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政改，路在何方？！
——读《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有感

晓明（北京）

引言

　　《炎黄春秋》杂志2012年第五期发表了《上下互动，促进政治体制改革》一文，这是该刊就“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特意组织的一次座谈讨论会发言纪要。此次讨论会邀請了部分离退休老党员、老干部、作家、学者李锐、何方、袁鹰、、钱理群、胡德华、陆德、蒋彦永、律师江平……，以及该刊领导、编辑人员杜导正、吴思、杨继绳、杜明明……等二十多人，于4月5日举行的。

　　《炎黄春秋》在中国是一份向以敢言著称，以史为主的综合性纪实月刊，它那“实事求是、秉筆直书、以史为鉴、与时俱进”的办刊宗旨，赢得了海内外广大读者的信任和喜爱。该刊在读者中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筆者也向来喜欢读这份刊物。象李锐、何方、吴思、江平、杜导正、杨继绳……等等许多人的文章筆者早就多次拜读过，并深受教益和啓迪。

　　政改是当今中国社会面临的一个最重大的问题，从最髙执政者到平民百姓，无不都在关注着这一问题。《炎黄春秋》杂志可以说是立志为国为民，一马当先组织政改问题的讨论会，是颇受国人称赞的爱国之举。此次座谈会就“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与途径”，“如何防止‘文革’悲剧重演”，“落实宪法，扩大言论自由”等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了广泛的发言。所有与会者们的发言都是十分诚恳的爱国救党之言，深刻地反映了当前中国社会的客观现实，表达了全体中国公民的心声，是十分难能可贵之善意忠言。任何人读了这些，都会不约而同地在思想上产生共鸣，并由此而引发诸多的联想。
　

一、爱国救党之忠言

　　如果把此次座谈会与会者们的发言进行概括、归纳，其主要论点是：

　　1、我们党实际上是一个农民党，是靠造反起家的。造反就是无法无天，于是形成一种強大的惯性；毛泽东是一个农民领袖，党继承了毛泽东的传统，一个人说了算……。

　　纷碎“四人帮”后，我们党做出了《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行改革开放。但“文革”错误的遗毒和封建的影响并沒有完全清除。随着经济的发展，又产生了分配不公、诚信缺失、贪污腐败等问题……。温总理在3月26日国务院会议上尖锐地指出：“执政党最大的危險就是腐败。反腐不成功，政权的性质就可能改变，就会人亡政息。”

　　2、政治体制改革首先要大步推进党内民主，这就必须要完善选举制度，实行党政分开，从中央到地方党组织，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许可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各级党委不得干预司法，……应当尽快废止各级党组织的政法委。党内不同意见可以公开表达，党员有权公开批评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政策。党的领导人离职以后，应当停止他在职时的特殊待遇。废止领导干部在党、政、人大、政协四大机构轮流互相转任的现象。

　　3、“文革”的发生有一个要素，是党权和政权髙度合一。……党政必须分开，党政不分有四大弊端：一是严重影响选举制度，因为党政权力不分根本沒有民选，人大选举出来的多是假的；二是严重妨碍了法治，我国现在不是真正的法治，而是党治，以党治国；三是很多情况下会影响权力的透明度；四是责任不清。

　　4、对政治体制改革，老百姓应当有话语权，……现在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权力和资本结合在一起，还说我们中国经济一枝独秀。但是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是我们的资源被掠夺，环境被破坏，还有我们的低工资，造成了贫富悬殊。再不改，真的来不及了。

　　5、对重庆事件要看重的是他的本质，他不但是个违法乱纪的案件，还涉及我国要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他的实质、理念、政策和措施，基本是“文革”的东西，是毛泽东晩年专制，滥用权力，无法无天，随便侵犯和剥夺人权的路子。是要不要坚持十一屆三中全会后的市场经济和民主法制道路的问题。……有一个老同志曾经建议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改成文革博物馆，这个建议是正确的。

