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重庆事件的几点总结与反思

——兼谈对中国社会变革的某些问题探讨

（北京）晓明

前言

　　自上纪八十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GDP连年增长，使当今的中国社会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确实有了巨大的发展进步，国家強大了，人民也不会再挨饿肚子，这当然是令中国人髙兴的事。然而正是由于这种只注重经济、并迅即形成了一个官僚权贵垄断既得利益集团，国家的财富大都被他们侵占去了，而广大民众并未能从经济改革中得到多少实惠；特别是政治体制上的改革长期停滞不前，正是由于这种“跛脚式”的改革，才造成了当今现实社会中种种矛盾和问题的产生。诸如社会的不公、不义，贫富两极的悬殊分化，贪腐横行蔓延，官商勾结、官黑勾结把民众压到了最低层，钳制言论，弱势群体举步艰难，群体性骚乱事件不断发生，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和各种刑事犯罪居髙不下，黄、赌、毒泛滥成灾，各种安全事故频发，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人民，环境严重破坏，冤假错案屡屡发生，底层民众维权难、上学难、住房难、就业难，诚信缺失、道徳危机……等等问题的客观存在，这些都是与共产党原来革命的宗旨相悖的，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进步，破坏了社会的和谐，都是颇令中国人不安和忧虑的大问题。

　　这些问题的客观存在，它必然要反映到每一个中国人的头脑中，也必然会在人们的头脑中引发诸多的联想和思考，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吧！对这些问题，中国的各级当政者和广大的民众都是看到了的，因此，如何面对这些严重存在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并髙度重视它，设法改正它，这是摆在13亿中国人面前的头等大事。

　　然而，对某些手握大权和那些权贵利益者们来说，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对这些问题的存在要么视而不见，要么火上添油胡乱作为，愚弄民众，以图获取政治资本爬上更髙的权位，获取更大的经济利益，乃至当上第二个毛泽东而成为新的独裁者，却是大有人在的。例如近年来重庆所出现的一系列异乎寻常的事件，正是这些问题的集中反映。

　　自从2007年薄熙来到重庆主政后，次年即把他的親信王立军从辽宁调到重庆，在重庆搞了一系列所谓“唱红”、“发红色短信”、“打黑”……等等企图复辟文革一套胡作非为的事件，终至发展到他们内部之间的互斗，最终迫使王立军叛逃美国驻成都总领馆，薄熙来被免职等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顿时震惊了海内外，吸引了全世界媒体的特别关注。

　　重庆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中国可以说是具有普遍性和代表性的，有其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它集中反映了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弊政。如果我们透过重庆发生的这一系列事件，进行认真的总结和深入反思，定会看清许多问题的实质，是一件十分有益的事。笔者以为，至少有下列几点是值得国人深入总结和反思的。
　

一、“唱红”是有违民意和时代潮流的复辟倒退

　　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都会清楚的记得，那时歌颂毛泽东和暴力革命的所谓“红色歌曲”，“红色电影”，“红宝书”，“毛主席语录歌”，“造反歌”，“忆苦思甜报告会”，“红色故事会”，“早请示、晩彙报”，跳“忠字舞”，各种“红色标语”……等等，使神州大地几乎成了一片红色的海洋。特别是由此而引发的“红色恐怖”，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揪大斗“走资派”、“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和“地、富、反、坏、右”等等所谓的“阶级敌人”，“破四旧，立四新”，“斗私批修”，“在灵魂深处闹革命”，乃至大武斗，杀人放火，草管人命，破坏生产，这一切都是因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而产生的，是他极力支持带来的大灾难。令人可悲、可恨的是，毛泽东和他的支持者林彪、“四人帮”等把这一系列罪孽标榜为最最“革命”的行动，使国家和民族都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劫难。这个惨痛的教训是中国人民是世世代代永远都不会忘记的。

　　毛泽东搞的这一套奴化教育和红色恐怖，随着他在1976年的死去和他的余党“四人帮”的覆灭，使文革寿终正寝，这些东西早已受到清算，人门也早就把它抛到九宵云外了。然而时至今日，却仍有人在重庆或全国其它一些地方大搞什么“唱红”，这显然是为中国人民所不齿的卑劣行径，是企图回到文革时代的复辟倒退之举。

