，就有5级行政构架在重叠并行。中国还包括工青妇、协会、文联、作家协会等等等一概都是国家财政所负担）、成本最高，而唯独中国贸易却大面积、大规模盈利，它国却大部分都是负盈利，为什么？

　　有“法制国家”根源新论认为：①在政治上、一个国家是靠“暴力革命”来取得、延续、维护政权权力，还是以全体公民来建树这个“法制国家”，还是用公民投票授权来决定国家权力上与下？②在经济上、货币是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源动力，若这个国家的货币不能与当今全球主要国家所兼容，那么这个国家时时刻刻都面临着岌岌可危的打击，这便需要深刻金融、货币的重大变革；③、在政党建设上，中国100年以来，不管是中国共产党、还是半个世纪以来的中国国民党，都有着一样“暴力革命”夺取政权、成功权力的本源意义。但国家政权就靠“暴力革命”或夺取、来维持能行吗？④还有，中国军队是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而不是中国国家建制的军队；⑤中国面临著美国主导的TPP（指亚太约14个国家成立“自由贸易区”规则）的全球性经济、商业革命。凡此种种等等，这都为全球各国缺乏动力者埋下了无穷的后患，全球各国都值得非同寻常的镜鉴、审视和社会实践。


巨额外汇储备怎样出路？


　　如何善用中国3.2万亿美元外汇储备？是近来全球性热门话题。美国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RichardLevin，又译成莱文)则建议，其中1万亿美元应该大力投入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将有助释放出中国过高的储蓄率，同时又不会加剧通胀。

　　WTO总干事拉米指出，全球要作好准备，有越来越来多中国企业到海外并购，中国资金向海外流动，不论是国家财富还是个人财富，会带来了政治上的波动，他希望尽量减少这对贸易的影响，有些言论针对中国收购资源，指中国正在外国实行更多的殖民主义。耶鲁大学校长理查德-雷文建议，将1万亿美元外储投入中国的社会保障，因为现时主要矛盾是中国储蓄太多，美国人储蓄太少，要在中国建立非常好的社会保障机制，因为三分一人口到2050年要退休，但只有一半的劳动人口被纳入社会保障机制，导致中国人储蓄率太高。摩根士丹利亚洲非执行主席、耶鲁大学教授罗奇，他的想法与耶鲁大学校长不谋而合，同样建议外储内用，但可以投入内需市场，理查德·雷文在回应时补充说，用在内需会刺激通胀，但如果用在社保就能避免加剧通胀压力。中国社保是一个大坑，62年来一直都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机制。

　　　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点正摆在全球人类面前。自2008年9月15日金融海啸爆发三年以来，对美元的质疑此起彼伏，“美式金融帝国”的金字塔体系正发出一阵阵裂缝撕开的爆裂声。1929年代，世界被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玩家们拖入“大萧条“的深渊。今天，历史又重现了可能危机会的重大困局吗？当年的美国只有一亿人口，国民生产总值只有104.4（单位10亿）美元（见1999年版《美国大萧条》AMERICASGREATDEPRESSION一书，作者：美国莫里·罗斯巴德Rothbard,M.N.附录：“1929-1932年的政府和国民产值”章节）而到2010年底，美国国民总收入（GNI)达到14600.8(单位10亿)万亿美元（见世界银行网站2011年公布），更何况2011年的美国国家债务已经与GDP相差无几。今日美国摔倒了，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痛楚。


跳出“货币拜物教”迷局


　　就像历史上发生的英国资本所带动的工业革命将人类带入机械化时代一样，美国资本推动了全球的信息化大革命，大大拓展了人类工业化的深度和广度，并为下一轮生物、新能源、太空技术的科技大跃进做了很好的铺垫。但是，全球资本追求无限增值和利润最大化的天然本性，总是不可扼制地将它由生产、研发的推动者、组织者，异化为整个经济体系循环的食利者、破坏者。人类的生产、社会的发展不能违背常识。货币与资本的牵引力量虽然是巨大的，但如果不能跳出“货币拜物教”的迷局，而让生产和生活完全落入“金钱奴役”和“债务奴隶”的桎梏，那么眼前的繁荣就不过只是幻人的烟雾。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本质上它必须是一种中介物，是商品、服务等人类劳动的标价符号。但是，基于货币流通的现代资本主义经济，把这个符号推上了“帝王”之位，致各国货币有差悬殊，一切任其组织、调遣和分配，也任其抽水、盘剥和榨取，这样的循环，发展到不加限制的程度，就一定会走到经济生活的反面，因为人类生产的速度永远赶不上货币增值的速度。

　　1971年之后，美元成为第一张全球各国化纸币，它比黄金这种金属货币更具灵活性，更具信用扩张能力。在强大的金融衍生品推动下，它开始以二进制的虚拟符号来不断彰显了国家的扩张、复制了自己，以维系那种似乎可以永不停歇的资本增值运动。华尔街的“金融魔术”之所以畅行世界各国，源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的国家信用，该信用建立在其他国家对美国独一无二的主权货币信心之上——美元只顾及美国的国家利益。美国海军学院教授托马斯·伯奈特说，“我们只用少量的纸币去交换亚洲地区丰富的产品和服务……这一切并不公平，当我们送去这些纸币时，我们必须要提供真正有价值的产品——美国太平洋舰队”。这话说得更明白些，就证明了市场“看不见的手”，是由货币“看不见的核心”去掌控的，而这背后的抵押物、资本、股票市场，则必须是“看得见的拳头”。

　　一个重要的、新历史转折点正摆在全人类面前。全球第一次金融海啸爆发三年多以来，对美元的质疑此起彼伏，“美元金融帝国”的金字塔体系正发出一阵阵裂缝撕开的爆断声。1929年代，世界被华尔街和伦敦金融城的玩家们拖入大萧条的深渊。今天，历史有可能会重复相似的困局吗？