　　6、腐败和特权的根夲原因是权力缺乏制衡。孟德斯鸠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权力制衡有不同的层次，不同的深度，到底能走到哪一步，不是寄希望某一个领导人是不是有魄力，是不是有胆识，而是看当时的社会合力。党的领导人是在社会合力的作用下行动，不仅仅是他应该做什么，还要看他能夠做什么。

　　……中国的出路还是宪政民主。我们要多发出宪政民主的呼声，尽可能把社会合力指向宪政民主。

　　7、当前，国内各种矛盾比较复杂，……在这个大环境下，首都政治思想界很活跃，各种形式的座谈会都在強调政改紧迫性的问题，而上周有的媒体却发表评论，提出所谓稳中求进，其实就是维稳、维稳髙于一切，把其他的声音叫做噪音、杂音，代表的是那部分不太同意政治体制改革的人。……这些人当中，有的属于既得利益集团是故意的，也有些人虽然知道要改但又怕担心有风险。不赞成政改的言论，实际上是想击鼓传花，把难题传给下一任，这是不负责任的。

　　8、要讲民主，首先一个基本要求就是言论自由。放开言论自由比起讲政治体制改革要直接。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全世界民主化潮流那么強劲，而我们这里到现在还实行不了言论自由？……強调言论自由，这是民主政治的起码的、基本的要求。

　　现在有人否认普世价值。人类文明的东西具有普世价值，我国宪法实际上承认了普世价值。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自由。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毛泽东把言论平等置换成少数人专享的权力。他说，我国只准有无产阶级自由，不准有资产阶级自由；把资产阶级置换成用思想标准划分；确立言论上也搞下级服从上级，地方服从中央。经过这三个层面的置换以后，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有言论出版自由。

　　9、当下中国有三大民间运动，第一个运动是维权运动，第二个运动是网络的运动，第三个是民间社会组织，这三大运动其实是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现在我们要确切搞清楚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的动力，我们对动力采取什么态度，如何看待它，这是对执政党非常尖锐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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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会者们的发言当然还有许多，在此筆者只是摘其最主要之点与各位分享罢了。

　　筆者非常赞同座谈会上各位的发言，如果能切实按照这些宝贵之言行事，中国的政改就会顺利地进行，中国就会早日走上宪政民主之路，这是不言而喻的事。
　

二、中国政改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纵观与会者们的发言，筆者当然是为他们正确之言而髙兴，十分赞同他们意见；但也深感似有某些补充之必要，願在此提出来与各位商榷，不当之处，敬请批评教正。

　　筆者以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之根本问题就在于袪除一党专制，由多党竞争执政，给公民用选票来决定各级官员的人选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所在。只有把这一问题解决好，其他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这是一个非常清楚明白的问题。远的我们姑且不论，只要回顾一下中共成立以来的中国现代历史，问题自会一目了然的。

　　就从上世纪抗日战争开始的事来说吧，那时正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抵御外敌入侵的非常时期。由于国民党的独裁专制，国民党领导人蒋介石就是一个独裁者，他实行的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三一”式统治，钳制言论，不给公民的民主和自由。而那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所谓“共产主义革命事业”和人民的“翻身求解放”，而反对蒋介石的独裁专制，许多共产党人为此而投身于毛的共产革命运动中，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为共产党夺权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像小说《红岩》中所塑造的共产党员英雄许云峰、江雪琴、成刚……等等许多英雄人物，他们的英雄事迹确是可歌可泣的。这样的英雄人物在毛泽东领导的共产革命运动中那是数不胜数的……。

　　那时包括毛泽东在内的许多共产党领导人和他们领导下的《解放日报》、《新华日报》这样的媒体，曾发表过大量的讲话和文章来批判蒋介石和他领导的国民党所搞的独裁专制，要求取消一党专制，实行军队国家化，实现宪政民主，给人民以民主和自由的权利。这些当然是正确的，自然会深得国人的爱戴与拥护。

　　早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末就有一位好事者、南方报系的一名记者笑蜀先生，他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把当年共产党领导人的许多讲话和《解放日报》、《新华日报》发表过的许多文章汇编成册，1999年汕头大学出版社予以出版，书名为：《历史的先声——半个世纪前的庄严承诺》。打开这本书，细读那些讲话和文章，真可以说是字字如箭，句句如刀，干净利落地把“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蒋介石国民党独裁政权的本质解剖得淋漓尽致，让人一目了然地看清了他的本质。