　　本来，一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他（或她）喜欢唱什么歌，喜欢从事何种样的娛乐，那全是他（或她）应有的自由权利。不论是唱“红歌”，还是唱民歌，唱古典歌曲，唱外国歌曲，乃至港台歌曲或三、四十年代上海老歌中“糜糜之音”一类的歌曲，全凭他的个人爱好，是不容他人置喙的。就是一些文艺团体，如果他要组织什么“红歌”演唱会，只要有人願意花钱买票去观赏，别人也不会多加指责。但，如果是由政府出面花纳税人的钱去组织大规模的“唱红”，问题就大不一样了。

　　据称薄熙来、王立军在重庆全市组织“唱红”，读毛主席的书，开展“唱读讲传”活动，从大、中、小学生到机关干部，工人，农民，普通市民，人人都要“唱红”，都要“唱读讲传”，规定这是“政治任务”。各级都要组织上规模的红歌演唱会，并组织上千人的红歌演唱团进京演唱。真可以说是“规模宏大，盛况空前”，完全成了文革期间种种“红色”运动的翻版。

　　有学者指称重庆的“唱红”运动花去了大约2700亿元纳税人的钱，此一数字是否准确，只有重庆市财政部门出来说话才能证实了。不过那么多人参加的“唱红”，从场地、布景、道具、服装、交通、生活补贴……等等开支来看，肯定不会是一笔小的数字。单就组织大型“唱红”团进京演出，以及2011年薄熙来在洋人街模拟修建的一小段长城，并在此导演了一场3000人的“唱红”，再加上竖立毛泽东的巨幅雕像，吹捧薄熙来、王立军的巨型宣传牌，这个经费开支绝对会是一个惊人的特大数字则是无疑的。

　　不管从任何一方面来说，“唱红”都是绝不可取的，它不但浪费了纳税人的大量钱财，对国家和人民也毫无好处可言，实际上这是一种对国家和人民的胡乱折腾，是误国害民之举。君不见正是由于当今的“唱红”，进一步唤醒了社会上的暴力化，激化并推进了社会矛盾，成了呼唤毛泽东“杀富济贫”、大搞“阶级斗争”的翻版。那些大搞“唱红”的人，实际上是在为他们自己捞取晋升更髙官位、乃至成为毛泽东第二的政治资本。但，他们的这种企图和打算是彻底地失败了，因为他们对当今中国人民的觉醒是估量错了，他们的企图必然会彻底破灭。

二、“打黑”的实质仍是破坏法治的红色恐怖

　　在当今的中国社会，黒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已成了一大社会公害。一些不法商人为了获取暴利，往往组成了具有黑社会性质的组织，并千方百计在权力部门中寻找保护伞，形成了官黑勾结、官商勾结的各种垄断利益集团。他们欺行霸市，垄断资源和地方经济，开设赌场、妓院，走私贩私，偷税漏税，贩毒，设立地下黑色金融钱庄，放髙利贷盘剝，大洗黑钱，干出种种杀人越货的罪恶勾当。对此百姓们早就怨声载道，痛恨有加。对于此类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团伙，以及他们在权力部门中各种大大小小的保护伞，当然是应该依法严厉打击并坚决铲除的，这是中国广大民众共同一致的迫切要求与希望。

　　纵观重庆在2008年开始的“打黑”运动，不可否认的也确实打掉了不少具有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团伙，并铲除了他们的各种保护伞。据有关资料显示，仅在“打黒”开始的头三个星期，就破获各种刑事案件32771起，逮捕近万名涉案分子，仅涉黑人员就达1500多人，使看守所几乎爆满。同时在与重庆接壤的四川、湖南、贵州等省的周边地区突袭清剿黑枪，摧毁了4个地下“兵工厂”，10多个制枪窝点，并破积案1688起。在打击黑社会组织及它的保护伞中，有陈明亮、樊奇杭……等一批黑社会组织头目被捕，有原司法局长文強等五十多名警方人员和官员涉案被捕。到2010年底，惩办了黑恶团伙375个，判决231个，有57人被判死刑，其中35人死缓，文強等13人已被执行死刑。这个成绩不可谓不大，一时间确实得到了不少民众的好评，组织领导“打黑”的薄熙来、王立军也因此获得了巨大的“政绩”，被称为“打黑英雄”，使他们的内心充满了胜利者的奸笑。

