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摧残人的秘密

乔新生（武汉）

　　《环球时报》发表社论“不应鼓励中学生走上冲突一线”，道出了中国教育的秘密。这个发生在四川什邡的群体性事件，无形之中放大了中学生的作用。《环球时报》捕捉到了社会情绪，因而在社论中毫不客气地批评了海外民主运动人士赞扬中学生走上冲突一线的言论。这篇社论认为中学生属于未成年人，他们的思想尚不够成熟，但是热情高，敏感度高，没有什么牵挂和社会压力，因而无所畏惧，爆发力和冲击力很强。他们没有明确的政治利益诉求，也没有稳定的理念，很容易被成年人推着走。或许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社论特别提到文化大革命，认为中学生的冲动和容易被利用，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了淋漓尽致的表现。

　　坦率地说，这篇社论充分反映了《环球时报》的人文情怀，是一篇难得的好文章。在当下中国这篇文章充分体现了中国人的责任意识和道德自觉，也充分反映了中国当前所面临的教育困境。

　　不过，历史就是如此的无情。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很快在互联网络上引起广泛的讨论。一些学者认为，这篇文章体现了人文关怀精神，但是，这篇文章深刻揭露了中国教育的本质。更有一些知名学者通过互联网络发表调侃讽刺的言论，认为这篇文章道出了执政者的秘密，如果按照这篇文章的逻辑，那么，执政者长期塑造的英雄人物可能都要被隐藏起来，中国应该解散“成年人利用为成年人实现政治目的”的少年先锋队和共青团。

　　这样的逻辑推论出乎人们的意料。当我们用现有的价值标准来衡量执政者长期灌输的价值理念时，我们就会发现自己陷入到进退两难的状态。如果我们允许未成年人参与革命，那么，就会背离现代文明的常识；可是，如果我们不允许未成年人参与革命，那么，执政者就必须重新改写历史。执政者可以用历史发展观念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也可以用特定时期革命环境为未成年人冲锋陷阵寻找借口，但是，我们无论寻找怎样的理由，都无法让未成年人慷慨地走上刑场成为革命的炮灰。因为从逻辑上来说，未成年人属于思想不成熟被利用的群体，当他们处在激烈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以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来捍卫某些价值观念的时候，所有的成年人都应该为之感到羞愧。

　　很多年以前，曾经有学者使用“政治童工”这个概念，辛辣的讽刺执政者所宣扬的革命历史。执政者的革命历史上的确有不少未成年人成为革命的牺牲品，这不是因为他们有着崇高的革命觉悟，而是阴差阳错，他们在思想不成熟的情况下成为了革命的马前卒。对待这些未成年人我们可以给予充分的同情，但是，按照所有成年人的逻辑，“他们的思想尚不够成熟”。

　　历史的记忆可以改写，但是，历史的事实却不容抹煞。笔者之所以讨论这样一个残酷的话题，原因就在于中国当前的教育仍然保留着残酷的革命教育。当未成年人背着书包走上学堂的时候，他们必须接受执政党的政治理念，接受执政党革命的历史洗礼。换句话说，现在的未成年人虽然不需要抛头颅洒热血，但是，他们必须接受执政党的革命理论，而这些革命理论无一例外包含着他们的前辈，也就是那些当年的未成年人革命的英雄事迹。

　　用黑色幽默来形容这样的教育理念，似乎显得有些过于轻佻，因为这样的教育不仅让未成年人从一开始就充分意识到革命的重要性，而且更主要的是，会让革命的观念贯彻到他们行为之中。因此，当《环球时报》反对把未成年人作为革命的工具或者革命马前卒的时候，人们才猛然地意识到，执政者长期以来所灌输的教育理念是多么的荒诞。换句话说，《环球时报》与其说是谴责那些走上街头的未成年人，不如说是在提醒执政者，中国执政党历史教育的内容应该彻底改写了。