　　在本书的头一页上，首先引入人们眼帘的是毛泽东1944年6月12日的答中外记者团讲话，毛泽东大言不惭地髙喊：“中国的缺点就是缺乏民主，应在所有领域贯彻民主”。其他的所有讲话和文章，尽是令人震奋而心跳加速的字眼。如：“一切光荣归于民主”，“沒有民主一切只是粉饰”，“民主的才是合法的”，“新闻自由——民主的基础”，“人民文化水平低就不能实行民主吗？”“人民真有发言权的国家才是真民国”，“一党独裁，遍地是灾”，“结束一党治国才有民主可言”……

　　看到这些，任何人都会自然地感到，这是怎样一个令人由衷热爱的党阿！这是怎样一项令人为之奋斗终身、并不惜献出生命的伟大而光荣的事业啊！

　　正是由于这些，毛泽东才最终赢得胜利，夺取了政权，使他成了当然的最髙掌权者。

　　但，毛泽东夺权成功建立新政后，这些承诺不但丝毫沒有兑现，反倒成了一个比蒋介石更为独裁专制的政权。从毛时代走过来的人，都親眼看到了毛的独裁与残暴。从1949年开始，昔日的民主之声尤在耳际，《共同纲领》的墨迹未干，马上就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湾，要把前朝官吏和国民党的残渣余孽斩尽杀绝。从清匪反霸，土改斗地主，三反五反，社会主义思想改造，肃反，农业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大炼钢铁，反右倾、反瞒产，大饥荒，四清，文革……等等一系列的大灾难，把神州大地搞的哀鸿遍野，无数的家庭家破人亡，约有近亿的人不是被批被斗，投入监狱，就是被迫害至死，被非法杀害，被活活饿死；就是没有被批、被关、被迫害致死或被杀害的广大民众，也都成了毛时代的奴隶，连基本的人权都得不到保障，更别奢望什么民主和自由这些人类普世价值了。毛时代可以说是中国有史以来最为惨痛的悲惨时代，这些历历在目的历史事实是任何人也无法否定的。

　　长期以来中国的宣传工具都把毛泽东称之为“人民的大救星”，这是不顾历史事实的欺骗宣传，是愚民教育。实际上毛泽东是中国人民的大灾星，他害苦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老作家铁流先生说得好，“毛泽东对国家和人民只有罪恶，而无任何功劳可言。如果硬要说他有功，只能是对共产党夺取政权而言。但在中共夺得政权后，很快成为毛泽东压迫人民、嗜杀生命、掠夺财富和反人道、反人性、反人权的封建法西斯专政工具”。筆者非常赞同铁流先生之言，毛泽东确是一颗在中国上千年才出的大灾星。

　　现在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回头望去，毛当政的时代，那真是一片苍茫和血腥，滿腹心酸和无奈。早年那些历史的“先声”，竟然成了名副其实的历史的“玩笑”，并且这种“玩笑”还在一本正经地开下去！这些“承诺”是真理、还是谎言？人民是清楚明白的。事实说明，当年的毛泽东就是为了实现他自己的“一个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这样一个独裁政权而撒下的弥天大谎。回过头来细想，当年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先烈们，还有什么可值得纪念的意义么？

　　1976年9月毛泽东死后，新的执政者们粉碎了毛的余党江靑等“四人帮”，使文革寿终正寝，从而开创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紧接着平反冤假错案，否定阶级斗争，改掉了毛的社会主义，经济上实行改革开放，使经济建设迅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人民可以吃饱饭不再受饥挨饿了，政治上也有了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这真是中国人民盼望已久的福音开始了。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关于党和国家领导体制改革的讲话，已经政治局通过，这意味着中国的政改行将开始；但到1981年出现了一些民间刊物，它的言论威胁到了党的专政，邓小平马上转变了态度，使政改未曾开始即胎死腹中。到了1986年初，邓小平和胡耀邦、赵紫阳等领导者们再次认真地研讨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然而由于当年冬天出现的学潮，特别是1989年春夏之交发生在北京的那场爱国民主运动，邓小平再次挥舞镇压之权的大棒，把爱国的民主运动镇压下去，并进行血腥屠杀，使政改再次流产。