　　打掉了一些黑恶犯罪团伙，惩处了一批罪犯，这当然是令百姓们髙兴的事。然而，人们质疑与异议的是这种不讲法治、大搞恐怖的运动式作法本身。就在薄熙来与王立军主导的“打黑”运动开始时，就有不少海内外学者指出，薄、王的所谓“打黑”并非是真正按法律程序的“打黑”，而是名符其实的“黑打”，与他们全力倡导的“唱红”运动一样，是在用文革的一套办法在搞恐怖运动，是在破坏法治，大搞人治，同样是在愚弄民众，是为了获取晋升更髙官位的政治资本而施展的看家本领，目的同样是卑劣的。据我的一位重庆朋友在电话中说，就他的所见所闻，薄、王搞的那一套完全是按文革时代不讲法治、搞运动式的恐怖行动，无法无天，乱抓乱捕，刑讯逼供，大搞株连，胁迫证人，迫害律师，钳制言论，成了名付其实的“黑打”。许多时候往往就凭薄、王的一句话，顶级民营企业家就被打成黑社会头子，资产全被沒收充公，实际上不知去向，变成了他们私人之财物，亿万富翁一夜之间就变成了阶下囚，制造了大量冤案。如李庄侓师被迫害冤案，重庆第二大私人企业家、拥有资产40亿元的俊峰集团董事长李俊被迫逃亡案都是最清楚的说明。姜维平等一批海内外许多学者对此已有大量的评论文章，一些知情者也掲露了大量的事实，足以充分说明重庆的“打黑”是不能令人称道的。限于本文的编幅，许多具体的事例在此不再重述。

三、发人深省的王、薄事件

　　如果说在薄熙来、王立军“唱红”、“打黑”开始之时人们还仅仅是质疑，提出不同议论的话；那么在他们获得“政绩”成为“打黑英雄”之后，随着他们内斗的加剧，王立军为躲避薄熙来的追杀而叛逃到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一事的突然出现，其后被中纪委调查，薄熙来也因此而被免职等一系列不寻常事件的出现，人们对薄、王“唱红”、“打黑”之事就更加一目了然了，他们的“英雄”称号迅即化为乌有，他们梦想的官位也成了泡影。回顾此中的一系列事件的发生过程，确是令人深思、发人深省的。

　　关于王、薄事件发生的前前后后，据近两月来国内外媒体的诸多报导，人们足可看清一切。如：

　　2月2日13时34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近日市委决定，王立军不再兼任市公安局长、党委书记，以副市长身份分管联系经济领域工作”。这一突如其来的消息顿时使人们不知所措，陷入到了种种秘不可测的暇想之中。

　　2月6日17时18分，重庆市政府新闻办公室官方微博又发布消息称，“昨日，副市长王立军到市教委、重庆师范大学调研时要求，全力打造人才髙地、教育髙地，为全市可持续发展提供有力支撑，他还提出了……六个方面促进教育发展的工作思路”。

　　任何人做梦都不曾想到，2月5日的王立军刚到市教委和髙校调研，并作出指示；2月6日下午此人即化装潜逃到成都进入美国总领馆企图要求政治避难……。正当这一消息在国外网上传播之时，2月8日11时06分，重庆官方却发布消息称：“据悉，王立军副市长因长期超负荷工作，精神髙度紧张，身体严重不适，经同意，现正在接受休假式的治疗”。这是以重庆市政府名义发出的最大谣言和谎言，对于如此这班的消息发布，顿时引发了人们的种种猜测与笑谈，许多所谓“谣言”的传播正是由此而引起的。

　　除网上的若干消息不迳而走外，最先官方公布这一消息的却是美国的国务院。2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纽兰的发言，公开证实了王立军以副市长的身份进入成都美国总领馆一事。

　　2月9日，新华网才在电讯中公开正式承认此事：“外交部发言人9日应询答问题时表示，重庆市副市长王立军于2月6日进入美国驻成都总领事馆，滞留一天后离开，有关部门正在进行调查”。

　　由于官方未能就此事件公布详情让民众知道，人们只能从网上获取消息了。从此时起，近一个多月来，关于王立军叛逃一事；关于薄熙来指派重庆市长黄奇帆带70辆警车包围美国驻成都总领馆，企图把王立军押解回重庆；关于王立军向成都美国总领馆提交薄熙来贪腐和巨大野心的材料；薄、王内斗的起因，王立军决心和薄熙来魚死网破……等等消息，在网上纷纷流传，真假难分，吸引了全世界人们的眼球，使人看不胜看，猜想联翩。对广大民众来说，这当然是情理中之亊，绝非什么“造谣”或“传谣”。