中国新“实业救国”


　　据历史考证：中国在19世纪被西方击败之前，曾在亚洲构建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伴随着21世纪中国经济崛起和国家力量增强，有人认为这个体系可能获得“新生”。在美欧资本的“严冬”里，这暗示了一种可能性。今天的现实是：中国当下仍然是美元分工体系中的“打工族”，中国积累的财富总量依然非常小，却是辛苦钱，相对庞大13亿人口基数而言，这也只够是为了糊口。从历史经验上来看，“中国道路”“中国制造”能否走通、走好、走下去没有前车之鉴，但至少应该满足下述一些必要生态环境要件：

　　一、实业为本，应成为中国国家强盛之基石。来自达沃斯论坛的学者从血与火的欧债危机与战争中得出这样的教训，“成功的大国将是那些拥有最强大工业基地的国家”，拥有“工业实力、发明和科学实力的国家将战无不胜”，首相丘吉尔也说，参战国需要有完成任务的工具。其实，英镑风行全球三百年也无奈的丢掉帝国王冠，就是输在它有心无力。这种生与死的历史经验不可不加以镜鉴。

　　现在，美元也来到英镑同样的“生死抉择”。它从亚欧大陆“抽刀而出”后，将本能地回归“均势”外交思维，以“快乐的旁观者”自居，挑拨亚欧大陆国家内斗，以坐享渔翁之利。但如果它不能重塑制造业，也许就没有完成“均势”任务的工具和手段。近十几年以来，美元、欧元、人民币三足鼎力趋势陡现，尽管欧元面临着重重困境，但三元鼎立的格局依然无法改变。中国却毫无选择余地。实业领域不仅使国家力量强大之本，更是庞大的人口赖以生存、发展的生产部门。中国金融服务部门不可或缺，却总是少数人从事的行业，社会不可能靠击鼓传花的传销游戏来维持。中国能走美国“99%反抗1%”的邪路？

　　二、实业换资源，是中国推进全球化战略的新基本路径。中国制造业2010年已超越美国产值，排名全球第一，但中国制造业的结构以服装鞋帽、机械加工、电子类等日用产品为主，建筑业和大型工程是中国的强项，这也是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的部门。中国是一个资源严重匮乏的国家，石油、铁矿石等主要“工业粮食”，需要世界资源富集地区的支持，这天然构成了“实业换资源”的经济交流的条件。

　　实业和资源，是真实财富的父与母，实业国家和资源国家各取所需、各尽所能，共同推进“实业的全球化”，大大拓展人类工业化的程度和深度，扩大文明造福于大多数人的广度和规模，这是一种区别于英美富庶国家“军事-金融”占领模式的新路径，也是契合于中国国情和世界世情的现实路径。历史上有很多国家，力求将实业与资源结合起来，以规避英美金融垄断利益的干涉，却大多都失败、消失。比如，上世纪初德国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一战后德国与苏联，二战前德国与法国，以及战后欧洲法、德、意诸国与中东地区国家等，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做过相似的努力，而结局却都是臣服于英美金融利益集团，他们不得不忍受先是英镑再是美元，骑在实业、资源国家身上“敲竹杠”的局面。为什么？这就涉及中国需完成的第三个必要条件。

　　三、确立军事金融领域的独立自主。中国反对军事掠夺、金融占领的路径，但反对如果只是一种姿态，而无实力做支撑，那么这种形式主义就会变成实质上的自我嘲弄。“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力”。马克思的这句名言很有警示意义。英国人从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开始，就懂得建立包括军火大炮在内的高端制造业，才是开创未来的最得力的工具；而美国人从18世纪汉密尔顿发布《关于制造业的报告》开始，就明白要以国家力量捍卫本土市场。


人民币世纪新梦


　　今天，军工、航空、核能、太空技术等高精尖技术领域，不仅是科技进步和产业升级的巨大“牵引绳”，更是确保国内、国际经济平稳运行的“安全阀”，中国必须在这些高端研发和制造领域有所作为，才能避免晚清“猪肥了待人宰割”的悲惨命运，才能创建新的全球化模式。金融是一国经济的中枢神经和战略制高点，这一点不可否认。但是，英美的“金融全球化”，是以金融利益为本，实业最后变成“银行家的唐僧肉”，结果是吃肉的妖怪比能吃的肉还多，这怎么可能持续？

　　今日中国、已经通过首次全球金融海啸认识到实业救国的根源，金融必须为实业服务。金融业恰恰也只有依托实业，有效疏通实业、资源的互动与循环，当好这对儿“夫妇”的“媒人”，才能保持自身的可持续发展。因此，人民币绝不能重复英美老路，不能变成另一张英镑或美元。人民币要为中国人民负责，人民币还要为世界人民服务，这是中国维护金融独立自主的根本原则，也是中国作为实业国家，要为“货币之王”订立的新规矩和现实选择。

　　2012年1月30日，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正式印发《“十二五”时期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建设规划》指出，力争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此《规划》为实现人民币国际化和上海全球功能性金融中心“两大”中国国际金融战略设定了分步骤、分阶段的第一次制订了目标：力争到2015年基本确立上海的全球性人民币产品创新、交易、定价和清算中心地位，被业界纷纷视此为重大利好，也为到2020年把上海建设成为与中国经济实力以及人民币国际地位相适应的国际金融中心打下坚实基础。有评论称，这是62年来中国第一个金融、人民币“国际货币”之梦，但这个梦绝非中国自己独门造车就能造成，特别是“国际货币”之梦，这需要全球主要“市场经济地位国”来成全、举起“这一票”投给中国、才能促成中国“梦想成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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