　　从新世纪开始以来，中国的最髙执政者如胡锦涛、温家宝等一些人，又多次提到了中国必须政改的问题，指出不政改死路一条。筆者认为，这绝不是蛊惑人心的危言耸听，而是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社会存在的诸多不可调和的矛盾与问题而得出的正确结论。

　　历史清楚地说明，毛的一切暴政根子就在于一党专制的独裁政治体制。只有改变这种体制——彻底铲除它，才是政改的正确之路。这是为世界上所有实现了宪政民主的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早已证实了的事。我们必须认真学习和借鉴它才是正道，捨此任何所谓的“政改”不是空谈就是骗人的把戏。
　

三、中国的政改可以分为两步来走

　　中国的政治体制必须改革，这是必然的、毫无疑义的。但，如何在中国实行政改，却是一个值得中国人认真探讨的问题。筆者以为，结合中国的国情和现实的实际情况，中国的政改似可分为两步来走：

　　第一步，进行低阶的政改。此次《炎黄春秋》组织的讨论会各位与会者们的发言，实际上就是低阶政改的主要内容及所要达到的目标。在低阶政改期，仍由共产党一党继续执政，但，必须按《炎黄春秋》组织的讨论会上与会者们发言中所提的意见去做。限于篇幅，筆者在此无须重述。如能切实按这些意见行事，就是中国政改的真正开始，也是中国人民长期以来的希望所在。

　　低阶的政改，由共产党一党继续执政，作为过渡期，这一步大约10至15年即可完成。

　　第二步，髙阶的政改。这一步就是要彻底袪除一党专制，由多党竞争轮流执政。这一步在中国始终是要走的，迟走不如早走好。

　　髙阶政改所要达到的目标当然是比低阶政改的目标更髙了，在实现低阶政改后，髙阶政改的主要之点就是去掉一党专制，实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所有各级政权的官员均由公民用选票来决定。

　　早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年的共产党在组织中国人民起来革命，反对蒋介石国民党的独裁政权时，所提出的口号就是反对一党专制，主张军队国家化，开放言论，给人民以真正的自由和民主。这样的口号在今天不但没有过时，反倒更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这是今天的人们应该深深牢记的。

　　其实推翻了蒋介石的国民党独裁政权，建立了人民的政权，共产党的光荣使命就已经完成，现在应该还政于民了。要彻底去掉中国几千年来那种“打江山、坐江山”的农民造反者的陈旧漏习，要由公民用选票来决定国家各级政权官员的人选，才是符合世界现代宪政民主的潮流。

　　中国历代改朝换代的领袖人物和将领们（包括历代的农民起义领袖），在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后，“打江山坐江山”这是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传统之一；毛泽东等人既是农民造反的领导者，一旦夺得了政权，他们这些人便是当然的最髙掌权者，这在开始的一段时间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就是到了他的第二代，这些老革命们也仍然有执掌最髙权力的资格，因为江山是他们打下来的，岂能让别人来占据到手的髙位。然而从第三代开始，有资格的老革命大都已经作古，在这种情况下谁还有这个资格来作当然的最髙领袖呢？大家都彼此彼此，有能力执掌权力的大有人在，何须要指定谁来执掌最髙权力作当然的领袖呢？那显然是不合理的，是独裁专制不民主的表现。惟有通过竟争，经过民选才是合理的、切实可行的办法。

　　共产党是一个大党，他有八千多万党员，有长期正反两方面的执政经验，多党竞争轮流执政，共产党仍然有望在竞选中获得胜利而执政，但这与一党独裁专制显然是不同性质的两回事了。

　　现代民主体制体现着民主、自由、人权、法制等正义的原则，实行的是言论自由、多党竟争、权力制衡、定期选举等等政治规则，这是世界人类的共同追求，中国人民当然有权利追求和享受这些。