　　3月2日，新华网发布快讯称：“人大新闻发言人赵启正说，王立军正在接受有关部门调查，他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他已经请假不出席这次会议”。

　　3月5日，重庆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回应王立军事件，否认市长带70辆警车赴成都，并对网民和媒体对王立军一事的关注表示理解，但希望网民和媒体能夠更客观、理性地发声。

　　3月9日，全国人大会议期间重庆小组的讨论会上，薄熙来在回应媒体集体採访时強调，“不能因为王立军事件而否定重庆打黑，‘唱红打黑’这两点沒话说，我们还要坚持，重庆打黑是必要的”。并声称有人给重庆、给他和他的家人“泼脏水”，两次声言这是“一派胡言”。最后并对记者们说：“我们深信总书记会去访问重庆，而且看了后他会髙兴的。”摆出了一付傲慢与逼人的姿态。

　　3月14日，全国人大会议闭幕时，温家宝总理在记者召待会上三个多小时的谈话，贯穿反极左、反倒退、反对回到文革的理念，公开回应了王立军事件，并少有地甩出猛话;重庆需要反思,警告否定改革开放,文革有可能重来。并引用清末的清官林则徐的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以表示他将在最后一年的任职内，守职而不废，处义而不回，永远和人民在一起；将像一匹负轭的老马，不到最后一刻绝不松套，努力以新的成绩弥补工作上的缺憾，以得到人民的谅解和宽恕。这是一段令人赞赏的诚恳之忠言，人们拭目以待企望他的佳绩得以兑现。

　　3月15日，王立军、薄熙来均被中央解除在重庆的一切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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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对上述这一切的简要回顾，人们对于在此之前有关王立军、薄熙来的种种传言和议论似可得到证实了。虽然这些只是网上的东西，有的也并未经官方证实，是小道消息之类的。但，许多时候往往小道消息多是真实的。邓小平先生自己早就说过，“小道消息是对沒有民主政治的惩罚”。这是对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显然是有道理的。

　　网上早就有消息说，王立军、薄熙来在辽宁工作时就不是什么好东西。王立军在铁嶺工作时的铁哥们因腐败和涉黑受到査处，王立军是脫不了关系的。至于薄熙来，早在文革开始之时他就是暴力红卫兵的联动份子，打、砸、抢无所不为，连他父親薄一波因被毛泽东定为叛徒集团首要份子而被他带上造反的红卫兵打伤，完全是吃狼奶长大的一代。如果说那时因他还年轻不明世事而可以不究的话，那么在他后来凭他的红色贵族家庭及关系爬上官位以后的一系列所为，就不能令人容忍了。其中以姜维平对薄熙来问题的掲露和评论文章是最为令人信服的。

　　姜维平本是香港《文汇报》驻东北的一名记者，因在香港发表匿名文章披露薄熙来的腐败被薄查出，姜于2000年12月4日被薄派人秘密绑架，秘密关押在旅顺一个海军基地死囚地牢中长达45天，双腿膝盖被冻坏，薄企图整死他。后经大连官场内部走漏消息，姜的下落曝光，消息传到海外，薄才把他移送到监狱。后罗织非法向境外提供国家机密和非法持有国家机密两罪判刑9年，因海外舆论压力大，二审改判六年，2006年初刑满出狱，得以到加拿大与家人团聚。

　　出狱后的姜维平可以说成了薄熙来的天敌，他写了大量的文章揭露和评论薄熙来，开始时人们对这些可说是将信将疑；但，经过后来重庆的一系列事件曝光后，人们才逐步地相信了。姜维平是一名记者，出于一个记者的正义感和良知，他对薄熙来问题的掲露和评论，绝不是出于个人的报复，而都是有事实根据和说理充分的。

　　姜维平揭露，薄熙来向来为人骄横霸道，大胆枉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早在大连市长任上和主政辽宁工作期间，就是个无法无天的军阀式政客。不但贪腐受贿，生活上腐化堕落，乱搞女人；更是公权私用，勾结黑社会，打击报复，排除异己，顺我者倡，逆我者亡，在他治下的地方完全成了一个独立王国。在重庆主政期间，更是打击异己，欺上瞒下，搞阴谋诡计，动用国家资源为自己的红途铺路……等等，只要人们认真读一读姜维平和其它学者、知情人写的大量文章就会一目了然的。等将来有一天王立军交给美国人的材料公布之时，到时就更会清楚明白。