　　当前中国教育在灌输执政党革命历史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在未成年人的内心深处种下了革命的种子。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之后，这样的教育就产生了戏剧化的效果——孩子们走出学校，面对那些权利受到损害的家长们，他们曾经接受的教育让他们奋不顾身地走上街头，以自己的英勇行为实践革命道理。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教育，它可以让未成年人在懵懂无知的情况下充当暴力分子。

　　《环球时报》社论给我们带来的最大收获就在于，让我们看到了中国教育方向性的错误。当执政党把自己的意识形态和革命历史当作教育重要内容，不断地培养革命者的时候，他们收获的就只能是“群体性事件”。这是教育的必然结果，也是革命的必然逻辑。

　　对于发生在四川什邡的这一事件，笔者不想做过多地评述，但是，对于未成年人走上街头，笔者却特别的敏感。这是一个十分荒诞的社会。它会让每一个人心口不一，它会让每一个未成年人从小接受人格分裂的教育。

　　“走出革命”不应该仅仅是执政者维护稳定的政治口号，而应该成为执政理念的题中应有之义。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人走上街头，以暴力抗争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政治诉求，这是因为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当执政者控制着绝大多数资源，并且能随时剥夺公民权利的时候，他们唯一能够采取的策略就是发动“群体性事件”。在这个过程中成年人既是所有未成年人的表率，同时又是未成年人的学生。因为未成年人正在接受着革命性的教育。如果说成年人走上街头是一种保护自身权利的本能反应，那么，未成年人走上街头只不过是将书本上的知识加以验证罢了。

　　我们不应该让未成年人成为“群体性事件”的牺牲品。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指出，在中国现有的教育体制下，不需要成年人动员，未成年人也会主动地走上街头，这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处于分裂状态，他们尚未成熟的思想已经被灌输了革命的道理。执政者的革命教育不仅让他们脆弱的心灵受到强烈的震撼，而且也让他们的内心深处处于一种激烈搏斗状态。当不惜一切代价的革命能够换来政权的时候，未成年人为什么不能亲身体验一下呢？

　　所以，笔者强烈建议中国的教育主管当局大幅度地减少有关革命的教育，让中国的青少年从入学的那一刻起就意识到“人之初，性本善”，让他们在一个充满温暖的环境中逐渐地形成健康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革命应该成为历史，革命的历史教育应该彻底废除。如果不能在未成年人的内心深处建立正确的思想坐标，让他们远离你死我活的革命残酷斗争，那么，即使执政者付出再大的代价，也很难保证青少年不会成为街头抗争的主体。

　　当然，以革命的方式取得政权，执政者的历史必然会变得十分尴尬。因为革命者永远害怕革命者，当新的革命者挺身而出走上街头的时候，昔日的革命者除了以暴力的方式镇压之外，不可能以逻辑的力量说服新的革命者。这就是革命的必然逻辑，也是当代中国所要面临的现实难题。

　　需要说明的是，革命心态仍然残留在绝大多数执政者的脑海深处，无论是暴力拆迁，还是在维护社会稳定的借口下采取的极端措施，都充分地说明执政者还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自己当成一个革命者。他们把那些反对现行政权的人看作是反革命分子，因而采取暴力的手段加以镇压。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思维方式，在革命的循环之中，社会不可能稳定，国家不可能发展，公民不可能妥协，执政者不可能巩固自己的真正根基。

　　四川什邡市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不仅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今政治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当今教育中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可以这样说，正是由于中国的教育不断灌输革命思想，因而才会让未成年人走上街头发动革命。中国教育需要改变的不仅仅是未成年人的观念，同时还需要改变成年人的观念。因为成年人是一面镜子，正是在成年人的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的熏陶下，未成年人才会做出不理智的举动。感谢《环球时报》提出了一个深刻的命题，只不过要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执政者反求诸己。中国的执政者能够明白革命的逻辑吗？

　　乔新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教授