　　在中国，无论是低阶政改还是髙阶政改，都应该是理性的、和平的进行。要拒绝暴力，中国几千年来的改朝换代不是宫廷内互相残杀政变、就是农民暴力造反夺权，事实清楚地证明，那都是一个独裁暴力集团推翻另一个独裁暴力集团，与平民百姓都是毫无好处可言的。

　　当今中国社会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实在是太多、太严重了，如社会的不公、不义，诚信缺失，道德滑坡，贫富悬殊，贪腐滋生蔓延，各种刑事犯罪居髙不下，假冒伪劣产品坑害人民，环境破坏到了无法容忍的地步，民众因权益受到侵害上访维权却屡屡受到打压而暴发群体性骚乱事件，冤假错案和以言治罪的事件时有发生……等等，这些问题的严重存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的和谐进步，这些都说明中国仍不是一个宪政民主的国家，必须要实行社会的变革，才有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这些社会存在的问题。而要做到这些，只有通过政改，实行和平演变，这是中国人民的迫切願望，更是中共的历史责任。如果我们用凤凰涅槃来比喻社会变迁的话，那么很显然历史摆在我们面前的选择，是中国社会的变革必须实行和平演变，还是要在烈火中涅槃？我们当然应该选择前者。中国要变，必须和平演变，这对国家和人民都更为有利。全体中国人民都应该起来为中国的和平演变而努力奋斗，有良知的共产党人必须勇敢地站出来推动中国的和平演变。惟有这样，中国的事才能办好。
　

结束语

　　中国的政改之路就是祛除一党专制，实现宪政民主，这已是所有中国人的共识。国家宪政是当今世界各国的普世价值，是人类的最大公约价值，也是中国政改所要追求的目标。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最优越的、最有生命力、最符合人类历史发展大潮的政治文明，就是宪政民主。中国自1911年推翻封建王朝建立共和以来，从孙中山时代开始的许多政治领袖们都声言要在中国实现民主共和，但从那时起直至现在，可以说都沒有真正实现这一目标。辛亥革命建立的是假共和；蒋介石扫除各地方军阀统一中国后沒有建立真共和，仍是一个独裁专制的政体；到毛泽东推翻蒋介石独裁政权后，所建立的却是一个比蒋介石更为独裁专制的政权。这些政治领袖们开始时都是大言不惭地髙喊“民主共和”，实际的结果却是独裁专制，而且是一个比一个更为不得人心。他们中有的是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心有佘余而力不从心（如孙中山等人）；有的则是为了个人的权欲和私利而欺骗蒙蔽国人（毛泽东就是最典型的）。这个历史的教训中国人是应该永远汲取的。

　　宪政以宪法为前提，法治为基石，民主政治为核心，人权保障为目的。宪政与民主是紧密相连的政治制度。宪政是通过实施宪法以保障公民权利，制约国家机构权力的制度；民主就是公共事务由选民及民选机构决定的制度。走上了宪政民主道路的国家，必定是经济发展的，文艺繁荣，人权有保障，人们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绝不会有以言获罪和強制拆迁、肆意打压、抓捕访民及异议人事的事件出现，人们能更好地实现自由全面发展。这是中国人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社会制度。

　　要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从上世纪初以来，已经喊了近百年，中国人也被欺骗了近百年。然而，骗人总是不会长久的，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之一——第16任总统林肯有一段至理名言：“你可以在某些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也可以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某些人，但你决不能在所有的时间里欺骗所有的人”。这段话用在当今的中国也是恰如其分的，现在的许多中国人已经觉醒，再用毛泽东那一套奴化宣传教育来愚弄中国人是行不通了，中国人要求实现宪政民主、建立真共和的浪潮势不可挡，任何企图阻挡历史前进的集团和势力，都会在这強大的浪潮中被冲垮。

　　无论中国的政改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中国人民终究会冲破一切阻力，吸取现在世界上所有实现宪政民主国家的宝贵经验，积极创造条件，完成中国的政改大业，实现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理想。

　　宪政民主的政治体制必定会在中国实现！

　　                                              作于2012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