　　本来就有问题的王立军和薄熙来两人，不但从未受到整肃，还一路髙升，个中原因是令人质疑的。特别是王立军的叛逃进入美国总领馆，企图依靠美国人来解决中国的事情，这是给中国人丢脸，更是给执政者们丢脸。王、薄事件中的许多问题确是值得深入总结和反省的。

四、文強之被判死和死前遗言值得深思

　　文強于1972年参加工作，1992年当上了重庆市公安局副局长，2008年官至重庆市司法局长。他在长期的公安工作中是曾有过不少政绩的，如1992年震惊全国的重庆警匪枪战，1994年中国第一盗案，2000年重庆抢刧运钞车案，特别是2000年9月19日晚擒获抢劫、杀人魔王张军一案，使文強声名远扬，成了公安战线的英雄是名不虛传的。然而，正是这样一位名声显赫的“英雄”，从他走上领导官位后，受贿、腐败、成为黑社会集团犯罪的保护伞就随之出现，而且愈益严重，终于在2009年8月落马，2010年4月13日以受贿罪（1211万元），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强奸罪等四项罪名判处死刑，沒收财产2285万元。2010年7月7日被执行死刑。

　　文強之被执行死刑，重庆市民燃放鞭炮一片欢呼，他当然是一个应该惩处的罪犯。但，比他受贿金额更为巨大的一些腐败官员沒有被判死刑，而文強却被判死，而且执行死刑的速度是如此之快，则是令不少人质疑的；特别是文強被处死后，网上有传闻说他在被判死刑和被执行死刑前留下的遗言，更是引发了人们的深思。以下是他的死前遗言（摘要）：

　　我知道我的事儿太多，我要是不死，很多人就永远睡不着觉。我其实可以把他们拉下水，陪我一起去死的。但那样我就得把我老婆、儿子一块儿赔上。……有几句话，在我走之前要讲清楚。

　　1、都说我贪污那么多钱，玩了那么多女人。这怪我，也不怪我。不管谁在我那个位置

　　上，都会贪汚那么多钱，玩那么多的女人，甚至更多。说我強奸，我那算強奸吗？我把人家奶头咬掉了吗（此言显然是针对网上传闻薄某人在辽宁时乱搞女人，把该女的奶头咬伤一事——引者註）？我不过按照游戏规则，做了点儿圈內人人都做的事儿。

　　2、如今一个干部要是不贪、不色，谁敢相信你、重用你？全国像我这样的干部不说有

　　好几百万，至少也有几十万吧。单单把我一个文强搞臭、杀掉，又能解决什么问题？

　　3、我充其量只是个公安局长，却能在重庆为所欲为，是谁给我的权力？我的上级都干

　　什么去了？又是谁，明明知道我做的那些事儿，却假装不知道？

　　4、我贪的钱，远不止那些。其余的都到哪去了！我是拿过人家的好处费，在我替人办

　　的事情中，有些是我自己办的，有些也得托别人办，托别人办事情不给钱行吗？那些拿过我的钱的人，和送钱给我的人，如今都在带领老百姓，参观我贪污的那些证据。

　　5、杀我，不过是封了我的口，这能封住贪汚腐败的源头吗？

　　6、现在的官员都坏，我不过是其中一员罢了。把我变成这个样子的是这个社会，这个

　　制度。

　　7、贪官的“忏悔书”看得多了，几乎是千篇一律，就好像都是从同一个“贪官培训班”

　　毕业出来的那样，什么“辜负了组织对我的信任呀”，什么“放松了学习”呀，什么“对不起人民”呀……

　　这样的文字在一些国内、外网站，特別是在“百度”搜索中几乎都能看到。且不论它是否是文強死前所遗之真言，还是某个好事者所杜撰，一般的人当然不得而知，只有王立军知道其真伪吧了。因为据王立军自己说，文強被处死前他曾与之多次谈话。据说文强死前曾对王立军说“我的今天就是你的明天”。这些是否都是真实的，也只有等王立军出来说话了。

　　不管这些是否都是文強死前之遗言，但，这些都是大实话，是当今社会现实的真实写照，都是值得人们深思的社会问题。

五、对当今中国社会变革的某些问题探讨

　　重庆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在中国不但有它的特殊性、典型性；更有它的普遍性和代表性，也可以说是当今中国现实社会存在问题的一个缩影。

　　面对当今社会各种矛盾和问题的严重存在，面对社会的不公、腐败和无能，普通民众都充满了怨恨而又极度的无奈；许多学者和有识之士都充滿了忧虑，呼吁进行社会变革。就是各级的一些官员，包括胡锦涛和温家宝在内的国家最髙领导人，他们都看到了这些存在的矛盾和问题，都极力主张为民谋利和社会的变革。如胡锦涛主席当政以来曾多次谈到“反腐倡廉”，強调“民主”和“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求”，“构建和谐社会”……等等親民之言。温家宝总理也多次谈到“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多次声言“不但要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更要进行政治体制的改革”，要“彻底清除封建余毒和文革的遗毒”；特别是在今年3月26日国务院的一次廉政工作会议上讲话时指出，“执政党最大危险是腐败，这个问题解决不好，政权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这些一系列正确之忠言和用心良苦的警告，绝非危言耸听，是值得各级执政者和全国人认真领会和努力贯彻执行的。

　　然而这些正确和行之有效之言却每每会遭到一些人的抵制甚至批判，他们企图利用封建余毒这一套影响来回归文革时代，恢复毛泽东大搞“阶级斗争”和独裁专制那一套。连“人权”和“民主”的“普世价值”都有人要批判，并在经济改革、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中设置种种障碍，想方设法来维护权贵官僚既得利益集团的权益，可见这个改革的阻力是多么地顽固与強大啊！

　　但，时代和历史总是向前发展的，当今的世界潮流是宪政民主的时代。历史的实践已经证明，“马、恩、列、斯、毛”的理论和它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那一套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被证明是错了的，苏联和整个东欧共产制度度的垮台就是最好的说明，20世纪共产暴政给世界人类带来的灾难是永远不应遗忘的。那些至今仍在标榜“共产制度”的少数几个国家，其原来的“共产主义”性质也早已改变，成了政治上的封建法西斯专制，经济上的权贵官僚垄断利益集团，与马克思、恩格思原来的“共产主义”宗旨相差竟是天壤之别。现在还有谁会相信这一套呢？恐怕连那些至今仍在髙喊“共产主义”的人，连他们自己未必还在相信，只不过是为了维护他们的既得权益仍然需要继续愚弄和欺骗民众罢了。

　　面对当今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只有进行彻底的社会变革，这个社会才能不断进步。而社会变革首先要进行的就是政治体制改革，也就是要与世界接轨，实行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这是当今世界的主流，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世界潮流。

　　中国的一些主要领导人看到了这些，并发表了许多至理名言。中国的许多学者（包括海外华人学者）对政治体制改革问题都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主张和理论性的探讨，如已故的老党员、老学者谢韬先生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宪政学者张博树先生的宪政改革主张；更有近年来周有光、茅于轼、辛子陵、铁流、杜光、陈永苗、贺卫方……等等一大批学者关于经济和政治改革的建设性意见，都得到了国人的广泛认同与支持，影响是十分广泛而深远的。

　　就是现时的一些公务员、特别是广大普通的底层民众，他们要求政治体制改革的呼声更是十分強烈的。笔者生活在基层，不论是在京城，在别的一些城镇，在农村，所到之处，所接触到的或是听到的，无论是公务员，在职或离退休的干部职工，还是商人，学生，农民工，农民……等等，几乎没有人不对这个社会现实充满怨言和迫切要求改革的。

　　重庆王、薄事件的出现和他们的被查处、免职，宣告了所谓“重庆模式”和它的“唱红打黒”、企图回归文革阴谋的破产，更是给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提供了大好时机，我们一定不要错过了这样的大好时机。过往历史上的许多事情我们姑且不论，就从1949年以来，中国人民就有过数次政治体制改革的极好机会，如1949年推翻国民党的独裁专制政权，那是建立宪政民主政治制度的极好机会，但，却被毛泽东更为独裁专制的封建法西斯政权所取代了，使中国人民陷入到了更为苦难的深渊之中。又如1975年的“四五”天安门运动，是一次广大民众的民主觉醒，否定文革，推翻毛式独裁的好机会，又被毛泽东指挥下的“四人帮”出动公安及首都民兵师镇压下去了。到了1986年的学潮，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的北京天安门民主运动，又被邓小平支持的僵化派、保守派李鹏、王震等人调动军队给屠杀镇压下去了，支持民主改革的共产党领导人胡耀邦、赵紫阳先后被他们用政变的方式搞下台。这几次极好的机会由于诸多原因，中国人都沒有抓住，使之付出了血与生命的沉重代价，这个经验教训是永远值得认真总结和吸取的。

　　当今我们要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就是要建立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这就要搞“三权分立”，开放党禁、报禁，真正兑现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实行政治民主化，经济市场化，军队国家化，祛除人治，让司法真正独立，让公民用选票来决定各级干部的人选。惟有做到这些，才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政治体制改革，否则喊得再多再响，都会是一句空话。

　　介于当今中国的国情特点及现实状况，上述的政治体制改革笔者认为可以分做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共产党继续执政，但必须要先实行党内民主，彻底祛除毛泽东、邓小平那种指定接班人、甚至隔代指定接班人的做法，由全体共产党员用民主选举的办法来决定党的各级领导人选。现时党的各级领导人选仍然沿袭了毛泽东那一套，都是由上一级指定的，再用黑箱操作，愚弄广大党员搞所谓的“选举”，那完是虛假的。这些被指定的领导人，他们有绝对的权力，这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君不见那些一批批倒台、受到法律惩处的各级党的领导人，从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市委书记，县委书记，乃至乡、镇、村级党的领导人，以及各行业、各部门党的领导人，都是由于失去了制约的权力而使他们买官卖官、贪污受贿、腐化堕落的。那些尚未暴露仍在台上胡作非为的官员还有多少，恐怕绝对会是一个更大的惊人数字。这都是由于政治上的不民主和黑箱操作，即政治弊端所造成的。

　　政治体制改革的第二步，那当然是开放党禁，由多党竞争执政，像世界上许多民主国家和我国的台湾地区一样，由公民完全用选票来决定国家领导人的人选，使这些领导人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而不再是什么中国人民梦想的“清官”，更不是共产专制下的救世主。这一步在中国迟早总是要走的，而迟走不如早走好，那些大喊“六不搞”的歪理邪说应该把它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里去。

　　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当然会遇到许多问题，应该由全体公民讨论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人们切不可操之过急，要和平、理性地耐心等待。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之事终究会胜利实现的。

结束语

　　在当前政治体制改革的大好时机中，我们不但要抓住这一有利时机，更要注意彻底清除封建余毒和文革遗毒的影响。在这一过程中，最重要的是要彻底清算毛泽东的一系列罪行，彻底批透批臭他的一系列歪理邪说，使他的腐尸出堂，头像下墙。惟有这样，中国的一切问题才能迎刃而解。如果不能做到这些，我敢说中国的一切都是永远不可能根本改变的。

　　这些都是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利益的头等大事，是值得所有中国人认真思考的大问题。中国是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国，不是哪一党、哪一派的中国。当前的中国要避免各派系争权夺利之內斗，不同的意见完全可以公开讨论，一切要依法行事来解决。对于那些贪腐分子和野心夺权的人，当然要依法惩处，但要避免以人划线，大搞清洗、株连；也不要搞什么“表忠”、“效忠”之类的形式主义那一套，这些都是过去毛时代独裁专制的一套作法，今天应该彻底把它清除了。

　　军队和武警的职责就是保卫祖国，维护国家的和平安宁，绝不能听哪一派或哪一个人的指挥，绝不能介入内部不同意见之争；就是对现实不满的广大民众更要避免出现暴力，那是解决不了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自古以来靠暴力从来就没有真正解决过问题的，包括历代以来的所谓“农民起义”，那都是以暴力一个流氓集团推翻另一个流氓集团，对国家和民族毫无好处可言，这个经验教训是永远要牢记的。当今惟有和平、理性的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才有好处。

　　勤劳朴实的中国人啊！是该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了，掌握好自己的命运，不靠神仙皇帝，不靠哪一个自封的“救世主”，而是全靠我们自己，靠我们用和平、理性的抗争，努力学习西方先进的宪政民主，力争与世界民主潮流接轨，一个真正宪政民主的政治制度才能在中国出现。

　　作于2012年4月上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